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些方面更为微妙，如同性恋及相关的艾滋病问题。对此白先勇的《孽子》、陈若曦的《纸婚》都有涉及。应该说，这样的问题在当下中国社会也同样存在。但囿于传统的约束，中国作家常无足够的道德勇气去公平地看待这个社会现象，并在作品中表现它们。同性恋究竟是一种久已有之的人类生存方式，还是人心与道德的堕落才滋生的怪胎？这本是值得严肃讨论的。在日记体小说《纸婚》里，透过中国姑娘尤怡平的眼光，陈若曦写到了形形色色的同性恋者，如男主人公顷、戏剧演员朱连、同性恋房地产公司最成功的经纪人尊等。他们善良、正直，而且各有建树。作者带着一种忧虑与同情的笔调来描写项、朱连等同性恋者因染上艾滋病而走向死亡的故事，并以一贯的道德心与责任感详细地探索了艾滋病的起源、在各国的蔓延情况、此病的传染途径、医学研究的进展情况以及应该怎样正确对待艾滋病的问题。最值得称道的是，陈若曦在这部小说中以较多的篇幅从项的回忆出发回顾了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社会文化思潮，因而被人们称之为“一份有深度的快照式的历史文学档案”，认为其对美国社会的弊端做出了深刻而中肯的批判。相比之下，白先勇的《孽子》主要描写的是台北的一群同性恋人士，借助于这一群为正统社会所不容的普通人的遭际，揭示出更多潜伏在社会深层的冲突，也在某种角度上刻画了人类生存的荒谬。
作为中外之间的媒介，传播得最成功的，当然还要数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旅美华人作家群以白先勇为首，早在台湾大学外文系创办《现代文学》杂志时，便已开始接触并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他们先后译介过卡夫卡、托马斯·曼、乔伊斯、劳伦斯、伍尔夫、萨特、奥尼尔、福克纳、皮尔斯、斯坦贝克等作家的作品，在此同时，他们也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西方作家的艺术技巧。白先勇早期小说《青春》、《月梦》；陈若曦早期的《乔琪》、《巴里的旅程》、《钦之舅舅》等都明显有模仿的痕迹。留学美国后，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更接受过进一步的系统训练。欧阳子在爱荷华大学进修过文学评论的“新批评”方法，陈若曦更是在霍普金斯大学专攻英美文学，白先勇本人也在爱荷华大学创作班学习过。可以说他们对西方现代文学作品的揣摩与借鉴，都比中国内地的作家们既早又深入。而他们应用意识流、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林林总总的手法写成的作品，更是中国作家最早能见到的样板。在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现代派小说的中译本出来之前，对大多数无法阅读原文的作者来说，确实，想要具体知道西方现代派文学是什么样，只有先读旅美华人作家用中文写成的小说。而且，他们在运用意识流、象征、个人独白等许多属于现代派作家的手法时，还往往与传统的内容或传统的表现技巧结合起来，使人感到亲切动人。
我们在许多作品中读到了如此的尝试和努力，如聂华荃的《桑青与桃红》。在本书大陆版的前言《浪子的悲歌》中，作者直言不讳：“这是一个‘安分’的作者所作的‘不安分’的尝试。”她试图在小说中“融合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戏剧手法、诗的手法和寓言的手法”。作者选取了主人公一生中四个生活片段，以桃红致移民局的书信及桑青的日记双线并行来讲述故事。四个片段其实是从不同方面表现了同一个意象“困”，以此来比喻中国人处境的荒谬性：困在瞿塘峡上的船只，困在解放前夕的北平的封建家庭，困在台湾破旧阁楼里的逃债人以及在美国时时躲避移民局追捕的精神分裂者。“走到哪里，都有前路无处可去的困惑，而沿途尽是痛苦与折磨。”（白先勇语）这不正是一代流浪的中国人的真实写照吗？而小说的语言，则随着主人公桑青精神分裂的不断加剧而不断增强了意识流的成分，直至第四部分更是模仿精神分裂状况下的语无伦次。非正常的标点、错乱颠倒的语言、带有明显象征的意象，勾勒出了一个可怕的梦魇，以暗示身陷历史旋涡中的中国人的生存境遇。这样支离破碎的语言，完全颠覆了古典文学传统所遵循的澄净、优雅、简练的文字美，但为表现现代社会的生活特征和心理特征提供了有力的手段，给当代中国文学以不小的启发。
另一典型例子是白先勇闻名遐迩的短篇《游园惊梦》，小说将意识流手法运用得出神人化，不着痕迹。通篇以钱将军夫人蓝田玉触景生情的六个意识流片断，将几十年的沧桑岁月纷繁复杂地呈现出来，以过去的繁华和现在的萧条作映衬，揭示出她寂寞、落魄的心态，笔墨经济而对比强烈，也让读到这个短篇的大陆作家获益匪浅。一般来说，中国传统小说很少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常常将它外化为对白或行动来表现，更不像西方文学中的意识流手法，将外在的环境也融入内心的体验来加以表现。但后者的引人丰富了我们文学的表现手法，是肯定的。不论是西方的意识流还是中国的“言行化”，只要能有助于人物心理的刻画，便是好的。
