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炮响起，一炮轰起两只小鸟。小鸟的飞动，越发显得万万千千的人组成的长长的画面的凝重。突然又有什么声响，是一阵风，吹落了一片叶，飘飘落落而下。这一叶的响动，窸窸窣窣地撕着被肃穆凝固的上空。
牧师讲话了，那声音好像来自刚刚撕开的苍穹。悼念死难的人们，阿门。然后老战士们和所有参加纪念日的人唱起为死难者祈祷的歌。没有器乐来伴奏，来干扰，歌声更纯正，更深沉，更悠远。一直唱回半个世纪前的二战。
军号呼应着歌声，悠然而起，从很远很远、很久很久以前吹来，凄寂而骄傲。我看到弥漫的硝烟，一地的尸体，年轻的脸庞，遍野的罂粟花，满目的墓碑，苦难的十字架，残缺的电网上有一朵滴血的红的罂粟花。
小小世界
我用左手擦泪，用右手擦泪。英国友人大卫掏出面巾纸给我。周围不少人在擦泪。
老战士团队在军乐声中，走向纪念碑为阵亡将士献花圈。拄着拐杖一样走得飒爽，女战士一样走得雄壮，胸前一样地闪着勋章奖章。这种不可征服的美啊，再没有什么比为祖国建立功勋更加英雄悲壮。保守党也好，工党也好，政党绝不等同于袓国。这里没有执政党，只有袓国。
世上什么最大？祖国。
七万座大理石十字架
罗门的妻子叫蓉子。蓉子的丈夫叫罗门。
罗门和蓉子生了许许多多的孩子。很多孩子像爸爸，阳刚磅礴。很多孩子像妈妈，纯真明丽。
像爸爸的孩子是罗门的诗。像妈妈的孩子是蓉子的诗。罗门说起话来，双手向上竖起，手指有力地弯曲起来，旋转着，舞动着，灼热着，像两柱向上升腾的火。
蓉子说话低婉清朗。她说诗人只有写诗的时候才是诗人。在平时，别人劳苦他（她）也劳苦，别人欢笑他（她）也欢笑。
蓉子的手是劳作的手，蓉子的心是可掬的心。在她的诗里，看到大批的绿迎面而来，绿草地上开放着小红花。而笑，是自然开放的小红花。没人践踏一棵小草，怕小草疼痛。井壁上全是一圈圈唱片上的纹，井里青蛙在做好梦。大母鸡摇头摆尾地走来，因为生了一只蛋，咯咯咯，咯咯咯咯蛋。太阳沿途把色彩分送。泉水里有小仙人掉落的小帽子。
童话诗只是蓉子诗歌的一个小小的花园。不过我走进她的童话世界就不想出来了，就想赖在那里不长大。就像蓉子一样。蓉子一定是从来没有长大。她和罗门都是1928年生人，65岁的年龄只是大海的一道道波纹，晶莹神奇的海底世界才是蓉子的精神。
我和罗门蓉子和海内外罗门蓉子的爱好者一起坐上大轿车在海南作环岛游。蓉子在车上老在记笔记，像一个用功的小女生。
在东郊椰林吃了海鲜上车就座，就听罗门大叫：糟糕了，蓉子呢？他说着身子着力一顿，变成一个惊叹号。罗门弃车去找蓉子，大家急起来，感觉中好像罗门丢了小女儿。然而就这么一点路，就在这么个大中午，蓉子如何就会丟失呢？果然远处蓉子和另两位女性说着什么走来了。我说罗门可急坏了。蓉子低婉清朗地说：他是很强烈的，可是他只知道往前走，也不管我。
罗门走路，是有一种无前的劲头。而且他的眼睛总忙着吃。记得有一次到某风景点，司机说先吃饭再看景。罗门说：我们眼睛先要吃好东西。他说中国人在欧洲也常常是先吃饭，再好的风景也靠后。
