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双重的世界中长大——一个是父母的美国人长老会世界、一个小而干净的白人世界；另一个是忠实可爱的中国人世界——两者间隔了一堵墙。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我说话、做事、吃饭都和中国人一个样，思想感情也与其息息相通；身处美国人世界时，我就关上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
可以说，正是文化上的双焦透视在她精神的根底上形成了一种她一生均无法回避的“双国情结”的交叉与重叠，在她的深厚的“中国情结”的涌动之下还涵盖着一个同样强烈的“美国情结”。当然，她本人努力将二者合而为一。但在更多的时间里，这两个世界是彼此分裂的。中美两种文化的本质内蕴在各自给她以无穷魅惑的同时，也赋予了她来自精神世界的放逐感与漂泊感。她身处中国却非其中的一员，身为美国人却依然不是它的一员。这两个在她生命中一次次分裂的世界，彼此都不能成为对方，却又各有千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赛珍珠所处的正是一个十分尴尬的“文化边缘”的特殊位置。于是，她在中国农村度过的大半生涯，和她小说里的中国农民，便都为这种双重情结导致的特殊审美观照所笼罩。
赛珍珠最重要的作品、长篇三部曲《大地》（The Eanh，19311935）就是这一审美观照的结晶。它既相当真实地展现出了中国农民在黄土大地上辛勤耕作着的丰富而鲜活的生命实质，又凸现了作者的艺术世界中的矛盾。
千千万万个朴实的中国农民家庭，在一望无际的黄褐色土地上世代繁衍，生生不息，循环往复，演化出了几千年的人事沧桑。《大地》中，中国农人们与土地的依恋关系构成了小说的一个重要母题。“土地”是他们考虑一切问题的中心，也成了支配一切行动的巨大内驱力。农人们的品德来源于与父辈相同的原始灵魂：与土地的密切联系。主人公王龙带着一种几乎虔诚的快乐，耕作在他自家的田地上。他属于他的土地，只有土地在脚下，生活才能充实。他坚信，一切都可能被人拿走，而唯有土地是别人永远无法拿去的。“正是这块土地建成了他们的家，为他们提供食物，塑成了他们的神像”。“从前某个时期，男男女女的尸体都埋在那里。同样，他们的房子有一天也要变成泥土，他们的肉体也要埋进土里”。这使我们联想起赛珍珠另一小说《龙种》（Dragon Seed，1942），一部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第一部直接描写被占领的中国抵抗日军”的“生动而感人的”小说中的描写：日本侵略者残忍的奸淫掳掠非但不能改变庄稼人对土地的热爱，反而更加固了这种深沉的情感。当日军突然侵入那座平静地沉睡了千年的小山村时，忠诚的老农林郑为了土地而留了下来，因为他坚信“土地绝不能留给敌人”。这是村子里人们的普遍信念。他们“信任这片土地，它给他们粮食，给他们所必需的一切。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所拥有的这片土地总归是属于他们的，也将一直哺育他们”，他们也将永远不会背叛他们的土地。
王龙也同样，即使在生命最艰难的时期，绝不肯卖地。甚至当空前的饥荒威胁到生存，迫使他们一家逃难到富足的南方城市时，王龙也“只是在一天天握着生活”。他深知自己“不属于这里”，而只属于远方家乡的土地。后来，王龙靠在贫民暴动中劫夺的钱财回到家乡，成了富甲一方的地主，他有了变化，渐渐远离了妻子阿兰和他曾经钟爱的土地，沉溺于对新纳的小妾荷花的情欲之中。但在此时，又是“在烈日下闪着钻石般光芒的土地”，及田野上吹过的清新的秋风，重新唤起了土地潜藏在王龙心底的渴求。土壤的养分渗入了他的肌肤，对土地不可磨灭的印记又一次坚硬了起来，他由此获得了更高意义上的自由——这时，一个声音在他的心里呼唤着——一个比爱情更深沉的声音在他心中为土地发出了呼唤。他觉得这声音比他生活中的一切其他声音都响亮。
即使在王龙的晚年岁月里，他依然“经常会从雕花大床的暗影中醒来，希望回到那黑暗简陋的小土屋去。”而垂死的王龙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苦心告诫儿子们，“我们从土地上来，必须回到土地上去。只有守住了土地，才能活下去。”在这里，我们依稀听到了圣经祷词“来自泥土，归于泥土”的遥远回声。
王龙的死预示了一代人生命价值取向的终结，儿子们属于注定将要同土地脱离的一代。他们渐渐失却了父辈对大地的深情，也失去了父辈生命中至关重要的力度和强度。然而，孙子王源却延续了祖父血脉中始终涌动着的恋土情结，从一开始起就迷恋于家乡那座生存着一些“朴实而顽强的灵魂”的黑暗土屋。当感觉到祖父——“那个长眠于地下的老人，又一次伸出他那只满是泥巴的手，搭在了他肩上”的时候，王源在本质上实践了对土地更高层次的回归。
