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涛是崇拜自然，亲和自然的。这一点几乎可说在他的全部诗文中都有据可查。朱苏进第一次比较认真而系统地阅读他的作品（《稀世之鸟》）时，就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将周涛称作“自然之子”，并认为周涛全部散文所展现的就是一个动人的形象——一个“自然之子的痴笑”。这个概括是精到、准确而传神的，尽管在朱苏进本人身上我们未能感受到更多的“亲和自然”的异秉（这和他的“军营文化摇篮”有关，我随后再谈）。但是一般来说，亲和自然确实是艺术家们比较共同的心理气质。这里不妨随便举两个作家为例。
沈从文特别醉心“人与自然的契合”，他和水就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他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因为，“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此后，“故事中我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背景。”——《柏子》、《丈夫》、《边城》、《长河》等等，或在溪边，或在河上，或在海滨，演出人物的悲欢离台。水的色调，几乎成了沈从文全部小说的基本色调。
又比如俄罗斯的康·巴乌斯托夫斯基，他在《金蔷薇》一书中就对语言与自然的内在关系极为重视——“我深信为了充分掌握俄罗斯语言，为了不失掉对这个语言的感情，不仅必须经常和普通的俄罗斯人交往，而且还要经常接触牧场和森林、湖水、多年的柳树、鸟儿的啁啾和每一朵在榛丛下微颤的小花。”他在俄罗斯中部草原度过一个夏天，“用感觉、味觉、嗅觉——重新认识了很多词儿……以前，这些词儿只引起一般贫弱的形象”，“这时候，从每…个词儿里你都能看到、感到你所说的东西，而不机械地单凭习惯说出它的声音来。”
道理勿须多说，人即来自自然，一切艺术皆源于自然。尤其中国农业文明长期养育于自然之中，加上老庄禅影响，历代文人无为于政治，沉溺于山水，从屈原、陶渊明、李白、王维、孟浩然一直到明清文人山水画，无不洋溢着原始或人化的自然风情，使文艺的生命与其说话泼于政治，还不如说璀灿于自然。周涛之爱大自然，是天性的伸张所致，也是中国文人传统的积淀使然。
同是奔趋于自然，但自然对于作家的魅力又各不相同。比如莫言，他似乎更多的是受到残酷社会现实的挤压而遁入自然，从自然中渴望得到的是一份温馨的母爱般的慰藉和宁静。而周涛不同，他亲和自然主要不是由于社会的迫力，似乎恰恰是由于自然本身的迫力——面对大西北的雄奇广漠苍凉险峻，极易使人生出一种渺小感，一种敬畏感，由于敬畏才更愿也更想去亲近它，贴近它的胸膛，从那里获得一种精神的力量和榜样。也就是说，大西北对周涛的魅惑，是威严强大的父性的魅惑。因此，他反感“游山玩水”的说法，认为那只是“把山和水当作精神意义上的妓女罢了。”甚至还别出心裁地认为“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里所流露出的戏狎的态度，有那么一些嫖客的口吻。”当然，他反感的是那种亵渎自然的态度（也包括现代文明对自然的侵蚀与异化）。他心中的自然是神圣的，是需要尊重乃至于顶礼膜拜的。所以，他庆幸自己能虔诚地及时谛听来自“世界屋顶”（昆仑山）的“神喻”，能恭恭敬敬地和披满银发的博格达雪峰“对话”。他不光为禽类中的王者——鹰的高贵的战斗精神发出由衷的赞美，为朱鹳这样的“稀世之鸟”濒临灭绝而感到深刻的悲伤；他也郑重地将猪称作“一匹”，亲切地对麦子道一声：“哦，亲爱的麦子”……对自然万物一视同仁的平等态度并没有降低他，他反而因自然的托举提高了境界，净化了灵魂，开启了神性——山在他眼中都成了有灵性的活物：“然后它慢慢地走动一会儿/在天亮前重新蹲好一个位置/山和山全都相似/挪换了地方谁也看不出。”周涛就这样溶入了自然，他的诗文也因此获得了自然的原色与魅力，他的诗文全部的恢宏和博大、质朴和精美都是属于自然本身的。
和大自然一样让周涛感到痴迷的还有历史（他曾在来信中称：我已三年不读报，两年不看文学，只读一些浅显的历史啦。人物传说啦……），其实是历史人物，或者干脆说是历史中的伟人、王者和英雄。他喜欢动辄大谈什么项羽啦、曹操啦、特别是“成吉思汗或努尔哈赤或多尔衮/这些有风声的带拐弯儿的名字”以及他们无敌的铁骑，和那些个能征惯“马背上夺天下”的骁勇的民族，都让周涛神往不已。这当然是一种强者崇拜或英雄情结。崇尚强者有两种情况，一是自觉弱小，渴望强大；二是自认强大，和强者引为同类，所谓“猩猩惜猩猩”。周涛当属后者。在周涛激昂的强者意识表达中，实际上又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几许悲凉气息。一方面为已成英雄的古人所悲，感叹“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英雄再风流，也“终于成了历史河面上的漩涡”。