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来，青年作家相（向）南翔的名字不仅富于诗意，而旦确实具有了一点寓意或者宿命的意味—一九十年代之初，当他在小说创作道路上探索前行了近20个年头之后，突然一连数次跨海去海南岛，去那里采访、打工、挂职，进行生活与生命的体验，终于捧回了一条文学的鲜活“大鱼”：由七部系列中篇组成的长篇小说《海南的大陆女人》。
早在几年以前，当“先锋派”和“寻根派”从两个极端殊途同归走人文学的“沙龙”而逐渐疏离大众的时候，南翔就开始做“雅俗共赏梦”了，而且他对此还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做：“既进得了殿堂，也上得了地摊”。其实，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上地摊”的问题，也就是说要争取读者，走向市场。如果仅此而言，途径和手段当然是多种多榉的，言情、侦探、武侠自是通俗小说“正宗”，但南翔不属此列。唯其如此，他的尝试和探索也才有了难度和新意。——他取下了哲学家的面具，放松了思想者的表情，甚至也不要了小说家的矜持和那些晦涩难懂的语言以及花里胡哨的技巧，他以一种朴实平易的形式和亲切随意的语调与我们“聊天”，聊他在海南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尤其聊得多的是那些独自去海南闯天下的大陆女子米兰、依丽、阿缅们的平凡的故事……
以平易化的姿态谈讲平民化的人物，这首先就赢得了读者的信任感，使他们有了一种对等交流的亲近和欲望，润滑了通常阅读中的“进入过程”，小说变得“易读”了；其次，这平民化的人物又多是年轻的独身女人，是处于海南岛那样一个充满挑战与诱惑、刺激与冒险的“特区”之中，她们种种可能的遭际和命运就不能不吊起读者的“胃口”，激发出他们的好奇心和“窥视欲”，从而使小说变得“好读”。事实正是如此。南翔在不动声色的“谈讲”中，采取了“外松内紧”的叙事策略，所谓“外松”就是平易化的表达语言与形式；所谓“内紧”则是平民化的人物并不平凡的情感历程与命运轨迹。也就是说在看似散漫随意的语言流程中，仍然包裹了一个个情节性很强的“故事”；或者反过来说，由于有了这一个个故事的统摄，才使得通篇小说轻松而不松散，平易却不平淡，正是平波水面下狂澜不惊，谈笑从容中风云变色。再加上海南岛那浪漫奇诡的自然景色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小说中的那一分“热闹”也是自不待言的。即使是抱着“外行看热闹”的心境“到此一游”的读者也会被它一把掳了去，流连忘返，手不释卷。
当然，仅仅是有一些“热闹”自然还是不够“瞧”的，尤其是不够那些“内行”们瞧的，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嘛。能不能把小说做得既有“热闹”又有“门道”，既“好读”又“耐读”，那就要看小说家的真功夫了。而南翔在《海南的大陆女人》中似乎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南翔的“门道”在哪里？
是在于对轻盈妙曼的椰风月色的精确描摹么？是在于对灯红酒绿的欲海商潮的氛围传达么？还是对十几个青春妙龄女子性格迥异光彩可人的刻画？或者是观察的准确、感觉的细腻？抑或是对话的精道、动作的传神？……是这些但又不仅仅是这些，甚至主要还不是这些——主要的在于对人物内涵亦即人性深度的开掘方面。
有一个说法，即作家也是“科学家”，只不过他以人性或人的情感为研究对象罢了。他的研究方法通常是将人置于一个特殊“试管”（生存境遇）中进行实验与观察，看他面对不同的外力或诱惑——比如金钱（《百万英镑》）、比如权力（《竞选州长》），比如原始的生存欲望（《第四十一》）时，将作出怎样的变异与反应。此说虽然不无偏颇，但亦不无道理，况且“试管实验”通常是行之有效并产生过不少经典之作的。以此论推之，前些年的“寻根文学”亦是一种“试管实验”，即将人放置在一个蛮荒、愚昧、封闭、禁锢的环境中，看他在人性的巨大压抑与窒息下顺从还是反抗，苟且还是爆发？再以此论推之，南翔的“试管实验”就纯乎是在另一向度上进行了——
“海南”就是一根巨大的“试管”：这是一块由古老急速卷入现代乃至超前的奇特的土地，它有落后、滞旧、僵化与保守的一面，但更有充满创造，突进、活力与生机的一面，它的每一缕空气都飘散着诱惑、机遇与挑战，但同时也布满了杀机、阴谋与陷阱。这是一个彻底开放的具有高自由度的“现代时空”。把人——尤其是“大陆女人”放逐其中，就不单单是让我们看到了历史、道德与社会、文化范畴的诸如不同价值标准、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观念准则之间的差异、碰撞与交溶了；而且简直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将人的一切欲望，人性中正面的与负面的、意识与潜意识的“念头”统统释放了出来，从而看到了它们在物欲、权欲和情欲的角逐场上的自我表演与暴露，你死我活的拼搏与厮杀，无可救赎的沉沦和永无止境的升华……
这自然就“耐读”了，就让你觉得有一些“门道”可看了。——尤其是当南翔把笔触伸向那些女人们之间以及她们与她们的丈夫或情人或情敌之间的某些亦不完全是出于现实功利的情或欲的考虑，丽纯乎是发自本能地要“坏”对方一下的心机与恶作剧心理——并且对此表示出某种程度的理解或无可奈何地认同时，你就更加不能不感叹他对人性乃至人性中难以克服的根本弱点的深刻洞察了。
于是我揣摸，以南翔的笔力和他目前对海南的感知与把握，仅仅写出这样一部“组合式”长篇似乎应该是“意犹未尽”。他能否考虑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深邃与大气的熔铸与提炼，创造出一部更加全景更加纵探也更加浑然整一同时又更加雅俗共赏的关于大陆人在海南的新的长篇小说呢？我想这将会是更加有意义的一件事。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二日凌晨于京西黑白斋
载《文论报》1993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