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国是战国至西汉时期以今云南滇池地带为中心的古王国。因为其境内有“周回数百里”的滇池，因而得名。它在西汉后期走向衰落，东汉时期被中原王朝设置的郡县所取代。其由盛转衰，直至国灭，经历了四五百年的漫长历史。但它位居西南边陲，几乎不与中原王朝交通联系；而文献的记载少而又少，且错误百出，以至于滇国与滇文化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难解之谜，充满神秘色彩。新中国成立后，对滇国和滇文化遗物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特别是对位于昆明附近的晋宁县石寨山遗址的发掘，使得滇国的神秘面纱逐渐揭开。
滇国旧史
文献对滇国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故事，莫过于“庄王滇”。司马迁记载说：战国时楚威王派遣将军庄统帅将士溯江而上，攻夺巴、蜀、黔中地区。当庄到达滇池时，发现这里“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就以兵平定，征服当地民众。当大功告成的庄将要返归楚国时，秦国派兵攻打楚国的巴郡和黔中郡，道路阻塞不通。庄不得不返回滇池，入乡随俗，改变服饰，称王于滇。后来学者根据这一记载，进行了的大胆猜想，即楚文化影响了滇国的青铜文化，楚人是当时滇国的主体民族。但猜想终究是猜想，历史终究要依据事实说话。针对这一故事，早有学者提出质疑，否定其真实性；而对比滇、楚文化，两者之间或有相类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滇国虽然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文化的主体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滇国的主体民族，长期以来就存在争议，或人，或羌人，或濮人等等。不过，现在学者们的意见渐趋一致，认为滇国的主体民族是越族，滇人是古代百越民族中的一支。
不论是文化特征，还是生活习俗，滇国主体民族都与古代越人相似。但是，滇国居民成分复杂，除去人数较多、占统治地位的主体民族越人外，还有部分濮人、羌人，甚至还有少量的汉族移民等。武帝时期，平定“西南夷”，滇国降汉，汉朝在原滇王领地设立益州郡，派驻地方官吏，但武帝允许滇王“复长其民”。当时益州郡的郡治、滇池县的县治及滇王国都城，都位于今云南晋宁晋城镇，三者实际上为一地。随着内地汉族移民大量涌入及当地郡县制的不断巩固，滇王的地方割据政权逐渐被取代。两汉之际，滇国及滇王名称很少见于当时的文献记载，滇国已是奄奄一息，名存实亡了。
生产与生活
滇池水域及其附近有肥沃的土地，以及适宜于农作物生长和动植物繁殖的气候条件，故滇人的农业和畜牧业均比较发达，渔猎也在社会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农业是滇国的经济基础，是滇人生活的主要来源。农作物仍以稻谷为主，兼有麦、豆、黍、稷等。在对滇国的考古中发现有已经炭化的稻粒，而且滇国青铜器上也多见稻业生产、丰收归仓等场景。滇池地区畜牧业的发达，不仅是重要的生活来源，也是对外贸易中的主要商品。史书记载：武帝时，益州郡初置，“得牛马羊属三十万”；光武帝时，也曾获得益州少数民族“马三千匹，牛羊三万余”。从西汉至三国的蜀汉，中原王朝都向此地区索取贡品，其中也以牛羊为大宗。
当时主要的家畜、家禽种类有牛、羊、马、猪、狗及鸡、鸭等；主要饲养方式是圈养和放养，又以放养居多。从青铜器纹饰来看，牛的数量及出现频率，要远远高于其他动物形象。当地饲养的牛，全部是黄牛，没有水牛，而且黄牛的品种及来源也不尽相同。滇国的马，以“滇池驹”最为有名。其体小而雄骏，尤善于山间行走。
滇人居住的房屋，主要有“干栏式”和“井干式”两种。“干栏式”建筑，一般分为上下两层，人住于上，牲畜处于下，中间用横梁和楼板隔开；置有独木梯，可供随时上下出入。底部用大小不等的桩柱支撑，使得上层房屋建筑高离地面，以防潮及防虫兽的侵害。“井干式”建筑，是在圆形或方形木料的两端各开出凹槽，然后层层交叠砌成房屋底架及墙壁的一种建筑形式。因其转角处的木料均相交出头，与“井上四交之干”的形状相同，故称为“井干式”。石寨山青铜器上发现有完整的井干式建筑图像，有的直接建筑在地面上，有的建在干栏式结构的平台上。直到今天，这些类型的住房还广为云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所沿用。
宗教习俗
