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政治血案”宋教仁案是影响近代中国最深远的刺杀案。此案一出，影响无数人。
1913年上海火车站，宋教仁被杀手用枪击中背部，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手术，惜仍在翌日逝世。事后警方追查凶手确认为失业军人武士英，再经各方查证，牵涉包括拥有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会长和江苏驻沪巡查长头衔的青帮大佬应桂馨、内务府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等人。武士英被捕之后，先供述受应桂馨指使，后又在法庭翻供称系个人所为，否认见过应桂馨，而后来暴死于上海狱中，各方猜测应属中毒。随后赵秉钧被迫引咎辞去总理一职。1914年1月，应桂馨出狱后北上向袁世凯索酬，被人追杀，在逃往天津的火车上被刺身亡。
今有学者称，指使杀手刺杀革命先驱宋教仁的应桂馨即著名国画大师应野平的父亲。此言一出哗然一片，众人纷纷质疑，然则事实究竟如何，至今还未有公论。
国画大师应野平是宁海人，出生于1910年。幼承家学，喜爱绘画，16岁后专攻山水画，自“四王”入门，继而上溯“元四家”及北宋诸家，对石涛也心摹手追，传统功力深厚，并且深入大自然，师法造化，借鉴西画，博采众长，用宏取精，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为海上画坛巨擘。
在应野平大师生平的详细记载中，有提到其幼承家学，说明其家境殷实，诗书传家。而后资料又提到应野平默画之技为当世一绝。默画即是将画作细看一番，过后凭脑海中的记忆将原画分毫不差地临摹出来。然而能够练得这种技能并不是天赋异禀，恰恰是因为家境困顿。在这种困难的习画环境下，应野平不得已只能靠记忆学画，转而回家临摹。这才使得应野平对于笔法技巧的理解达至巅峰，待到书画大成时甚至被当时的日本书画家誉为“中国江南水墨画第一人”。这两种情况的前后矛盾，说明应野平在幼年时或许发生了巨大的家境变化。
再由应桂馨的生平年表可知，刺杀案发于1913年，次年其亦死于刺杀，即是1914年。此时的应野平正4岁。如果两者父子关系成立，那么就符合了因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的背景。
应野平有一同胞兄弟名为应瑞贤，即著名革命烈士朱学勉。因应瑞贤改名后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中，其生平的可查资料颇为详尽。其14岁高小毕业，因父去世，家庭经济拮据而辍学，在宁海海林及城内同慰春药店当学徒。1937年抗战爆发，在哥哥应野平和李守先、王任叔等资助下只身奔赴延安。1944年为革命捐躯。
有学者称，应瑞贤在1914年时仅2岁，其父去世时已经14岁了，二者显然不能同一而论。应野平与应瑞贤的父亲确实名为应桂馨，且为宁海县乡绅，与民国杀手应桂馨属于同名不同人。但是此言有一个疑点为人所质疑，应瑞贤为何改名为朱学勉？作为宁海乡绅之后，改名究竟是为了避嫌还是为了防止革命事业牵连家人？
也有学者反驳，应瑞贤“14岁高小毕业”与“因父去世”两句并不存在前后逻辑关系，“因父去世”仅针对后一句的“家庭拮据而辍学”，是为后者做因果铺垫。同样的，“14岁高小毕业”也是为了点明其辍学的时间年表。再看其生平简介，应瑞贤在1929年时到上海中药店当店员，开始接触进步书刊，尤其爱读鲁迅作品，并曾用笔名“秋悲”发表过文章。九一八事变后，基于爱国热情，笔触所至，直指社会种种黑暗现象。
至此可以看到应瑞贤的生活轨迹并没有超出常人太多，经历的是那个时代常见的动荡，也没有特别需要改名换姓的事件和起因。
直至1937年抗战爆发，朱学勉爱国热情更加高涨。同年10月，一心向往革命的应端贤在哥哥应野平和李守先、王任叔等资助下只身奔赴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里就是应瑞贤投身革命事业的开端。显而易见的一点就是，朱学勉是广为人知的，而其原名应瑞贤仅在好友故旧间传知。那么改名的时间应该就在1937年前后，也就是在刚刚奔赴延安前后，投身于革命事业之前。