“当种子被种到地里之后的一瞬间，它可能会变成一种非物质的东西，变成一种精神，一种能，一种介于精神和物质之间的要素”，正如种子内部的这种深深蕴藏着的涵义在小说中所表征的那样，在中国农人受尽煎熬的褐色面庞的皱纹里，蕴藏着不可测知的坚强的生存决心。“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在时时面临死亡的威胁之际，抑制住心中的恐惧感，以顽强坚忍的求生力量与意志力实践着对生命不屈不挠的渴望，这也就是一种对生命的肯定和向往。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就能摆脱烦恼和苦难，这是赛珍珠终生记忆的一句中国格言。而在她的心目中，中国农民就是这种意志力最完美的诊释方式。在《大地》中，当全家人都因饥饿而处于极度窘困之中时，王龙的那个瘦弱的女儿则以其生命的坚忍性赢得了父亲的感情：“当她想使劲用她那没牙的嘴虚弱地露出一丝微笑时，王龙突然掉下泪来。”王龙的父亲，那个在逃难时始终微笑着的干瘪的小老头，则始终对自己说：“我一定得吃东西。”在他们的身上，生命的真相渐渐显露出来：面临的境况愈是窘迫，生命愈是撞击出最耀眼的火花。生命的苦难与毁灭，最终都通向了生命的至高无上性。
在《龙种》中，赛珍珠将一个极富感染力的中国神话传说作为引领全书的楔子。她将天地神物“龙”与土地的结合，作为中华民族浑厚的民族力量的本源——
传说夏朝时，有两条龙曾经发生过一场大战，最后这两条龙都不见了，却留下一片肥沃的土地，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华夏民族。从此，龙就一直被视为这个英雄民族的祖先。
无论幼年时期在一位孔姓私塾先生的引领下熟读的中国古代典籍，或是成名后在各种权威报章上发表的有关中国文学、文化的论文的字字珠矶，还是把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同样描写农民的《水浒传》精心译介给西方世界（英文译名《四海之内皆兄弟》），无一不印证了赛珍珠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刻浸染。她对土地的眷恋是深深植根在中国的农业文明中的——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蓄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凛凛也！
然而，来自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美国的赛珍珠，为什么也对春耕夏耘、秋获冬藏的农耕世界如此心仪呢？其母系的家族史也许值得深味一番。赛珍珠的母亲凯丽是荷兰移民的后裔，出生于美国南部弗吉尼亚州宁静的小镇，但又经历了南北战争残酷的阴影。直至凯丽随丈夫远赴中国，那块一度硝烟弥漫的安谧的土地依然和她如影随形。这种割不断的忆念随着岁月流逝，悄然融入了对弗吉尼亚故乡最美好的农田与山林的怀想。母亲伫立在中国城市阴暗中心的美国式花园里的孤独身影在赛珍珠脑海中刻下了一生都无法磨灭的印记，母亲对南方乡村的最后印象也给了赛珍珠一种近乎完美的昭示，让她对农村生活天然产生亲和力。
事实上，美国文化中也有农业文明的成分。H.S.康马杰在他那本著名的《美国精神》中，曾以19世纪90年代为分水岭，道出了美国历史上两种文明的递进——
在分水岭的一边，主要是一个农业的美国；它关心的是国内事务；至少在理智上遵守17、18世纪承袭下来政治、经济和道德原则。在分水岭的另一边，是现代的美国；它主要是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国家。
从文化及或情感认同上，赛珍珠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归属于以南方为代表的农业文明。正因为如此，赛珍珠相信，土地就是家族绵延不绝的根。大地由此成为了人类立身之根本的本质象征。“大地就要结果实了”，这作为王龙娶妻的隐喻，从《大地》全书一开始就预示了一个笼罩全篇的深广蕴意。所以毫不奇怪，相对于那些受过西式教育而傲气十足的中国知识分子，赛珍珠更为偏爱中国古老大地上朴实善良的普通农民。“农民虽然目不识丁，但他们绝非无知，他们对生活的了解、他们的智慧和懂得的哲理至少比那些年轻人多得多，也毫无疑问地超出了许多老学究”。这种坚定而近似固执的信念使她认为，“中国农民具有强大的力量……他们背上驮负了连牲畜也难以承受的重担，他们富有智慧的脸上布满了辛劳的皱纹，”“穷人们承受着生活的重压……他们活得最真实，最接近于土地，最接近于生和死，最接近于欢笑和泪水……在农民中间，我找到了人类最纯真的感情。”她也不止一次地提出她的鲜明观点：要想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不能只考虑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分子，而应放眼大众，去看看中国的农村。因为惟有普通大众才真正是中国的力量和荣耀，也只有那些不断与天灾人祸作顽强斗争、生机勃勃地生活着的普通百姓的广阔而丰富、悲哀而欢快的生命才最具有代表性。
