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砌房是爷爷不得不为他四个先后分别成家的儿子，也就是春生的叔叔们分家，时间大约在上世纪七零年左右。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无力为分家的儿子们解决住房问题的爷爷只得忍痛把小镇上祖辈留下来的老房子拆掉，然后把老房子上的旧料全部用船运到乡下，为人口倍增的儿子们砌房分家。对爷爷来说，这一次砌房实是无奈之举，相当于“拆东墙补西墙”。然而限于贫困，爷爷只得如此。
由于年纪幼小，春生对这次砌房的印象，非常模糊，只隐约记得两件事。
一是年轻的父亲和叔叔们兴高采烈地撑着一条半大的木头船，木船上装满了从老房子上拆下来的木料和砖块。春生记得，自己就坐在船头上，木船在父亲和叔叔们齐心协力下迎风破浪，欢快地穿行在碧波荡漾的里下河里，激起的浪花打在春生小小的身上。父辈们的脸上写着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回家的感觉真好！
二是上梁。上梁要喜庆，要热闹。过去在农村，砌房是仅次于男婚女嫁的大事，而上梁在整个砌房过程中，既是一道重要的工序，更是一项隆重的仪式，相当于结婚闹洞房，尤其要突出热闹。
上梁的时候，春生正和堂姐在新房前的一块空地上，玩一种那时候的儿童经常玩的一种游戏——“刻房子”，就是先在地上用瓦片划线“造五间房子”，然后按照游戏规则谁先占到，“房子”就归谁，拥有者每次经过自己的“房子”时都要大叫一声“房啊”，如果忘记了喊就作为自动放弃处理，“私房”重新变为“公房”，收回参与下一轮竞争，直到“五间房子”全部被占有，游戏便宣告结束，最终拥有“房屋”多者获胜！
听到大人们一声“上梁了”，春生和堂姐连忙丢下虚拟的房子，迅速向正在砌的新房奔去，准备抢馒头。只见中梁上披红挂绿，“上梁正逢黄道日，竖柱恰遇紫微星”的对联，贴在堂屋两侧的中柱上。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奶奶捧出的、祭祀用的、放在捧盘里的“猪头六只眼”（猪头、公鸡、花鱼），只是春生到现在也不明白这些祭品到底供奉的是何方神灵。
爷爷整理了一下劳动圈起的衣袖，神情肃穆，双手捧起一注香，十分庄重地先北后南再东西一一望空祭拜，口中念念有词地祷告着。
祭祀完毕，随着一声“吉时已到”，鞭炮齐鸣。上梁渐入高潮，鞭炮声中，木匠瓦匠开始“说合子”、斗嘴。这些走南闯北、“吃百家饭”的能工巧匠们，人人见多识广，个个身怀绝技，此时他们比的不是手头上的功夫（手艺），而是嘴皮上的功夫（说合子）。可就在此时，一阵大风刮过，天空骤然乌云密布，转眼下起了雨。上梁仪式在师傅们从空中匆匆撒下几个馒头后，草草收场。这让春生和堂姐感到非常扫兴。可是大人们却个个喊好，说：“有钱难买雨浇梁！”
李顺大造屋不仅是为圆自己几十年的梦想，其实也是在为儿子作想。春生家第二次砌房就是为春生。春生身为长子，父母亲为他砌新房，是为他将来结婚“进洞房”用的。这在当时（上世纪八十年代）结婚砌房子是必须的！然而春生却是极不情愿的。原因是，当时春生在小镇上上班，经同事介绍，认识了一位叫的春莲的女孩，俩人相处很融恰。春莲的父母对春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春生家能把房子砌到小镇上来。而这，春生的父母是坚决反对的，认为把长子“招”到人家是非常“丢脸”的事！春生反抗无效，最终，春生的爱情因房子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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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声简介：
写这段关于房子的回忆，特地重温了高晓声的小说《李顺大造屋》。
高晓声是改革开放初期涌现出来的知名作家，时称南高（高晓声）北王（王蒙）。高晓声擅长描写农村生活，善于在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并揭示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探索我国农民坎坷曲折的命运与心路历程的变化，文笔简练幽默，格调寓庄于谐，在新时期文苑独树一帜。
小说主人公李顺大一生的“伟大理想”就是“造三间属于自己的屋”。为此，李顺大立志用“吃三年薄粥，买一头黄牛”的精神，“开始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它以最简单的工具进行拼命的劳动去挣得每一颗粮，用最原始的经营方式去积累每一分钱……长年养鸡不吃蛋；清明买一斤肉上坟祭了父母，要留到端阳脚下开秧元才吃。”可是，若干个三年过去了，吃尽千辛万苦的李顺大的仍然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不仅如此，李顺大在企图“造屋”的过程中，还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打击。作者通过这样一个故事，真实记录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描述了社会底层人物随波逐流的社会现实。“李顺大造屋”的经历，阐述了不同时期，中国农民的坎坷命运。
高晓声一生坎坷，1957年6月因参与筹组“探求者”文学月刊社，被屈打成“****小集团”成员，同年12月被错划成右派分子，遭公开点名批判，后被处理回原籍武进农村老家。“文革”中又受冲击和审查。直到1979年4月，才被甄别、平反。22年后（1979年3月），尚未平反的高晓声重返文坛，同年7月即在《雨花》杂志发表极具影响力的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1999年7月6日晨6时30分，高晓声因患肺性脑病在无锡逝世，享年71岁。高晓声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委员和理事，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创作组组长，是江苏最早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作家。
作家叶兆言形容他：“乡音未改，鬓毛未衰，土得让人没法形容，农民什么样子，他就什么样子，而且是七零年代的农民形象。”用高晓声自己的话说：“在一九六零年有三个月，我一天只吃四两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