滇国时期，虽然社会经济和生产生活有很大发展，但当地居民仍普遍信仰原始宗教，即通常所说的“自然崇拜”。自然事物及先人祖先，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无不具有潜在的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些神灵，直接或间接地降下吉凶祸福，时刻影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为了取悦神灵并祈求他们给人间带来恩赐和护佑，滇人往往要举行众多繁杂的祭祀仪式，宗教活动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巫师是祭祀的主角，因为他们是沟通人与神的信使，其装饰和言行都显得与众不同。每当祭祀时，在巫师的主持下，举行盛大的仪式，或是剽牛，或是杀人，或是舞乐等等。
滇国比较有特色的风俗，主要有斗牛、转秋、竞渡、饰羽翎等。滇国的斗牛，不是人与牛斗，而是牛与牛斗。直到今天，斗牛这一习俗，也仍然在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中流行。转秋，类于通常所说的打秋千，但又有所不同。南方少数民族很早就有打秋千的习惯，据说可以消灾免难、四季平安；而打秋千的地方，又是男女青年社交活动和谈情择偶的场所。竞渡，也是南方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古老娱乐活动。石寨山出土青铜器上的竞渡图像，则栩栩如生地勾画出这一活动的场景。饰羽翎，是滇国青铜器上常见的图像。人头颈间装饰有数支或十多支羽翎，呈扇形或条形；也有在头顶偏后插两支很长的羽翎，或用羽翎数支插在头顶四周，如同羽冠。这些装饰有羽翎的人，身份比较特殊，可能是巫师、舞蹈者或武士。这一习俗，或是有某种神秘因素在其中，但多是为了美观。直到今天，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仍能找见其痕迹。
青铜文化
商周时期是中国青铜器最为发达的时代，自战国以来，中原地区青铜器的衰落趋势不可遏抑，但是西南地区的滇国，却开启了青铜文明的又一黄金时代。滇国的青铜器，独具特色，熠熠生辉，主要有生产工具、兵器、饮食器、礼器等。滇国青铜器之所以能闻名遐迩，与铜鼓文化紧密相关，也与精彩纷呈的贮贝器密不可分。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及东南亚地区普遍使用的打击乐器，直到今天中国南方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也还在使用。它的前身，并非是单纯的乐器，而是一种较大的炊具，即供多人煮饭用的大型青铜器。早期出土的铜鼓，一般是鼓面朝下、圈足向上倒置，大多没有纹饰鼓面，胴部均有较厚的炊烟痕迹。显然，它是作为炊器而存在的。后来，铜鼓逐渐向礼器转变，成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器物，正如同商周时期的国之重器钟、鼎等等；而铜鼓的使用和拥有，又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与铜鼓并盛的青铜器，是贮贝器。顾名思义，所谓的贮贝器就是贮存海贝的容器。贮贝器的主要来源有二：一是利用现成的铜鼓，对其进行加工改造；二是仿照铜鼓外形，重新铸造。贮贝器最显著的特色是它的纹饰及装饰。在贮贝器的盖上，有各种圆雕的人物、动物组合而成的表现特定社会、特别场景的立体装饰画面。这些场景，几乎涵盖了滇国民众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如纺织、战争、纳贡、狩猎等。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中，有一件是表现杀人祭铜柱的场面，上面竟铸有127个高约3厘米至6厘米的圆雕人物。这些贮贝器的四周，也或多或少地铸有各式形象，或动物、或人物，不一而足。之所以要用贮贝器盛装海贝，可能因为海贝是滇王国的稀罕之物，是财富的象征。贮贝器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取代铜鼓礼器、重器的地位，成为权力、地位和财富的新象征。滇国的青铜文明盛极一时，但伴随着滇王国的衰微，它也走向历史的尽头，渐趋没落。
滇国作为西南地区的小国，有自身发展的脉络与痕迹。其发展受周边诸多民族的影响，但作为主体民族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实质变化。它的独立存在，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多样性，也说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明，并不逊色于中原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