贞操是男人自私贪婪的胜利无论你怎么吩咐，我都无条件地服从，像是听从上帝的命令。上帝是你的法，你是我的法。——夏娃在《失乐园》的台词世界上有多少男人都喜欢听这样的话啊！因为他们人性的深处有涤荡不尽的自私与专制，几千年的历史尽情地诉说了这一点，即使在人人要求平等、人人讲求理性的今天，它也难以摆脱。它是人性脸上天生的痣。明摆着。不用去考证，这赞美诗肯定是一个男人写的。它是男人的需要。贞操是男人自私贪婪的胜利，是对女人进行的心灵结扎术。刘达临：在古代，男子和妻子以外的女子发生性行为时，充其量只是“失德”，而女子要发生这样的事时，就是“失贞”。贞操观并不是人生来就有的，而是婚姻的产物。在群婚杂交的时代，是没有什么贞操的。直到偶婚制婚姻建立，男女性行为被限制在一男一女之间时，才有了与此相应的道德观与伦理观，这也就是贞操观的萌芽。从这一点上来看，贞操观是人类伦理观的巨大进步。它对于破除杂交，巩固一夫一妻制，使后代能够健康、正常地繁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一夫一妻制建立以后，特别是封建男权制度之下，贞操观就被进一步强化。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基督教的传入对贞操观念的树立有很大影响。到了奥古斯丁时期，贞操观进行了升化。奥古斯丁强调，一个人是否贞洁，与他有没有性行为无关，重要的是他内心有贞洁的观念；如果内心没有贞洁的观念，而把性看成一种肉欲，那么，她即使未被强奸，实际上已经失去了贞操。
这一观念后来深入人心。奥古斯丁强调的结果是，要人鄙视肉欲，鄙视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说到底一句话，要禁欲。徐兆寿：《周礼》上说“以仲春之月会男女，是月也，奔者不禁。”看样子，那时的风俗里对女子在性方面的活动还是比较宽松的。刘达临：是的，中国对女子的性控制与压迫大概是在秦汉以后加强的。秦始皇统一国家后，便巡视天下，所到之处不仅歌功颂德，还立下不少规矩。这些规矩大都刻在石头上，有几处便提及贞节。
其中会稽刻石最长：“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e诚。夫为寄j，杀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顾炎武认为，会稽在春秋时属越国，越王勾践为了迅速繁衍人口，鼓励男女多交，所以该地方性风尚比别的地方淫佚，始皇帝在这里刻石，大概还有警示的含义。徐兆寿：看起来不仅对女子有贞洁的要求，对男子也有。刘达临：是的，另外的几块石刻上也是不仅对女子有要求，对男子也同样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泰山刻石云：“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碣石门刻石云：“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但是，这只是一种规矩，这规矩里本身就有男女不平等的内容，因为在当时女子只是男子的私有财产而已。徐兆寿：从《东周列国志》和一些古籍上看，女子的贞洁观已经有了。如当时出妻的理由主要有七条，称为“七去”，其中和男尊女卑最反动也最直接的是寡妇班昭作的《女诫》七篇。“三从四德”就是从她开始倡导的。她认为，夫妻之好，应是终身不离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顺从丈夫，既使理曲也不能争，只有这样，女子才永远地被丈夫拥有。以女子的身份来劝戒女子，以女子的口来说出女子应有的道德，这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事件。班昭是中国第一个把全部中国妇女推向道德深渊的文人。刘达临：不过，没有班昭，也会有李昭、王昭来作那样的文章。
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唯尊孔儒以后，各种礼教与法规就应运而生，对女子的这些戒律还是建立在儒家观念基础上的。真正的祸首是董仲舒和儒家观念。自汉以后贞节观越演越烈，道德家简直就把它磨成一把利刃，可以借此杀人。十六国之一的前凉王张天赐，有宠妾阎氏和薛氏。
有一天张天赐重病卧床，自觉性命不长，对二宠妾说：“你们将何以报我？我死后，二人岂可再为他人妻！”二妾回答说：“你若不避讳谈死，妾请求殉死，供洒扫地下，誓无他志。”到张天赐病危时，二妾都自刎而死。后来，张天赐的病却好了。可见，那时女子的贞节观已经很强了。徐兆寿：这种贞节观的确很可笑，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张天赐没有和二位宠妾的对话，也没有对她们提出任何要求，在他死后二位宠妾若自杀，又该怎样理解？这种贞节似乎一直被后人称道。若从这个意义上讲，贞节本身是需要的，也是爱情的内在要求，但只是提法错了，因为即使在男女平等的今天，也有女的为男的殉死的，却不存在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和贞节的伦理在约束他们，只是两情相悦。这一直是人们对爱情的悲剧理想。唐朝著名的宰相房玄龄年轻时大病将死，他对妻子卢氏说：“你年少，不必守寡。”卢氏哭着到帷帐之中，挖出了自己的一只眼睛给房玄龄，表白决不再嫁。我想，这种贞节是出自其本心，并无被迫的意思。在古人来看，为道义而死，杀身成仁，都是很高尚的。这种贞节应该说是很高尚的。刘达临：从现在来看不能完全否定女性对性的严肃性，但是从整个历史来看，这是需要否定的，因为它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男权思想统治下的产物。它是出自一种男性需要，而不是女性自身的需要，说透了出自一种经济上的需要。
