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复述，只是为了印证朱苏进以英雄之气质对孤独之酷爱。我想说得更多的是，朱苏进在这个孤独里创造了英雄，绝望中诞生了希望的故事中，倾泻了空前的激情，以至于这股激情的洪流开始挣脱理性的羁绊，第一次将朱苏进素来以扎实的现实主义生活描摹为基石的结构精致、匀称、严谨的小说框架冲击得摇摇欲坠！总体构架倾斜却空前大气，语言热力磅不薄却不免芜杂，生活实感的部分牺牲却换来了想象的巅峰状态，一句话，写实的传神让位于冥想的辉煌。至此，朱苏进的传统小说模式面临尖锐的挑战。这挑战并非来自技术因素，而是一种小说思路的根本选择：因为精神孤独者与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已经不可调和，你是放任孤独而高傲的灵魂去冥想的天国里作彻底自由的翱翔呢？还是恪守现实生活的准则，对它进行现实主义的规范和牵引，让它向着世俗的大地回归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这甚至主要还不是一个小说思路的选择问题，它也涉及到作家的人生态度问题，或者说它反映了作家本人的深刻的思想矛盾。处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朱苏进，面对这个两难选择表现出了游移、彷徨和一定程度的迷茫。——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可作为朱苏进职业军人的理想化身“苏子昂”，在一部长达20多万字的《炮群》中展演出来的全部的辉煌与黯淡都说明了这一点。孤标傲世而又清醒人世的棼子昂，自始至终都被坚执于高邈理想和认同子世俗现实的双重诱惑与追力撕扯得好痛苦，挤压得好痛苦。结果当然是理想受挫于现实，现实主义赢得了胜利。而作家最后匆匆安排的四满结局，实际上既是苏子昂对现实的妥协，也是作家对世俗的认同。《炮群》的矛盾之处也正是它的深度和缺陷所在，所以被我认定为“半部杰作”。
（三）
对于朱苏进而言，扎实深厚的军旅现实生活和独异高远的人生理想设计，二者几乎是同样的卓尔不群，它们之间的巨大矛盾和落差，就组成了一个双向同构的相反相成而富于艺术张力的小说“场”。多年来，他就在这矛盾场中惨淡经营精心结撰他的小说结构，作得很苦很累（基本上是一年—都中篇）也很精彩，几乎篇篇不同凡响；矛盾双方的“引而不发”造成了朱苏进小说特有的“紧张感”，富于力度和深度。（你想想《引而不发》《射天狼》、《第三只眼》、《凝眸》、《绝望中诞生》《欲飞》这些题目吧）但是，长期“引而不发”、“欲飞”不飞的状态也容易疲惫，矛盾着的双方总为对方所累：理想制约现实，现实压迫理想，谁也轻松不了。朱苏进试图就此开始缓和紧张状态，消解“矛盾结构”，一方面，放飞自己孤傲的灵魂，让它逃离现实，完全遁入冥想的蓝天；男一方面，松弛自己矜持的面孔，让它温和地正视现实，在世俗人生面前露出轻松亲切的微笑。
事实上，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朱苏进的小说的创作明显地向着理想与世俗的两极分化着，推进着。他创作于九十年代的第一部作品《金色叶片》（载《上海文学》91年3月号。《炮群》虽然成书于91年。但基率构想仍然属于八十年代束期完成），就不免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品的取材和切入角度（以警卫员和首长千金的情感纠葛来透视司令员及其子女的感情世界）在朱苏进的过往作品中甚为罕见，通篇不以“力”胜而以“情”长。“杀人如麻，战功累累”的司令员在垂暮之时，陷入对被自己当年所亲手扼死的东洋兵“小疙瘩”的一种惋惜、怀念甚至是歉疚的情绪纠缠之中难以自拔。