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总能在绿洲的尽头遇到狼息在荒野浪迹，或在安逸的港湾之外见到孤帆于风涛中出没，在人类迈向富庶和繁荣的整齐方阵一侧，也总有零余者在踯躅在徘徊。他们并不随着万众一声的欢呼而雀跃，也不因预言中流着奶与蜜彼岸而陶醉。他们疑虑、惆怅、苦思、焦虑，似乎难以在纵情欢乐的红尘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感觉，苦涩与忧心忡忡才是他们的天职。
不能不承认，有的人就是天生敏感或者脆弱。在走出本土封闭的疆域后，文化的冲突和对抗人来说都是普遍的遭遇。当冲突和对抗发生的一刹那，谁的内心都会失去平衡。初次出国的人，常得“文化休克症”，原因就在这里。一般情况下，逐渐适应以后，症状就会消失。但就是这么一些人，总在临界或边缘的地段左顾右盼，进退两难。还有就是在文化转型时期，趋新与守旧、向前与向后，也是让他们颇费思量的事，常常弄得魂销骨瘦，茕茕孑立。
19世纪德国浪漫派诗人诺瓦里斯说：“应当以痛苦为骄傲——每一次痛苦就使我们想起我们的高等地位。”但其实问题并不在地位的高或下，而是在心灵的感应力是否特别纤细，特别多愁善感？于是在异质文化融会交织的巨流之中，出现了一群不知归属、也无所适从的人，他们的灵魂因两种文化的撑持而撕裂成两半。比诺瓦里斯早了二百年的一位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则说过，人永远只会为他失去的东西而痛苦：“谁会由于自己只有一张嘴而觉得自己不幸呢？谁又会由于自己只有一只眼睛而不觉得自己不幸呢？”如此说来，难道各族文明像大家庭一样的和睦相处，曾经是人类拥有过的东西？
1.孤守梦中的红楼：两栖作家张爱玲
1955年秋天，张爱玲（1920—1995）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离开香港，远赴美国，从此开始了她在太平洋彼岸长达40年的生活，并于1960年7月加入美国籍，成为美国的正式公民。张爱玲由此成了一个两栖作家——在大多数人眼里，她仍然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区那个冰雪聪明、玲珑剔透的走红小说家；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她已是个移民作家，甚至可以算美国作家了。
在美国的40年，是张爱玲将自己的根，一点点从祖国拔出，移到一块不无陌生的土地上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走向封闭的过程。到最后的十几年，她基本上过着隐居的生活。一个中秋之夜，她一个人静静地在自己的家中长眠了。和那个快乐地喊着：“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的洋场才女相比，和那个曾经大红大紫、名噪一时的文坛新秀相比，她真正是像自己所说的“淡出”了。
张爱玲在美国写的最后一部著作《对照记》里，这样描绘人的一生的经历：
悠长的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许多人都有同感。
然后崎岖的成长期，也漫漫长途，看不见尽头，满目荒凉……
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不弦，凄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
在张爱玲身上，奇特地凝聚了新旧之际的中国一切文化上的矛盾。她既唯美又世俗，既时髦又怀旧，既超脱又功利，既逃避战争又无可逃避，既眷恋故国又没有祖国，既喜爱热闹又自我闭锁荒凉中的挥别。
张爱玲出身于典型的旧式的世家贵族。她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朝末年著名的清流人物，因敢于议论朝政而名重一时，官至检察院左副都御史（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检察院副总检察长），后来在中法战争期间协办福建海防，兵败遭查处，被释后任李鸿章幕僚。祖母李菊藕就是李鸿章的女儿。父亲是官宦之子，母亲也系出名门。出生在这样的门第里，张爱玲很早接受的教育，从一开始就混杂着新旧两种文化成分。很小时她便每天早上由佣人抱到母亲的床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开始识字。但她的母亲也喜欢看小说，张爱玲清晰地记得母亲坐在马桶上读《小说月报》上连载的老舍的小说《二马》，“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而她的父亲又是深受旧学熏陶的人，“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可见旧式的学养根底相当深。但她父亲也喜欢读小报，家里总是这里那里到处乱摊着当时颇为时新的“新闻纸”，使张爱玲也养成了读小报的习惯。十岁以前，家里还为姐弟俩请了私塾先生，一天到晚摇晃着身子背诵古文，学作古诗，虽然苦，但却为她奠定了古典文学方面的良好素养。她的“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便是在一种浓郁的新旧兼备的文学气氛里度过的。古文、旧小说、小报上的鸳鸯蝴蝶派通俗文学，也有一点新文艺作品，填满了张爱玲的视界，也奠定了她的文学趣味。
在张爱玲的成长期，新文化的因素渐渐地强化了，这是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的。她的母亲是受“五四”影响很深的一代新女性，几度留洋，在思想、情趣、生活方式诸方面都完全洋化了。正是母亲冲破父亲的阻力，使张爱玲走出了家门，到新式学堂里受教育；也是母亲，培养她学英文，学弹钢琴，为她营造了一个绚烂夺目的西洋化世界，深深地影响了张爱玲以后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在她回忆童年和少年生活的散文《私语》中，她称母亲和姑姑同住的家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
但同样在成长期，张爱玲因为遭遇家庭变故：父母离婚，后母虐待，父亲软禁……新和旧两种文化分别以更大张力作用在她身上。一边，母亲的生活方式变得格外鲜明，成了彼时张爱玲对于未来的全部理想。她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这一时间她竟然把一直钟爱的“章回小说”也打人“看不起”之列，可见洋派的生活是如何像一个瑰丽的梦一样主宰着她。一边，父亲的家，却变得“那里我什么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一时尽尝人世沧桑，反而在她年少的心灵里激起了对以往的好时光的留恋。她回忆说：“满目荒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在被外界视为自传性质的《对照记》里，有关祖父母婚姻及家世的照片和文字介绍占去了极不合比例的篇幅。即使她始终只能从相关的史籍、小说中寻觅到她的祖先生活过的片断，她对于这一段辉煌的过去始终有割不尽的血缘。《对照记》里深情地说：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双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躲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我爱他们。