罗门的眼睛不仅好吃，而且有吃福。他出生在海南，迎接他的除了无边的绿，便是无边的蓝一蓝得像天空的大海，和蓝得像海洋的天空。后来他从台湾航空投到了美国民航中心。飞行员罗门，一踩油门，飞机直上云天。在没有终点的混沌里，问时间，春夏秋冬都在睡，问空间，东南西北都不在，整个世界空在那里……这世界，空出版面等待一个一诗人。这个人用踩油门的力度和在云天的气度，喷射出他的诗行。他的名篇《麦利坚堡》，是记录在马尼拉城郊看到七万座大理石十字架，刻着二战时在太平洋战死的美军名字。……血已把伟大的纪念冲洗了出来，七万朵十字花，围成园，排成林，绕成百合的树，沉默给马尼拉海湾看，苍白给游客的照相机看，凡是声音都会使这里的静默受击出血，死者的花园，活人的风景区，静止如取下摆心的表面，看不清岁月的脸，麦利坚堡是浪花已塑成碑林的陆上太平洋，一幅悲天泣地的大浮雕……一位美国诗人说《麦利坚堡》具有将太平洋凝结成一滴泪的那种力量，他的意象燃烧并灼及人类的心灵，我被他诗中的力量所击倒。
罗门写战争与死亡，写城市与喧嚣，都是对生命的呐喊。这呐喊，又因为现代手法更具冲击力。在《都市之死》里，现代人用纸币选购岁月的容貌，行车抓住马路疾驰，人们抓住自己的影子疾行，在来不及看的变动里看，在来不及想的回旋里想，在来不及死的时刻里死，人们伏在重叠的底片上，再也叫不出自己，酒宴亡命于一条抹布，假期死在静止的轮下，伊甸园是从不设门的，美丽的兽便野成裸开的荒野，再也长不出昨日的叶，响不起逝去的风声，一棵树便只好飘落到土地之外去……这样的空间扫描，几何结构，这样的时空交错，现代精神，叫我特别地想起毕加索的画。我问及罗门，罗门说现代社会往往使人不能静下来对话，不过越是能接近西方文明的挑战，越是了解东方。作为一个现代中国诗人与作家，他首先必须是中国人，同时必须是现代的中国人，也必须是关心到全人类的中国人，最后更必须是他不断超越中的独特的自己。
可是他不无痛憾地觉得现代人太多高明而太少高尚。中国人缺乏悲剧精神。鲁迅是有大悲剧性的。鲁迅或有片面，不过他的片面比全面深刻得多。
于是明白罗门诗的震撼力之外，还有孤独感。雨中的伞，走成一个个孤独的世界，他愕然站住，把自己紧紧握成伞把，只有天空是伞……罗门说寂寞是消极的，而孤独是力量。当然物欲正在占领心灵空间的时候，诗歌保卫生命、文明和智慧。诗歌就是环境保护，诗歌就是罗门的宗教。当然，当诗歌飞到一个高处在那儿回旋高飞的时候，诗人是沉重的。
是沉重的，又是自由的。罗门说在人类自由的内心世界里，诗人有上帝发给的通行证，诗人以生命来穿越，来创造。他说小说是卡车，装满了故事和人物，而诗歌是飞机。
可是，我不能不感觉到诗歌的消退，譬如在中国内地。不，罗门说：诗可能有时搬个家，搬到别的艺术形式里。但是诗不会死，诗是住在语言里的。
而罗门，是住在飞机运载的诗里的。
而蓉子，是住在青鸟歌唱的诗里的。
而罗门蓉子和他们许许多多的中文英文诗集，是住在台北一方平常的土地上的。
南洋姐和原子弹
我好像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在讲话。
当然，这是刹那间的感觉。我的面前坐着的是一个远比我有特色的女性一山崎朋子。她那么漂亮，虽然已经五十出头了。她那对大眼睛那么犀利有神，虽然她身体不好，生活坎坷，身上和心上都有伤痕。几年前我看日本电影《望乡》时，栗原小卷演的女记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后我采访时每每想到她，希望自己能像她那样坚韧、刻苦，但又自知不如她。我访日时方知那个女记者的原型就是山崎朋子。《望乡》是根据她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山打根八号妓院》改编的。这部报告文学发表后印了38版！改编电影后，有关人士邀她自己演自己一那个女记者。她不同意，我只想写报告文学。她说。