在这方面，旅美华人作家群仿佛是蜜蜂，本意想采蜜，结果传播了花粉。他们在促进中外文化的互动上，应该说功不可没。
3.两面出击的“香蕉人”：女斗士汤亭亭
进人20世纪80年代，美国文学界涌现了一股引人注目的新兴力量，那就是华裔美国作家。他们和旅美华人作家的最大区别，是他们一出生就在星条旗下，从小到大耳濡目染了西方的文明，心灵深处打下的是美国语言文化的烙印，但他们又同是炎黄子孙，血管中流淌着中国人的血和古老的东方文化的乳汁，因此他们的作品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又洋溢着美国文化的异域氛围。从中既可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合流，又可领略到两种文化的撞击；既可察觉到作者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崇敬，又可以感悟到他们对古老文化的疏离甚至是误读。他们的双重民族身份和特殊的文化背景使他们感到骄傲，同时又使他们感到困惑和烦恼。“香蕉人”是对他们相当贴切的形容，因为他们的皮肤是黄的，而内心则同白种美国人一样。
由于华裔美国作家直接用英语写作，在承受和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也通过自己颇有特色的创作为美国文学注入了新鲜内容，从而不仅在美国国内，也在世界范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夸大一点说，他们的作品谱写了美国文学史新的一页。
华裔美国作家的作品内容有许多相同之处，或者反映中国早期移民在美国的奋斗生涯和悲惨遭遇，或者回忆家庭成员在旧中国统治下遭受的非人的摧残，或者以历史事实猛烈抨击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种族歧视和美国的排华政策，或者描写中华儿女在异国他乡刻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动人事迹，和团结精诚、一致对外的巧妙地与统治者斗争的动人故事。他们的写作风格也存在着诸多相同之处。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是他们构建自己作品的基石。他们将中国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民俗、中国的古典名著、童话及民间传说融为一体，采取丰富的想象、比喻等手法对历史和原来的文本等进行重新建构。传统的家庭关系，如婚姻、母女、父女及家庭其他成员间的关系是他们构思作品的重要的素材来源。矛盾冲突经常在两代人之间展开，然后通过对前辈的人生经历、遭遇的回忆、叙说，互相达到了理解、沟通，消除了无形的代沟，从而最终达到了家庭的和睦。不仅如此，作者还赋予两代人的矛盾以更深的内涵，借以来喻指年轻的美国与古老的中国的冲突、两种不同文化的撞击和最终可能的结果。
在这一批华裔美国作家中，汤亭亭（英文名为Maxine Hong Kingston，又名Maxine Ting Ting Hong）是相当突出的一位。她被誉为“以笔作刀枪”“做斗争的勇士”。她本人也自豪地说：“我正在创造美国文学的一部分……”
来自边缘的成功
汤亭亭于1940年10月27日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斯托克顿城。父母都是20世纪早期的赴美移民。父亲洪汤姆，原先知书识礼，在家乡村子里教书，1924年从广东来到美国的纽约，到美国后他满腹诗书派不上用处，就和另外几个中国移民合伙开了家洗衣店谋生。
作为移民的后代，汤亭亭的名字就已反映出中外文化杂陈一身的特点。洪家后来开过赌场，其中有一位叫马克辛（Maxine）的洋人赌客经常赢钱，父母双亲羡慕他财运好，也就给女儿起了赌客的名字。她的中国名字则源自成语“亭亭玉立”，既形容身材妓好，也含有自立自强之意。1962年她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同年和演员厄尔金丝顿（EarllKingston）结婚，又有了一个丈夫的姓。随后两人前往夏威夷，夫妻俩在那里从事教学工作有十年之久。
汤亭亭在大学一开始学的是机械工程专业，后来才改学英语文学。这让她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本来家里人都说广东话，她小时候英语说得并不流畅，再加上她是外国人的缘故，使她在小学头几年变得沉默寡言。但她天资聪颖，学习优秀，英语水平飞速提高，九岁就已能用英语写诗。当她选择英语文学专业时充满了自信：“我觉得卸掉了所有的负担！我要追求生活的乐趣，这是我生来的天性。我知道干什么都不容易，但英语对于我来说不太费劲。”正是这种自信，加上喜欢看书、写作，具有像母亲一样的讲故事的天赋，促使她后来在文学方面获得了成就。