赛珍珠对农村的留恋，除了回归农业文明的一般文化意义外，也有她个人的经验的因素在内。特殊的边缘地位让她深感家庭的重要性，“否则，在这个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中，个人只不过是一个孤独的游子。”她不能不感受到，“家”对于背井离乡的白人而言，总是带着悲剧的色彩。她从小经历的就是这样一种罕见的孤立感、无归属感。在一个异己的环境中长大，她始终无所适从，弄不清自己的根究竟是在何方。正如她为母亲的传记所选择的题目“被放逐者（The Exile）”那样，其背后喻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无可回避的对自己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于是在中国农人对作为立身之本的土地的坚定信仰中，赛珍珠企图建立起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典型和模式。“土地”的意义被延伸到了一种深层价值观和道德世界，它给予人以生命、希望以及精神的安宁。这种文化态度无疑寄托了作者的审美趣味和旨归，进而《大地》中人与自然、土地和谐共存的完满的生命方式，也具有了一种超现实、超历史、超文化的永恒意味。炽热的土地观念和深远的家族意识共同构成了生命力的内核。
然而正如胡风针对小说的真实性作出的评语，“《大地》被一个略带架空色彩的故事贯串着”。从一定角度看，赛珍珠对中国农村的描绘可能更具有一种文化与美学的意义。实际上，对中国广大农民而言，同土地的关系更多只是一种实际、功利性的联系，体现的是小生产者的求生本能。赛珍珠把劳动看得过于浪漫化，在她笔下，这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和深层审美意蕴的辽远古国，不免从激烈的时代变革和满目疮痍、苦苦奋斗的现实中抽身而出。而这，恰好反映出赛珍珠对中国农村真实情况的隔膜。
无根的爱恋
在象征的意义上，大地就等于母亲。赛珍珠在小说中也曾多次有意或无意地暗示，作为母亲的阿兰，神奇地与生养人类的“大地母亲”形成了一种同构的关系——
奶水渗入土里，形成一小块柔软、黑色的沃土。孩子长得很胖，性情也好，他吃的是他母亲供给他的永不枯竭的奶汁。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妇女的生存境遇常使赛珍珠“夜不能寐”。作为一名女作家，赛珍珠对中国妇女问题的锐敏关注也许是理所当然的。她一方面欣喜地看到，中国妇女仿佛有着比男人更坚强的意志，她们机智勇敢，善于随机应变，虽受到种种限制，却能尽量生活得自由些，另一方面她也亲眼观察到了中国妇女恶劣的生存状况，包括溺婴、缠脚、缺乏必需的医疗设施并因生育不节制而带来的巨大痛苦，以及她们缺少的与男子同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而母亲凯丽在中国内地从事的妇女工作，和赛珍珠自己亲历的参加救助中国受虐女仆和妓女的“希望门”的慈善事业，也使她看到了在男性父权社会的阴影下，传统的罪恶给中国女性带来的可怕后果。早在1925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英语专业硕士时，她就在一篇长达140页的论文《中国和西方》中，既根据传统价值观及艺术、哲学上的高度成就为中国进行了激烈的辩护，也对中国旧秩序对待女性的方式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同样，母亲婚姻的失败对赛珍珠而言不啻是一种更为致命的伤痛。在度过了30年并不幸福的夫妻生活之后，母亲最终成了一名热心的女权主义者。更严重的是，赛珍珠本人的婚姻也不理想，与布克索然无味的第一次婚姻生活以及他们的弱智女儿卡洛尔的先天缺陷，更是意味着布克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失职。赛珍珠在伦道夫一梅肯女子学院所受的出色的女子教育，和她具有世界性、民主性的思想又在她的生命进程之中被激发出来。所有这些，都促使赛珍珠从中西跨文化的广阔视野，对女性命运寄予了特别的关怀。
《大地》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女性人物非阿兰莫属。夜晚，丈夫王龙知道“她的身体是柔滑结实的”，“但在白天，她的朴素的蓝布衣裤遮住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她总是“带着惯于沉默的面容，没缠过的大脚慢慢稳稳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但阿兰也有她隐秘的希望：带着穿戴整齐的儿子，自豪地回到黄家。一向缄默的她，竟然把整个事情都盘算好了，甚至令人惊讶地精确到了每一个细节。她曾苦苦请求王龙让她支配由自己抢来的一堆无价珠宝中的两颗珍珠。得到准许后，她“好像得到了很大的安慰”，王龙也“被某种他无法理解的东西感动了”。而当王龙为满足小妾荷花的无理要求，强迫阿兰将这两颗珍珠交出之际，那一刻阿兰缄默中沉重的眼神注定将永远留在王龙的余生之中，并化为无尽的遗憾和悔恨——
她慢慢地把多皱的湿手伸进怀里，从里面掏出了那个小包，她把小包递给他，看着他打开。他把两颗珍珠放在手心上，它们在阳光映照下发出五彩斑斓的光。他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