再由其革命事业的奋斗史查得，应瑞贤曾多次改名。那么他之所以频繁改名仅是为了方便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吗？继而，“朱学勉”一名为何没有如其他化名一般应付过一时之需后便消逝在时间长河之中？但是，如若应瑞贤的父亲确实是宋教仁案中的应桂馨，那么他前后改名的时间因果都能解释得通了。
可见，对于三人之间的关系考究，都是建立在各自的生平年表之上。那么是否对其家谱验证一番就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了呢？世居蜜岩村的学者应义植老先生所著的《蜜岩千古情》中，对应桂馨的生平乃至家族都有详细的记载。蜜岩村位于宁波市鄞西山区，建村已近千年，村中90%的居民都以应为姓。据应氏族谱记载，蜜岩应氏居此历时达八百七十年之久。应桂馨的父亲名为应文生，石匠出身，因在上海包工致富，由家乡宁波港口的繁华受到启发，转行投资上海的地产生意。最后一举成为上海滩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获得巨大财富后，应文生又开始谋划如何进入上海滩的上层社会。他同上海道台黄祖铭等高层名流开始频繁往来，更是在其儿子应桂馨弱冠之年，命其带上家乡出产的丝棉、湘绒纱以及古董、艺术品，并携重金礼拜黄祖铭为义父，与青帮集团范高头频繁接触。由此应桂馨与上海青帮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成为青帮大佬后为后来的刺杀宋教仁一案埋下了伏笔。
在《蜜岩千古情》一书中有提到，应文生受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潮的影响，逐渐萌生教育兴国意识，耗资5万两白银，在家乡蜜岩办起“崇义学堂”。并且根据村民应富国回忆：“应文生身材高，耳朵大，长有一副谦逊的笑容。神奇的是，他听别人讲话精彩时，耳朵会自主微动，似乎在表示赞同，旁边人看了常要发笑。”
如此翔实的记载基本上可以确定应桂馨祖籍为宁波的蜜岩村。蜜岩村位于宁波市的西面，宁海县则是宁波南约60公里，中间隔了奉化。如果说弱冠之年随父亲闯荡上海滩的应桂馨同时是宁海富有声望的乡绅，其中的差距颇大很难联系为同一人。因为宁海虽自古便与宁波联系亲密，但是两者的距离以当时的交通状况算来也是不小的。应义植在写《蜜岩千古情》时，对这段历史也是颇为上心，曾亲自到宁海当地走访。据相识的学者所言，从应义植老先生处有听闻，蜜岩应桂馨与宁海应桂馨同名不同人。
然而应义植先生文中的蜜岩应桂馨在宁海参与了一个影响非常大的事件。由此蜜岩应桂馨与宁海有了切实的联系。作为宁海乡绅的应桂馨与同名的蜜岩应桂馨为何没有任何相关描述？
带着这样的疑问再次翻阅民国时期的档案。据史料记载，民主革命志士陈其美为打开长江中下游的革命局面深入民间，于1911年调解了奉化渔民与宁海渔民的的大规模械斗。其间陈其美利用自己在青帮的特殊身份，来到宁海一都王氏宗祠，约同在日本相识的邑绅程干青、光复会会员孙乃泰及两县头面人物，包括应桂馨，将剑拔弩张的事态平息。这件事在宁海极为有名，被称为“宁海奉化1911年打架事件”，在宁海图书馆有资料可查。
如果蜜岩应桂馨与宁海应桂馨是同时存在的两个人的话，在这个事件中必然会产生某些碰撞。而事实上没有任何相关记载。不论是《蜜岩千古情》还是其他文献记载中有一条说的是，应桂馨奉父亲之命回家乡创办新式学堂。学堂的创办过程中有一段波折。当时学堂选址占用了祖田和民房，导致应桂馨与乡老产生较大的矛盾，甚至惊动了陈其美。在1910年时陈其美亲自到蜜岩村调解纠纷。那么应桂馨回乡建校的时间大约在1908、1909年这两年。而应野平和应瑞贤分别出生于1910年和1912年。
其中巧合惊人，便有学者提出，应桂馨既然在家族中与乡老交恶，那么，有无可能在调解宁海奉化聚众斗殴事件后，凭借与宁海当地乡绅的友好关系，举家迁至宁海？而后凭借着各方人脉和财力成为宁海乡绅的一员？
对比公认的应野平与应瑞贤生平简介，可发现应野平籍贯虽为宁海籍，但并未明确写到是生于宁海的。相对的应瑞贤则是明确指出，1912年出生于宁海本地。如果应野平与应瑞贤同为土生土长的宁海人，那么不应该对其出生地有差异化记载。假设蜜岩应桂馨确为两人父亲，那么种种迷雾究竟缘何而生？