当然，汤亭亭从小也接收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母亲既是个讲故事的能手，幼小的汤亭亭也就生就了一双敏锐的耳朵，善于捕捉各种各样的信息。她母亲叙述的祖先们不幸的人生遭遇、早期中国移民的艰苦生活、他们遭受的歧视和虐待，以及传统的神话、民间故事、《三国》、《水浒》、《西游记》等，都成了她后来编织作品的重要材料，经过她丰富的想象和重构，又以一种新的面貌展示在读者面前，赢得了读者的赞誉。
1976年，汤亭亭在一家叫中太平洋学院（Mid—Pacific Institute）的私立学校任教期间，在纽约颇有名气的诺普夫出版社推出了处女作《女斗士》（The Woman Warrior）。没料到这本书的问世给她带来了巨大成功。其实一开始，汤亭亭对她这第一本书能否为书商接受和顺利出版毫无把握。她甚至打算，如果实在找不到出版商，就将回忆录寄往国外出版，或者干脆等到去世后再说。幸运的是出版商在当时还在籍无名的女作家身上下了赌注，答应作为非小说体裁出版。结果，书一经面市很快成为畅销书，这是作者与出版商始料未及的。接踵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奖项提名和大小报纸杂志的报道和评论。《女斗士》问世的同一年，就获得了全国图书评论界年度非小说类优秀图书奖。1979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十年中非小说类十佳优秀图书之一。十几年后的1989年，该书还高居在平装本畅销书排行榜上。时至今日，《女斗士》已被选作高等院校的教学必读书，成为文学、亚美关系研究、民族研究、女性研究、社会学、历史、人类学以及政治科学等系科的研究材料。
《女斗士》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对它的赞誉也各有侧重。其实小说是典型的边缘文化的产物。它来自一位身居夏威夷的华裔作家的笔下，如同小说的副标题“和鬼魂相处的女孩的回忆”所昭示的，描写的又是非现实的回忆世界，很大程度上游离在美国大陆本土的主流社会之外。但恰恰是这一点使它一鸣惊人。也有的批评家认为，虽然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异国情调的，即中国式的，但它涉及的主题是和美国文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女权主义文学一样的。另外一些批评家则惊异于该书新奇的题材和风格，称赞它是一部诗意的、激情的、优雅的和原汁原味的作品。自然，对我们来说，最感兴趣的仍然是书中的文化的内涵。
母女主题的重构
《女斗士》一书被普遍认为是有关“母亲”的故事，“母一女”之间的关系是贯穿整个故事的主要线索。其中明显有作者本人的生活经验在内，因为她母亲徐英兰是在她父亲移民美国巧年后才从广东农村来到太平洋彼岸的，第二年就生了汤亭亭。母亲感受到的“文化休克”肯定比其他家庭成员更尖锐，在她身上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也更显著。而在象征的层面上，“母一女”关系又是新与旧、古老与年轻、东方与西方之间关系的象征。
《女斗士》主要以第一人称，叙说美籍华裔女主人公儿时从她母亲那里听来的家族女性前辈的往事，也有从其他移民长辈处听到的故事，再穿插进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鬼故事和家族历史等，重新进行建构而组成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全书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无名女”，叙述了在封建社会里中国姑妈的不幸遭遇。由于某种缘故，未婚的姑妈怀了孕。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完全是不允许的，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村里人认为孩子的降生会给全村带来灾难，进而一齐围而攻之，最后逼着姑妈带着刚出生的婴儿投并自杀。从此以后，家人谁也不准再提她的名字，就好像她从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过。叙说者通过故事的讲述表示了对姑妈的极大的同情，对旧传统的极大愤慨。
第二部分“白虎”，实际是根据中国流传甚广的花木兰的民间故事改编的。有位女子从一对神秘老人那儿学得功夫，成了女剑客。她与丈夫一起上战场英勇杀敌、连连告捷。从前方凯旋回到家乡，她又带领乡亲们与村上的恶霸进行斗争，最后铲除了恶霸，为村民们伸张了正义。此后她又脱去战袍，又担任起妻子、母亲和媳妇的角色。显然，这已经不再是中国历史传说中的那个木兰。作者借历史的素材，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借以歌颂她超出男性的勇气和反抗精神，希望由她来解决现代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带给人们安定幸福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