张爱玲沐浴在对西化生活的憧憬中，目睹了其父及家族亲戚中同类遗少们的生活的腐朽、颓废，她对于那种破败的传统充满了鄙夷，然而却又恋恋不舍。因为如果传统仅仅是一段历史的记忆，那记忆给予张爱玲的正是抚慰，成长期孤独心境的抚慰。而与那一段记忆气味相近的传统文学，也给她带来了某种亲切。
以后，张爱玲一直是纠结于这种矛盾心境当中。半封建半殖民的文化本来就是古旧的和西洋的东西的掺和，每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人都会有所体验，只不过张爱玲过分敏感、过分缠绵，终其一生都在此矛盾中沉浮而已。
在以后相当长时间里，由于母亲的作用，张爱玲更多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中学阶段她进的是圣玛丽女校，接受西式的教育。1939年考取伦敦大学，因二战爆发改入学文学专业。在港大的三年，她专心攻英文，未使用中文，以至于1942年因香港沦陷中断学业后回到上海，报考圣约翰大学竟然中国文不及格而不能人学。1943年，张爱玲刚走上写作之路时，也表现出她对西方文化的更多认同。在她最初为一家英文期刊《20世纪》写的一系列介绍和评述中国人生活与思想的文章中，张爱玲采取了一种异在的视野，更像一个外国观察家，“从日常生活的幽微处张见了现代中国人身上蠢动着的那个传统中国人的形象”。谈京戏，是为了“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谈中国人的时装，仍不忘此中反映的中国人的心理和趣味。在这些文章中，张爱玲以略带揶揄的口吻侃侃而谈，在表面轻松活泼的文字之下，实际对传统中国人的形象提出了不少批判，显现了她的慧黯和俏皮。《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一文由京戏生发开去，对中国人公式化的感情生活颇有微词：“把我们实际生活里复杂的情绪排人公式里，许多细节不能不被剔去，然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感情简单化以后，比较更为坚强、确定，添上了几千年的经验的分量。个人与环境感到和谐，是最愉快的一件事，而所谓环境，一大部分倒是群众的习惯。”并丝毫不隐瞒对中国人之不尊重个人及个人隐私的不满：“中国人在哪里也躲不了旁观者。就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性里有一点粗俗。‘事无不可对人言’，说不得的便是为非作歹。中国人老是诧异，外国人喜欢守那么些不必要的秘密。”在《更衣记》中，张爱玲更是巧妙地以一个时期繁复的时装设计批评了中国有闲阶级的无聊：“……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态，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唯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的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而在细数了中国时装发展变迁的历史之后，她同样不忘告诉我们：“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人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创造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在《中国人的宗教》一文中，张爱玲以犀利的眼光看出宗教在中国实际上毫无市场，因为中国人真正信仰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人“对生命的来龙去脉毫不感兴趣”，他们有把握，“人类一代代下去，也并不走到哪里去”。西方哲学家苦苦思索的关于人类存在的命题在中国人那里从来就不成其为问题，“中国人集中注意力在他们眼面前热闹明白的、红灯照里的人生小小的一部。在这范围内，中国的宗教是有效的；在那之外，只有不确定的、无所不在的悲哀。”
在这些轻捷的文字和灵动的思想上，张爱玲显现出传统文化的批判者的身姿。这倒并不完全为着投合外国人办的《20世纪》的口味，而是出自她对西洋文化较长时期的熏习和憧憬，所以才能拉开距离，做冷眼旁观之谈；同时又得益于她本人因家族背景对旧文化的熟悉和洞见，因而才能高屋建瓴，一语中的。但她的文化立场并不是永远如此清楚的，所以也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如此超脱。相反，她厌弃中有留恋，向往中有犹豫。这种新与旧之间的模棱两可，这种飘移不定的无着落感，才是张爱玲的问题。
在1943年到1945年短短三年间在沦陷区文坛迅速走红的张爱玲，通过以《传奇》为代表的小说创作，和以《流言》为代表的散文创作，分别展现出女作家两个截然不同的侧影。
“一种衰落中的文化构成了《传奇》世界总背景。”《传奇》说的就是上海和香港一群为时代所抛弃、也抛弃时代的人，一味封闭于旧有的生活方式之中，盲目挣扎，遭遇尴尬、痛苦的故事。张爱玲为我们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太太、小姐、少爷，她对于他们及以他们为表征的衰落中的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暧昧的。她一方面毫不容情地写出了这一群人在新旧文化冲突中因困守旧有传统而遭遇的尴尬、无奈和悲哀，同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却总有一种难言的同情。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于即将沉没与衰落的旧文化的一种恋恋不舍。她看到了它无可挽回的衰败，可又不忍心看到这种结局。这当然与她的家世有关，与自己熟悉的生活告别，总是难的，即便是一种不好的生活，那也是贴心的记忆。就像她本人说的，“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这比瞭要更明晰、亲切”。由此，《传奇》虽以极其传统的方式写成，昭示出的却是极其现代的意蕴。它“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其中自始至终关注的是人性的挖掘，注重从中国古老生活方式的琐碎细致的描绘中揭示出人性的变迁与发展。她笔下的人物尽管“不是英雄”，“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