这位日本报告文学作家一见我就拿出了笔和纸，我无形中感到自己落到了被采访的地位。而我这次前往她家更多的是想去了解她。现在我感到了棋逢对手，结果当然得有一方相让，或者是败退下来。不管是因为客随主便，还是因为其他种种，总之我感到我第一次由希望采访别人而变成被别人采访了。不过我知道，对于一个职业写报告文学的人，他（她）的职业病就是无时不在采访。所以，尽管我打的主要是守球，有空子我就要发一个问题过去。
山崎朋子致力于写社会问题，尤其是妇女问题。每年用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她问我，我外出采访的费用是自己出还是谁出呢？我说我给哪家编辑部写就由哪家编辑部出。她那对大眼睛这时愈发挣大了。她说她真羡慕我，不仅有工资，而且还有人出差旅费！在日本，一般都是费用自理。
日本生活的压迫感、紧张感，使很多人愿意看大众文学，甚至是漫画。我看见过有的商场里本来是卖书的，后来全换成漫画杂志了。日本竟有这么多、这么厚的漫画杂志！我手头的一本《少年漫画》是16开本大的，340页厚，而且是周刊。日本每周、每日要生产多少漫画？难道一个国家在高速生产电子产品的同时就得高速派生漫画？
有些作家不能不写些迎合大众口味的作品一不能不考虑稿费收人。山崎朋子只是执著地写她的报告文学，而且往往需要她自己支出差旅费，自然很艰难。越是难我越是要干，越是难就使我越是想干。她说，一工作起来我就不累了。
我以为她去采访《望乡》中的那个南洋姐阿崎婆已经够苦了，可是她说她去东南亚一些地方比这更苦。物质的苦我不怕，我怕精神的苦。她说。
她指的是原子弹问题。她原先在广岛读书。13岁那年，就在投原子弹的前些日子，她正好去乡下了。之后，她的同学们都死了。我总觉得对不起他们。我应该和他们一起去死的！她的眼神有些混乱。我知道她一讲这个就受不了。原子弹的灾难是她最想去采访的，但她至今不能去采访。我精神上受不了。她又说。这次你去不去广岛？她问我。去。
希望你一定写一写广岛的原子弹问题！广岛那颗原子弹距今40年了。可是在山崎朋子，好像这是昨天才发生的事。这是为什么？
很遗憾，这次因为日程安排太累，我们只能在广岛和平纪念馆所在的和平公园停留有限时间。这天风雨交加，不过这点风比起原子弹爆炸时的风算得什么哟！原子弹爆炸时，随着强烈的热线和放射线的辐射，周围空气由巨大的膨胀而变成一股暴风，暴风前端有一股比音速还快的冲击波，最大风速每秒可达440米。爆炸中心的热线温度为3000度至4000度（铁的熔点是1500度左右），更不用说放射线的摧毁性力量！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广岛在瞬间化为焦土。
我望着纪念馆图片上一个个烧坏的脸部和蜷曲的躯体。我不敢看，不忍看。在这样的强烈刺激下，我难受得蜷缩起来。造成这些变形的人的是那些变形的心，变态的心！那些制造战争的人，他们的心灵也应该是一片废墟！
纪念馆楼前有一个慰灵碑，碑上刻着在原子弹残害下已经查出姓名的113万个死者的名字，包括一些被炸死的美国兵的名字。世间高级动物中，只有人类更善于自相残杀。老虎不吃老虎，狮子不吃狮子，但是人类不断地有战争、凶杀、残害、破坏。日本每天的电视新闻里，我们每天的国际新闻里，世界总是叫人不得安宁。和平公园的慰灵碑上刻着：安息吧，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了。这只是善良人的希望，实际上人类似的错误一直不断，更大的错误不是没有发生的土壤。
