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玩味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的矛盾，始终纠缠于赛珍珠的精神世界中。一方面，她再三表示，在坚忍不拔地承载着时代兴衰沉浮的中国农民面前，那些漂泊无根、脱离实际、与普通百姓存在巨大鸿沟的现代青年是十分苍白无力的。他们迫不及待地追新骛奇，却又被旧事物牢牢束缚着；他们不满国家贫穷落后的丑陋现实，但又蔑视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广大同胞；他们希望改变这种现状，却又未能拿出任何实际的行动。所以他们最终的命运只能是在人们漠然的注视下逐渐退却了热情，然后缄默、消亡。但另一方面，她仍固执地将建设现代化文明的希望寄予这些文化精英。在另一部小说《同胞》（Kinfolk，1949）中，她正是借用留美归国的华裔青年詹姆斯·梁的形象阐释了这样一种希冀：“在他把健康和文字工具带给他的人民的同时，他也给自己找到了道路，学习他们安排一切的办法。当他熟悉了他们时，他就可以获得他一度被割断的继承关系，这样他就能找到自己的根。他怀着这种谦卑的心情开始新生活。”
看来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在学习和接受西方新文明的同时，不能丢失东方民族自己的根。按照赛珍珠的描写，王源自身致命的缺憾正在于此。《分家》这样刻画王源的内心：“他没有完全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拯救祖国，又应当把祖国从何处拯救出来。他感到迷惑：他迫切地愿意做一些事，但却又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在他的心底，也时时隐藏着许多关于劳苦大众的苦涩记忆，”但“穷人的世界也是他希望忘却的另一个世界。”“虽然农民们很忠厚，但也蠢得很，身上还散发着一种臭气，使他怀疑为他们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是否值得。”
赛珍珠曾经在《分家》中精心刻画了一个王源坐人力车的细节：
他（指王源）跳下人力车，摸出一把硬币，按说定的价钱付给车夫。刚才，源看到那些富人和他们的太太对于乞丐的呼号如何视若无睹，又如何把伸到他们面前的骨瘦如柴的手推开，心中不免有些愤愤然，可是当这个跑得浑身是汗的车夫低声下气地颤声恳求“先生，发发善心，加一点儿吧”时，源却认为这全然不是一回事。他毫不让步地喊道：“价钱不是讲好的吗？”车夫叹了口气，说：“慢，是的，钱是讲好的——但我想你若是发发慈悲——”
然而源已经忘掉了人力车夫。他转过身去，瞧见门铃，便按了一下。车夫见自己已遭人遗忘，又叹了一口气，用挂在脖子上的一块脏布擦了擦发热的脸，便慢悠悠地向街上走去，尖利的晚风吹来，使他打了个寒嗦，把他皮肤上的汗水吹得冰凉。
归根结底，王源不相信现代化的事业，不管采取的是何种方式。他“对于干任何事业已经感到厌倦，无论这一事业有多么伟大”。当王孟告诉王源，他将投身一种“新型的革命”时，王源只是漠然地觉得，“他这一生在许多地方听到过这样的话，但如今世界上依然有穷人，也依然有这样的豪言壮语”。
小说中，王源在本国土地栽种的外国麦子，最终腐烂在田埂上。这无疑是一种极深刻的隐喻：“土地和天空对它来说都是陌生的，它没能自然地深深扎下根去，因此它腐烂了，被糟蹋了。”然而，赛珍珠有没有想到过，如果这片土地经过千年沧桑早已不是沃土，而且有着太多腐朽腐乱的渣滓，那是不是首先应当来改造这块大地？
小说里还有一个场景：在凄惨地回土屋看望遭愤怒的人们打伤的父亲的路上，王源遇到了两个刚从国外归来的年轻人，与他当年一样雄心勃勃，一样看不惯祖国丑陋的现实。他们无拘无束地笑着，用外语流畅自如地交谈，准备开办工厂，帮忙解决工人的失业问题。王源又听到兄弟之一责骂服务员，那是因为服务员脖子上用来擦碗的那条又脏又黑的抹布。当坐在旁边的一个商人咳嗽并朝地板上吐痰时，兄弟俩都对他怒目而视。王源看到兄弟俩的反应，非常理解，因为他也曾经有过同样的感觉，说过同样的话，可现在他再也不会为那些不卫生的坏习惯感到羞愧或愤怒，只是听之任之。相反，他只感觉到和父亲的割不断的纽带——他依然是他自己，他父亲仍然是他父亲。他不能抛开对于那个老人的责任。那老人曾是他自己的过去，而且现在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一部分。因此他耐心地继续他漫长的旅程，直到终点。
这确实是人生、历史、文化，乃至世上生生灭灭的所有事物的一种普遍境况。是否赛珍珠在暗示，那两个年轻人早晚也会和王源一样，变得麻木、因循、守旧？但她没弄明白，正是如此循环往复的一代代总不满足的年轻人的降生，才给世界带来希望。不错，他们仍不免时而激进、时而消沉、时而自尊自信、时而自卑自弃，仍不免依违在过去与未来、传统与革新之间，仍不免既期盼着新生儿的啼哭又伤感着老父亲的衰惫，甚至重复前一辈人的迷误和悖谬，但他们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在蜕变。至少可以肯定，当王源的子女替他临终送别时，他们面对的就不再是始终未沐浴过欧风美雨的那个王龙。
文化边缘的自我救赎
即使在赛珍珠本人身上，循环往复的类似现象也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