敦煌的性文化徐兆寿：唐时对女子的性自由好像宽松了很多，婚前性行为、婚外恋、离婚和再嫁的现象较为普遍。大历中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叹道：“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为他们完婚。唐代的传奇小说大多写的就是这样一类男女追求爱情、自由结合的故事。最可笑的是，唐人竟然把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也进行了改编，说织女丢下牛郎，夜夜到人间和情人私合。情人问她怎么敢丢下牛郎独自下凡，织女却说，关他何事？何况河汉相隔，他也不会知道。这个故事虽然纯属虚构，但却反映了当时唐人的性开放观念，甚至有点纵欲了。从今天发现的敦煌资料来看，当时女子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当时，敦煌的少女可以亲自选夫、问夫，直到满意为止。据文献记载，男女在结婚前还可以试婚，试婚时要签一份协议。在日常生活中，裸俗也颇为流行。从唐诗和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嫖猖狎妓之风盛行。唐朝的妓女之盛，对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有影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朝的文人可以说是最放达、豪迈了，“风流”和“才子”大概也是从那时连在一起的，并与情欲相关了。为什么那时会有这样一种相对自由的风气？刘达临：唐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其信心和力量都很充分，又实行对外开放，各方面政策都很宽松，对性及伦理方面也相对自由。其次，唐时的主要精力一是放在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二是开土拓疆，巩固广大的疆土，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较富裕，生活也比较稳定，享乐思想盛行。三是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结果。李唐皇族本身就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曾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混居生活，又发迹于北魏，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传统。另外，敦煌文化更多地来自西域，在和唐文化融合时便带上西域文化的色彩，所以敦煌的性文化显得非常特殊。徐兆寿：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讲，实际上还有三点是应该重视的，甚至说是重要因素。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文化的大融合带来的哲学上的兴起，使隋唐文化表现出开放的大气魄。放任旷达的魏晋遗风正是唐朝雄风的前奏，可以说，没有魏晋时期玄学对汉文化特别是对儒家文化的改造，没有民族大融合带来的异族情调，没有这种杂合，就不会有盛唐。二是李唐王朝在宗崇道家的时候，并没有像秦汉时那样“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仍然实行开放的政策，使各种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盛传于世，文化的杂交使唐文化散发出奇异的光芒。三是与李唐王朝广阔的胸襟有关。每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在建国初总是要重修伦理，教化民心，这就要实行一些严厉的政策；同时杀戮有功之臣，以此稳定朝野。在这方面，李世民是一个特例。也许这与他的出身和个人修养有关。历代开国皇帝不是农民起义起家，就是仇恨太多。秦始皇自幼生于赵国，童年的不幸是他残暴性格的原因；刘邦出身平民，朱元彰出身市井，早年的低微生活和后来的皇帝生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以他们内心不安，开始诛杀功臣；元朝和清朝的皇帝都是来自异域，民族间的仇恨一直使他们不安，因此实行很多严酷的政策对民众加以压制。只有李世民出身豪门，性格上较为宽容——虽然他也诛杀了兄弟，被迫父亲下台——这些正是他实行开放和宽松政策的个人原因。
唐代后世君主皆模仿太宗，这也正是整个唐朝强盛的一个原因。在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史学观和文化观下，个人的原因总是被忽视，实际上个人尤其是封建社会中的皇帝，其性格、修养和胸怀会影响一个时代，甚至整个王朝的命运。这三个方面从总体上讲，就是“宽容”二字。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宽容的文化背景，所以才有了对性的宽容。性在很大程度是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伦理。
“愚女政策”刘达临：也可以这样理解。但到了宋明之时，理学对女子的贞节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为学之道，对女子的贞节观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是“男女授受不亲”的隔离与疏远，二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轻死重节之道。徐兆寿：人欲，天所赋予，这本身就是天理，可是程朱理学竟然就能把这二者对立起来，天理何存？真不知道当时人们怎么会相信他们的道理！这与早期儒家的观念已经离得很远了，甚至说相互对立起来了。至于“男女授受不亲”这样无理的话他们也能想出来。刘达临：程朱理学的观念在宋时还只是一种观念，到明朝时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明朝是奖励贞节最有力的时代。什么没有了，或者说需要什么，社会就会强调什么，奖励什么。明太祖在洪武元年就下过一个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还大树牌坊，奖励贞节。徐兆寿：三十岁到五十岁，是一个妇女性生活最重要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