风雨中，和平公园里依然是满地的和平鸽。它们不怕雨吗？当年广岛爆炸后20分钟到两小时内下起了黑雨。雨水把放射能愈发地向四处散布，波及远方。这些和平鸽莫非是死者的魂？所以它们冒着风雨也要站在纪念馆的周围，向所有前来参观的人执著地呼吁和平。
院里的樱花似乎为了强化这种气氛，纷纷落下。我们来日本后樱花盛开了，一大片樱花树像一大群穿着粉红纱裙的芭蕾舞蹈演员。若是绿树丛中只有一棵樱花树，又像是一群严严实实地穿着西服革履的绅士中间，站着一个穿着粉红晨服的少女，愈发突出她的娇艳。但此时的樱花却使我想起我读过的日本女作家佐多稻子的散文《谈花》。她写到战时她和女儿背着杂物赶路，路上连续遇到空袭警报，她实在走不动了，这时看见了路上盛开的八重櫻，她说：生活这样的艰苦，且来欣赏花儿的美吧。
和平公园的纷纷落樱，不正是在提醒人类：不要再去践踏、摧残、毁灭美吧！
当我站在和平公园里的时候，我更理解山崎朋子了。我明白为什么事隔这么久，她心灵的创伤却不能平复。不过同时我又相信，她终有一天会以她全部的热忱和力量来广岛采访，写出一部反映战争这个恶魔如何肆虐社会的报告文学。
是的，等下次我见到她时一定再问问她。日本不少记者愿意往西方跑，她喜欢往中国跑。她的丈夫一日本儿童文学家上笙一郎对我说，啊，三水婆。
报载广岛亚运会各国对金牌选手的奖赏，最高达17万美元左右，是新加坡。
说起新加坡，总想起新加坡航空公司。只要登上新加坡的班机，就好像一步跨进了新加坡。空姐们穿着印满新加坡国花胡姬花的长及脚背的衣裙。那花布，太像我们的景泰蓝，紧紧地裹在空姐婀娜的身体上，像一个个景泰蓝工艺品，一派流动的景泰蓝风景。花布或偏蓝或偏绿或偏红，各色景泰蓝用小碎步飞快地给刚落座的乘客送来热毛巾。我用热得很地道的手巾很地道地擦脸。擦罢，一个景泰蓝翩然而至：请把热毛巾递给我，谢谢你，谢谢！
一个绿景泰蓝又笑笑地过来，看看有什么事，或者就是送来微笑。我还未及消化这笑，一个红景泰蓝笑着挽来一只包来分送耳机。那么清丽的神情，那么清新的笑，好像她正从洒满露珠的草地上走来，挽一筐蘑菇似的。
未必每一位空姐都是挂历上走下的美人，不过笑是最好的美容。空姐们在飞机里来回翩跹，甚或双膝着地跪着给乘客拾捡东西。感觉中，身边老有空姐，周围开满胡姬花。
我在花丛中打开书本。又有一个景泰蓝帮我拿起安全带递上，甜甜地笑甜甜地说：请系好安全带，啊小姐，不好意思啊！
原来飞机还没起飞。我还以为飞了好一会儿了。因为景泰蓝们已经做了很多事忙乎了好一阵。
飞机起飞了。新加坡经济起飞前，在1911年，去新加坡的中国劳工已经超过了25万。新加坡蜡像馆的出口处，竖着一个叫我心悸的挑扁担的三水婆雕像。中国劳工大都从广东的三水、顺德、东莞一带去的，女性挑砖帮佣或比男性更坚韧。女性都打赤脚着一身黑衣头上包一红巾，当地人统称为三水婆。
蜡像馆里，有一个专司为劳工写信或念信的华人老者，新加坡人称为写信老的。一个三水婆站一旁请他代念家书。家书上写着：上个月寄回家的钱，已收到。总共是坡币7圆整。你一个人在新加坡要照顾自己，切勿太节省，要买些食物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