战争反思的严峻主题，被缠绵的温馨平和的人情味所包笼、所化解、思想的锋芒钝化了，却变得亲切随和，反而更易于被接受了。循着此一“极”继续推进的是发表于九二年一期《花城》上的《咱俩谁是谁》。题目中就透着几分轻松、随便甚至是油滑，而且这种调子贯彻全篇，读来毫不费劲，亦可感受到作者在写它时的那份松快顺畅，左右逢源和得心应手的洒脱。三位上校军官虽然仍是“高质量”的，但并不为坚执于高远理而想牺牲现实享乐，恰恰相反，而是在旅途上在舞场中各逞其强尽显风流，雅俗并举自得其乐。不少人读完此篇都得出一句结论：朱苏进入俗了。
其实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而且还并不是最重要的方面。在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方面即“理想化”的一“极”上，朱苏进与此同时连续推出了《四千年前的闪击》和《祭奠星座》。不难看出，这两部作品比上述两部作品写得更认真也更费劲，但是也更不好读。这显然是与朱苏进将它们作为“通俗小说”来尝试的初衷大相径庭。情节并不一定导致通俗，这两部作品虽然情节离奇，但骨子里的孤傲却使它入俗不得。可这又确实是两个面貌新奇独特的小说，也可算得上是朱苏进的创造，我们姑且把它们认定为“战争幻想小说”。其中的背景、环境、情节、人物等等，都是超现实的，而唯有这种超现实的“载体”，才能承载朱苏进全部的审美理想的极致——它包括审美化地看待战争艺术、战争智慧、战争景观和战争手段；审美化地塑造集人格、理想、侠义、武功于一身的军人；并将这种军人推向为战争而战争、为对手而存在的纯粹的军人境界，就像《祭奠星座》中那支蓝星部队的圣歌所唱：“假如我击败了伟大敌手/胜利后不免忧愁/从此我满载荣誉却无敌手/哦，敌手，敌手。你是我的忧愁/没有你我分文不值”。……在这里，一切关于战争性质之类的现实的功利的种种羁绊统统被抖落个干净，朱苏进于冥想中放纵自己孤傲的灵魂去追索优美的极致。因此，“在写《祭奠星座》时，他就感到无限痛快。这痛快甚至拒绝与人共享。”（《天真声明》）也可以这么说，《战争自尊者》是朱苏进真正为自己写作的一部小说，是他压抑已久的关于军人与战争的梦想的一次痛快淋漓的渲泄，是他困厄已久的孤傲的心灵一次大胆的呓谮的真实记录。它不被常人接受是理所当然的。它追求通俗却依然孤独。因为朱苏进在本质上就是孤独的，而不是从众的。
《孤独的炮手》是这一“极”的延伸，尽管它以传奇取代了幻想，一切似乎又回到了现实中，甚至还不惜以种种“史料”来作为真实的凭据，但是英雄的现实性同样可疑。炮兵连长李天如和蓝星部队司令官卓蛮、南屈子只是指挥的对象不一样，其精神气质却如出一辙；他为炮而炮兵，为古炮的毁灭而倍感凄凉的心境与南屈子失去了敌手的忧愁几乎也没有两样；甚至他和白方与南屈于和桑青的“英雄美人”模式都何其相似。区别仅仅在于他们的“载体”：一是幻想，一是传奇；前者接近“科幻”，后者更像“武侠”，前者有舶来味，后者是国产货。样式不同却目的一致，都是为了把审美理想推向极致。
（四）
朱苏进作为一个“孤独的冥想者”，我已经从现实生活和文学世界两个方面给予了简单勾勒和阐释，并由此指出了他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创作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新的路向。至于如何评价他的这种变化——是在欣赏他更加轻松、自如圆熟的写作姿态的同时指摘他失去了往昔的力度和深度吗？还是在苛责他不如过去那样严峻地直面现实的同时又惊赞他纵横恣肆辉煌雄奇的想象力呢？恐怕都有点文不对题或至少是为时过早。因为作家总是在不断地寻找与调整自己（从《祭奠星座》到《孤独的炮手》就是朱苏进为了寻求更广大的读者而作出的从“科幻”向“武侠”妥协的一次“微调”），说不定哪一天他又“合二为一”甚至“一分为三”了呢。敞尔暂不置评。