正是“前不见古人……念天地之悠悠”，“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这是一种对人生终极悲剧的深刻感知。二方面是为未成英雄的自己所悲。自认强者却不能叱咤风云建功立业，为世人和社会所认同。心雄万夫却无路请缨，真是“把拦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舞文弄墨恐怕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于此，周涛有一段真实的自自——“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多么理想的嗜好，当文人已经是纸上谈兵，很不怎么威风了。李白、辛弃疾、陆游都是没办法才写诗，雄才大略不能实现，统兵十万征服异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他们实现不了这种理想的深深遗憾，成了他们写诗的超群拔俗的力量。肯定，李白、辛弃疾有‘人杰’，意识，内心有一种‘舍我其谁’的不灭的呼喊”……
周涛的内心深处有没有这种“呼喊”？
像历代中国文人一样，他们在回归自然，啸傲江湖的同时，仍然无法忘情于安邦济世，淡泊于任途功名。狂放者如“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一旦知道天子真的要召见，不照样是“仰天大笑出门去”么？几干年来，他们终足在这出世与入世的两难之间游移、徘徊、奔突、撕扯，人格因此而分裂、而沉沦、而升华、而迸发出天才的光芒。
“人杰”意识的驱使，和世俗人生的诱惑，使得周涛强烈渴望积极人世。然而，亲和自然的天性，和追求高贵人格的理想，又总是跑出来顽强地抵御甚至扼杀他的人世渴望。应该说两个周涛都是真实的。真实的周涛终未人世太深，就在于他始终保持了一分真率，一分坦荡，一分对真善美的忠真不渝的捍卫，和一种不与世俗妥协或同流合污的遗世独立的姿态。他也许犹疑过、躁动过，但最终还是认定“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情”，决心要为自己守住一点什么。于是，他在想象中补偿现实中所失去的，在现实中为格守理想而付出代价。于是，他痴爱历史人物也就成了一种真正的“移情”——移情于纸上，移情于古代，在纸上和古代去缅怀英雄，仰望、模拟英雄。结果是他在方块字的王国里统兵十万，八面威风，杀伐征战，功名显赫。颇有深意的是，在这个纯粹文字的王国里，我们也仍然可以常常看到介乎于“出”、“入”之间的两个不同的周涛的影子：一个是面对世俗人生的周涛，强捍自信而恃才傲物，王者风度中夹着几许霸气，愤世嫉俗有时又难免牢骚太盛，有优越感也有表演欲；一个是面对自然天地的周涛，显得谦逊、平和而朴素，目光温驯而心地纯净，常常痴笑而行，恣情而歌，亲切可爱中还不乏几分天真……
归纳起来看，正是异域文化——自然——历史三个支点，撑开了周涛宏大的审美时空。首先，静穆而神秘的伊斯兰文明和奔放热烈的草原生活气息，带着一股原始的野性的强力，冲击和改组了他的文化构成，丰富和补充了中原文明的圆熟和精致。其次，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与差异保证了他始终有一个感觉新鲜敏于发现的独特视角，而视野的辽阔与幽深又使他站得高看得远，锻造了他的大胸怀、大襟抱，因此而笔力粗旷，气流恢宏。同时，自然风情与如烟世事又不断抵御和销蚀他的人世心理，帮助他一次一次从世俗中超拔出来，变得洒脱与豁达。再加上僻居一隅的“地偏心自远”的客观效应，也减少了浮躁与喧嚣的尘世干扰，有利于他沉入深度的孤独之中，从而保护了审荑眼光的纯洁与艺术感觉的锐利。周涛与好以“童年视角”关注“过去时”的莫言不同，与好用“第三只眼”洞察“现在时”的朱苏进也不同，他勿宁说是眺望着未来。他的诗情主要不是从对现实生活的追踪与把握中汲取，而恰恰是靠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对现实与历史作出超越时空的悟性思索，对人生和人的生存景况表达一种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在文化——自然——历史的三角高峰上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世界。
朱苏进：绝望中诞生欲飞
朱苏进的独异之处，既不在于像莫言那样先天地拥有一块丰沃的“地域文化”（广泛而言即农业文化）。也不在于像周涛那样后天地进行了一次远距离的“文化杂交”。换言之，朱苏进的特点也许不在“文化”，而在于他特出的禀赋和特出的身世遭际的遇合，在于从中孕育、强化和撞击出来的那种特出的个性与气质。或者说，朱苏进原本就是一颗强韧的种子，他之所以最终长成了一个强大的“自我”，主要并不由阳光、雨露和春风的滋养，而更在于他对生存环境的适应、挑战与抗争……具体说来，其中大致包括这样三个方面：
一是中级军官家庭的薰染在他幼小的心田早早地就郁结了一个“将军情结”的辉煌梦想；二是少年罹病住院的经历决定了他介入人生与艺术的特立独行的基本姿态；三是长期而扎实的炮兵生活体验为他提供了最初的现实主义文学世界和精神的牢靠支撑。