在宁海的“文峰论坛”有网友指出，应桂馨杀死国民进步人士，是国家的罪人。这个人是耻辱，亦是家乡的耻辱。以父亲之名加到画家头上，让画家蒙受耻辱，也让宁海蒙受耻辱。如此诛心之言，让人不敢苟同。且不论应桂馨所为如何罪大恶极，亦不会让人对品性高洁的画家产生任何偏见。以出身论品格是流行在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父辈是下品之士，儿子也应当是下品士人。应野平作为新中国的国画大师，以对艺术无限的热爱和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如果仅仅认为应桂馨的名声不好而刻意强调两者亲属的不可能性，这是文化的倒退。
甘肃省社科院研究员张永东在《百年之冤——替袁世凯翻案》一书中对于宋教仁被刺案提出不一样的观点。陈其美、应桂馨、洪述祖都是共进会成员，他们不满宋教仁对国民党的领导，而陈其美则更是对宋教仁的“议会党”改组不满，刺杀宋教仁对孙中山、陈其美来讲是“一举两得”，既能煽起人们对北京政府的不满，又能清除自己的“政敌”。宋案最大的赢家是孙中山与陈其美，他们既清除了党内的“政敌”，又起到了煽动反对北京政府的目的，后来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就是他们目的大暴露。
宋教仁所提出的“和平革命”理念受到了当时很大一部分人的支持，被疑为应桂馨主谋的刺杀将中国的民主宪政制度扼杀在了萌芽中。于是，之后暴力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动荡，大部分罪责都加在应桂馨身上。然而，据现代社会学家研究指出，当时中国的专制传统太过深厚，民主宪政需要整个社会各层拥有相当程度的民主意识，这在当时是无法达到的。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枪杆子革命用事实证明旧中国非暴力无以革除弊病。在宋教仁生命最后时刻，关心最多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被所有人认为是幕后指使者的袁世凯。
在诸多文献中提及应桂馨在事后，为索取刺杀酬劳，激怒了袁世凯，从而引来了杀身之祸。这种推测其实极为蹊跷，作为混迹上海滩的大佬，如此不知死活高调激怒袁世凯实为不智。从宋教仁被刺到应桂馨被袁世凯杀人灭口，最大得益者反而是被宋教仁架空出走国外的孙中山。那么刺杀案本身是否就可以定性为当时国民党内斗的产物？
上海的江湖帮派组织是当时革命事业绕不过去的一个课题。虽然有汪精卫叛国，但早期的江湖大佬都是极为看重国家统一的。
应桂馨一直深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不遗余力地辅佐革命先驱陈其美。所以由刺杀案而定性应桂馨的叛国反革命性质是带有偏见色彩的。同样如果由亲属的所作所为来定性后人以及家乡，这是不公正的。
仅由姓名的雷同，甚至姓氏的相同，便轻易连结亲属关系亦是一种轻率的态度。对于民国杀手应桂馨与国画大师应野平亲属关系的反证文献，笔者找到一篇由应野平之子——应洪声先生写的文章《回忆父亲》。文中叙述道：祖父是清末秀才，以教书为业，因此家境清贫。父亲自小在祖父的启蒙教育下，认字背唐诗，学写毛笔字，并以《芥子园画谱》为临本学画。九岁时已练得一手好字，被人称为“神童”。祖父身体不好，加之暮年失业，全家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父亲被迫辍学。他独自从宁海到上海谋生，14岁时就担起了家中老母和三个弟弟的生活与读书的费用。文中所述的祖父与应桂馨的生活轨迹相差极为悬殊。几乎可以断定两者绝无可能为同一人。应桂馨被刺于1914年，此时的应野平仅有4岁，显然还不能够认字背唐诗以及学写毛笔字。
2013年是宋教仁被刺身亡的第一百周年。作为当年参与其中的风云人物应桂馨，与新中国国画大师应野平的亲属关系究竟是否确有其事，或是同名的误会一场，后人都应该有个是非定论，不应留下历史争论。这是对历史的负责，也是实事求是的人文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