最后我还想做的一件事情是再简单地探索一下朱苏进孤独的冥想气质的生成原因。
关于这方面我早有考虑。为了写这个“跋”，我丢开了手头已写了三万字而行将结束的长篇论文：《新军旅作家“三剑客”——莫言、周涛、朱苏进平行比较论纲》。在这个“论纲”里，我也正要展开讨论朱苏进气质的成因，而且已初步将他少年患病长期住院的经历认作重要原因之一。非常巧合的是，收入本集中尚未发表的新作《接近于限透明》为我的分析判断提供了最新的可供解读的文本。
初读《接近无限透明》，其中那个“我”眼中的奇人、超人，旁人眼中的精神病患者李觉，容易让我们想起《绝望中诞生》中的孟中天；也还可能联想起茨威格笔下的《象棋的故事》里的那个“超国际大师”，所用笔法也都有点像是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一路；而分析过多又容易导致重理性而轻感性等等，都可以是批评的话题。但我在这里更重视的是小说所披露的这一块“生活”——尽管朱苏进多次谈到或写到他少年患病住院的经历，但反映在创作中这还是第一次。虽然我们不能把小说当作作家自传来读，但作为作家少年时期的一段情感经历或心灵历程，我却宁可信其真而不愿信其假。而且，小说中的少年“我”的住院遭遇又是那样的奇特和不平凡一一两件事恐怕是最重要的：一是“我”与“兰兰”同看太平间导致恐惧，因恐惧而同床，遂被大人强行拆开；二是“我”先被超人、狂人李觉所吸引、所点化，遂以互相伤害而告终。在当事的大人们眼中看来，这两件事都是小事，过去了就淡忘了，等于什么也没发生。然而对于一颗稚嫩的心灵来说，它的影响是深刻而久远的。就像李觉所说：“在你现在年龄段，可塑性最高，挥发性最强，心灵嫩得跟一团奶油似的，谁要是不当心碰一下你的灵魂，他的指纹就会永久留在你的灵魂上”……叉如作者自己的感叹：“心里老搁着一团隐秘……我们正是凭借那种东西才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的，它跟酵母一样藏在身心深处，却澎涨出我们的全部生活”……事实上，李觉式的孤傲的超人形象一直是朱苏进所迷恋的，那种气质已溶入了朱苏进的血液之中。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这部小说无意识地提供了朱苏进某类小说的人物关系“原型”，“我”和“兰兰”以及比“我”更强大的“李觉”。这样一个三角原型在《绝望中诞生》、《祭奠星座》和《孤独的炮手》中都或隐或显地出现过，尤其是与《祭奠星座》中的南屈子、卓蛮和桑青最为相似。
以上“解读”也许已有穿凿附会之嫌了。那么，我的结论不再就事论事。我的简短的结论是……
朱苏进少年罹病长期住院的经历决定了他此后介入人生和艺术的基本姿态：一是冷眼旁观，在严峻的现实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摘摸与猜测别人的内心世界，从而养成了“凝眸”洞察的锐利的“第三只限”；二是自我封闭，在孤独的心灵世界中高张冥想的翅膀。同时因为前者效应的延伸，严防他人窥视自己，因之自我设防，自我控制，喜怒自禁，“引而不发”；从而又刺激出一种自我封闭状态中的想象的辉煌——一种“病态”的“自恋”的辉煌。
此刻，我又忽然想起，半年以前，朱苏进读了我评《炮群》的文章《半部杰作的咏叹》之后曾来信，有一句话说“你总是好下结论”。据我的理解，这大概是一句批评。看来人和人其实差不多，要改变自己都很难。写着写着，我的老毛病竟又犯了，那就“跋”到这里打住吧。
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于京西黑白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