军人家庭的出身，对于朱苏进日后成为“正宗”的军旅文学作家，成为当代职业军人的代言者，决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就像农民之子莫言最终成为了农民的代盲人一样，这几乎是一种“前定”。我们当然不是“出身决定论”者，但无可否认的是，你的出身必然就包含了你全部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你的生存环境，甚至手你的人生道路……而这一切自然就构成了一个作家文学世界的基本母题、情调和景观。它首先表现为一种文化（更多的是“非典籍”意义）的浸淫与承传。也就是说，当莫言在高梁棵子里呼吸着那苦涩徽甘的薄荷气息的时候，当周涛在哈萨克帐逢时喝着马奶子酒的时候，朱苏进则是在绿色的军营和军人的包裹和呵护下聆听遥远的战斗故事，投入迷人的战争游戏，神往着威武的坦克、高昂的火炮、如箭的战鹰和激越的军号……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超前训练”，一种“军营文化”的陶冶与薰染。与此同时潜移默化的，还有一种军人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言谈举止、作派、风度和气质，等等。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种富于军人色彩的理想塑造，一种建功立业的价值取向的诱导，一种“上马击狂虏，下马草军书”的人生追求的定位。而且恰恰就在这个方面，中层军官的子弟（就像一般中产阶级的子弟一样）往往表现得特别富有行动和想象的活力——相比较下层而言，他们具有更良好的生存环境和人文教养以及由此培育出来的更健全的个人素质；相比较上层而言，他们又少了一分由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所腌泡出来的惰性和纨绔气。他们居于二者之间而又能兼取二者之长：一方面他们葆有了下层人们坚韧刻苦奋斗进取的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叉在与上层人们的接触中提高了眼界，开拓了胸襟，受到了一种更加辉煌的前景的昭示与激励。所以他们总是具有不甘“中游”争“上游”的勃勃雄心，他们“子继父业”的潜台词其实多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对于朱苏进，我们亦可大抵作如是观。在朱苏进那里，“子继父业”的情结是深重的，他不止一次地描写过父子两代兵的精形，比如《引而不发》中的西单石和西帆、《凝眸》中的古沉星和古朴、《炮群》中的苏子昂和苏副司令，等等。而且在这些父子兵中，尽管父辈多是功勋卓著的将军（只有西帆当了几十年参谋是个例外，他业务精通却没有机遇，西单石为，此耿耿于怀，颇有些忿忿不平之气），但“儿子”们其实更为出色，他们一个个人小心大，位卑志高（多是班长，也包括一些年轻的下级军官如袁瀚、孟中天、元荒等等）；他们以父辈为楷模和对手，志在超越；他们年纪轻轻就表现卓越，质量超众，鹤立鸡群。他们尤其有一点比父辈们更为清醒和自觉的就是，他们选择军旅生涯，既是选择了一种职业，也是选择了一种事业，这是一份执著的热爱，也是一种主动的人生设计——他们信奉的就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的信条。然而，时不我与，生不逢时，他们在和平无大战的年代里请缨无路报国无门，空有雄心壮志却不得施展。这是想当将军也能当将军而最终又难以成为将军的一代。朱苏进为他们扼腕咏叹，把笔吟唱，好梦难圆的“将军情结”在他笔下蕴积并释放。
当然，仅如此还远不足以解释朱苏进。因为这毕竟还是共性的东西，军人家庭出身的军旅作家也远不止一个朱苏进，朱苏进之所以成为朱苏进，自然还有更加个人化的因素——比如他少年罹病长期住院的一段经历。关于这一段经历，尽管朱苏进在几个小传中都是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可我却从来就格外重视它，因为根据一般作家传记批评和心理分析的经验来看，童少年的经历和病史对其终生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对于朱苏进来说，似乎尤其是这样。朱苏进自己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他几个虽然短到了极致的小传中也不忘将其“带上一笔”。在其中一个小传中他这样写道：“读小学至五年级，因病辍学，纠缠多年”。……寥寥十数个字中包涵了一段熏要的人生经验，它像一个闪烁其辞的谜语，愈加引起研究者解读的兴趣。我几乎在读朱苏进所有的作品时，都能从中嗅出一丝福尔马林的气息，感觉到一段遥远岁月的重重光影。我甚至早早地就自我判定，那一块生活已经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朱苏进介入人生和艺术的基本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