赛珍珠父女两代都是来华的传教士，但信奉的却并不是一回事。她的父亲赛兆样（AbsalomSydenstricker，1852一1931）是南方长老会教徒，代表着清教中最保守的原教旨主义。他确信自我即可得到解救，伴随他一生的是内心孤独奋斗的宗教体验。他拘泥于《圣经》的字面意义，对19世纪晚期基督教内部的现代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毫无兴趣。他也强烈地反对传教士直接参与任何社会活动，在垂暮之年依然固执地认为，传教的圣职只涉及信仰，而与教育、保健、科学无关。
赛珍珠属于受到新思潮影响的下一代传教士，她相信只有西方先进的医学与科学知识才能带给中国古老的大地以真正的恩惠；只要人人讲道德，社会就会实现公正太平。她断言：“中国的祸根在于其上层阶级的道德败坏以及农民的贫困无助。”她执著地追求普遍的道德范畴和个人正直，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倾向，却回避了对终极价值的追问：“普通的中国人需要培养审美情趣，去发现他周围有待于挖掘的美。一旦他懂得了美的意义……一种崭新的精神将会在这块美丽的大地上传播开来。”
以赛珍珠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尽管她在中国的一生几乎时时都处于战争的颠沛流离中，如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27年3月的“南京事件”以及20年代至30年代的军阀混战，她不可能相信革命或战争是实现永久胜利的手段。在她的笔下，“王龙对战争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恐惧感”，丝毫不理会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性质。《龙种》中的农民林郊也始终认为，“打仗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好事。在战争中一切都会失去”。“一个人要是上了战场，就不再是他自己，不过是一堆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罢了”。即使是残酷的生死斗争把许多普通的庄稼汉逼上了杀敌的前线，已经成了地下抵抗运动的领导者的林郊仍然倍感困惑：赶走鬼子以后，他们还能重拾过去的自我吗？
对于贯穿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分裂为不同阶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赛珍珠也是隔膜的。她的作品中隐隐写到了农民佃户与地主间的仇恨，但只是一带而过。她也注意到了因革命脱离群众而导致的人民对革命运动的疏远，却无法进一步透过表面察觉更大规模的反抗搏斗迟早是必不可免的。她在小说中提出了疑问：“革命——这条新路，将通往何处呢？”在她的心目中，中国的每一场政治斗争与革命的胜利，都只达到了改朝换代的目的，本质并没什么不同。这种消极的历史旁观态度，妨碍了她的视线，使她没有注意到革命的性质已有了深刻的变化。最终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对她而言只是个不得不接受的沉重而无奈的事实。
美国的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Malclom Cowley）在《大地上的好人》一文中曾饶有兴趣地将《大地》和法国著名作家马尔罗（A.Malraux）同样描写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小说《人的命运》作了对比。他指出，《大地》这样一部述及革命运动的小说的根本缺陷在于，完全不理解大批革命者为之献身的信仰究竟是什么。赛珍珠以她自己的视野关注着中国现代的进程，结果却显得与这一进程中最紧迫的现实、最PTX须解决的问题拉开着距离。在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最激烈最动荡的年代里，她无法对中国革命的主流做出正确的反映，而是自动地选择了一种疏离的写作姿态。这不能不说和她的信念和立场有关。她的个人经历，她的文化背景，都限制了她，使得她无法投入动荡的大时代的旋涡中心，和我们一道深人民族灵魂的深处，在广阔的历史和现实的纽带中探索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她始终只是作为一个中国社会历史变革的富有同情心的观察者，向西方介绍她所深爱着的、她所理解的中国。
由此，在赛珍珠的漫长文学生涯中，写作成了文化边缘上的救赎。同样由于此，她的小说会在不经意中展示出东西方文化交融会合的理想化前景。虽然更多是想象，却也是美好的愿望。在《东风·西风》中，小说一边描写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误解与不和谐的冲突无处不在，一边又借桂兰之口，对她哥哥与美国姑娘的爱情结果作出了预测：
对他们的孩子，我有两种猜测：他会独创自己的天地，他既不是纯粹的东方人，也不是纯粹的西方人，没人会理解他，他会被两个世界所抛弃。但我想，他吸取了父母的精华，他一定会理解两个世界，会更坚强，更聪明。
就让我们和赛珍珠一道衷心地祝愿并热诚地期待着吧！也许，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该过分苛求她对不同文化的比照与反省，及对民族内部深沉的文化结构的探视，过于遵循古老的道路和方向了。在中西文化的对立与融合之中，她通过笔下的中国大地所展示的根与叶，把自己有关人生经验和人类前途的思考，同历史冲突的深邃底蕴结合在了一起。在她缓慢的叙述中，转身离去的经常是一些古老的沉重的背影，但也透现出新时代的暖色的晨曦。无疑，今天当东风和西风在太平洋两岸从更高的海拔线上呼啸着重新相遇的时候，赛珍珠已经在交会的际点上等待我们了。
3.流放的使徒：赫西的华夏之旅
和赛珍珠相比，另一位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特殊关系的美国作家约翰·赫西（John Hesey，1914—1993）人们就陌生得多。其实和赛珍珠一样，约翰·赫西也生长在一个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家庭，后来同样在文学创作事业上做出了成绩，虽然未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却是一系列奖项的荣膺者。他的创作（包括小说和非小说类的）也反映出多元文化的背景，有一些作品直接涉及中美两国的文化关系问题。但不同的是，赛珍珠有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经验，她凭着对中国文化的熟谙，通过美国女性的视角和想象方式，向西方世界演绎了一个个动人的中国故事，而赫西根据仅有的联系，但也更为超然的态度，关注着异质文化尤其是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隔膜和对抗，以及身处不同文化界域的个体力求打破壁垒的复杂精神况味。
赫西出生于中国天津，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十岁那年，因来华传教的父亲洛斯库·赫西患了脑炎，举家回到美国。赫西极少谈到小时候在华的这段生活，但可以想象，这对小约翰养成对文学的爱好有很大关系。他生活在租界里，生活在殖民官员、商人和教士的圈子里，无法和本地的孩子们打成一片，无忧无虑地玩耍，甚至不能和当仆役和工人的当地中国人接触，空闲的时间只能用来读书和写字，并幻想着圈子外中国孩子和中国人的生活，那对他来说既神秘又好奇。很早他就自己编写了一份《赫西报导》，描写在学校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同学们，出现在其中的中国孩子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会英语。尽管如此，这似乎已在预示着他日后的记者兼作家的生涯，预示着他日后的创作将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回到美国后，赫西克服家境的贫寒，先后在耶鲁、坎布里奇等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后，1937年夏短暂地为作家S.刘易斯工作过，同年进入《时代》杂志社，先做见习编辑，然后于1939年被派往中国做战地记者，从此开始了他二战时期的旅行记者的经历。他先在重庆采访过蒋介石和支援中国抗日的美国飞虎航空队队长陈纳德，时间不长又飞赴日本采访，接着先后在南太平洋群岛、意大利西西里岛和莫斯科担任特派记者。虽说来去匆匆，但足迹几乎遍及东西半球反法西斯的重要战线。
最初的开端
二战期间，赫西在华逗留的时间极为短暂，他只觉得重庆大后方完全不像记忆中的天津，还没来得及熟悉它，战后他又作为《生活》和《纽约客》杂志的记者和编辑于1946年冬重赴中国。从发表在这两份杂志上的报导看，他到过北平、上海、宜昌和几个农村，也登上过由美国军官指挥的运送国民党新六军的登陆舰。在舰上，经过和不少来自中国北方（包括天津）的士兵的交谈，并得出中国人乐天安命、不思进取故而落后的结论的同时，一个美国军官问他：“有没有人叫过你洋鬼子？”
这个印象留在赫西脑海中无疑相当深刻。这时候的赫西，不再是初出茅庐的普通记者，而已初露头角，一度被认为是战后最有前途的新锐作家。他在1944年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阿丹诺之钟》，在次年的欧战胜利日荣获了普利策奖。另一部影响更大的纪实性作品《广岛》也已完成，并即将问世。
《广岛》通过六个幸存者的叙述，再现了1945年8月6日原子弹爆炸对日本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无论在躯体和精神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它的发表在美国国内造成了震撼，包括参与制造原子弹的爱因斯坦等许多知名人士，都因其中反映的当时当地的惨烈情景而深受震动。这部作品可以简单地看作反战的，但实际包含着对美国高科技文明的反思。这种高度发达的现代科学技术，难道除了用于战争的决胜，就不再有别的用途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