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一、疆域辽阔的元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便利各地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不仅恢复了原金朝统治地区和江南地区的驿道，而且在岭北辽阳、吐蕃和云南地区也开辟了新的交通线，从而在全国建立了通达四方的驿站体系。
四通八达、星罗棋布
驿站（也称站赤）体系是蒙古和元朝政府的神经和血液网络，对维持其统治具有重大作用。早在成吉思汗时期，由于战争中运输粮食和军队的需要，就设立了通达中原和西域的驿站及相应的驿站设备。窝阔台建都和林后，继续扩大驿站规模，下令以和林为中心添设两条驿道：一条从和林通往中原；另一条从和林到察合台封地，再到拔都封地。此时，驿站已经贯通了整个蒙古国的疆域。
在汉地建立驿站的时间，是在窝阔台即位元年（1229），与草原地区同时进行的；但汉地驿站的发展是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忽必烈即位后，任命霍林海总管各地驿站，颁行《立站赤条例》，同时大修各地驿道。灭亡南宋后，忽必烈就下令在江南地区差拨站户，设立驿站，最终在全国建立了以大都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站体系：东连朝鲜半岛，东北至奴儿干，北达吉利吉思，西通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西南抵乌斯藏，南接今越南和缅甸。据《元史》记载，当时全国共设有驿站约1500处，其中，中书省所辖腹里各路计有驿站198处，河南行省196处，辽阳行省120处，江浙行省262处，江西行省154处，湖广行省173处，陕西行省91处，四川行省32处，云南行省78处，甘肃行省6处，另在岭北、吐蕃等地约有100处。
元代驿站有陆站和水站之分。陆站用马、牛、羊等作为交通工具；水站用船作为交通工具。当时从大都通往各地的陆路驿站主要分东、西、南3道，东道由大都至通州，再到蓟州（今天津蓟县），然后分4路，或往东或往北；西道由大都至昌平，在榆林站分道，或通向上都，或通向山西；南道则由良乡、涿州南下。水路驿道则沿大运河南下，通往山东、江苏、浙江等地。
在元代驿站中有一种最为奇特的驿站—狗站，主要分布在辽东行省自哈里宾（今黑龙江哈尔滨）以北，至于混同江口的征东元帅府地区（今松花江、黑龙江一带）。由于这一地区终年积雪，狗比马更适合在雪地上奔跑，因此人们常用狗作为驿站的运输工具，狗站也由此得名。据元贞元年（1295）丞相完泽奏称，仅哈里宾地区就设有狗站12所。设置狗站的主要目的是运送进贡之物。因为这一地区盛产貂和海冬青（一种打猎用的猛禽），这两种动物都是元朝皇帝和贵族极为喜爱的。另外，元朝专门为年老体弱的官员设置了轿站；还有专供军用的驿站。
元朝驿站的普遍设置，形成了“星罗棋布，脉络通达，朝令夕至，声闻毕达”的局面，因而大大促进了国内交通的发展，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政治联系，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
五花八门、用途各异
驿站的起源与军事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因而传递军事情报是驿站的主要职能之一，元朝也不例外。在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期间，忽必烈着手兴建大都和上都之间的驿站。当时和林的粮食及其军用物资皆有赖于中原地区。阿里不哥退守和林，忽必烈便切断了漠北通往中原的驿路，绝其粮食供应。阿里不哥迫于无奈，被迫请降。在南下灭宋的过程中，为配合军事行动，忽必烈也设立了许多传递军事情报的驿站。如在围困襄阳时，从保定至大名路段就设置了14个站，以便及时通报战情。可见，在蒙古帝国及元初的系列军事活动中，设置驿站，对确保粮食供应和传递军事情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军事斗争告一段落，如何治理天下则成为元朝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由于自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南移，因此粮食与其他重要物资的北运又成为首要问题的重心。
元朝北运粮食，漕运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江南粮米等物资运到大都，一是依靠河运；二是依靠海运。
元朝初年，鉴于大运河全线并不畅通，为了确保漕运物资能及时到达大都，元朝政府于沿岸设立了许多陆站，以陆站辅助漕运。这样，江南粮船自浙西入淮河，由黄河逆水行至中滦（今河南封丘）陆站，然后将粮食用车陆运转入御河（今卫河），经临清、直沽，溯白河（今潞河）而上至通州，再转到大都。通惠河和惠通河开凿后，大运河沿岸的水、陆驿站逐步健全。
在发展河运的同时，元朝政府又大力发展海运。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最后确定路线，从长江口的崇明出海，东行入黑水大洋，北趋成山（在山东半岛南部），经渤海南部，至界河（今海河）口的直沽，再转运大都，沿途都设有海站。
由此可见，随着政治的统一，各地区经济联系也加强了，驿站的职能已经超出了传递军事急务的范围，主要职能转为运输物资，经济职能日益突出。
元朝政府在边疆地区也设有驿站。这类驿站是与管理移民、屯田等措施相辅而行的。世祖忽必烈就十分重视西藏的驿站，即汗位以后，立即派遣使者在吐蕃设立驿站、清查户口。元朝在这一地区设立驿站，不能只把它看成是交通方面的一些措施，而且还应该看到它在政治上体现了元朝对边疆地区的管辖权。
严密、高效的管理体系
就驿站数量而言，元朝与唐朝、明朝不相上下。唐玄宗时期，全国约有驿站1600处；明朝景泰年间全国有1300余处。但就驿站规模而言，元朝则远胜唐、明两朝。唐代大驿站配马75匹，驿夫25人；小驿站配马8匹，驿夫2～3人。明代每个驿站配马30～80匹。而元代大站配马多达千匹，站户上万。因此元朝对于驿站的管理是十分复杂且严密的。概括地讲，“上有通政以挈其纲，下有郡县以赞其力。”就是说，其管理机构在中央有通政院，在地方有路、州和县。
总领全国驿站的机构最初为诸站都统令使，于至元七年（1270）设，属兵部管辖。至元十三年（1276）才设置独立的通政院，管理全国驿站事务。通政院分设大都和上都二院；后又一度置江南分院，设院使为主官。武宗至大四年（1311）三月以通政院怠于治理、对驿站管理不力为由，罢撤通政院，全国驿站又改由兵部管理。数月之后，复立通政院，分管蒙古驿站，兵部则分掌汉地驿站。仁宗延四年（1317），又诏谕蒙古和汉地驿站统归通政院领导管理。
至于路、州、县对于驿站的管理，至元十年（1273）十二月，元朝政府规定设立驿站的地方，站户归各路驿站总管府管理，站户家属则由所在籍的州、县官吏管理。实际上，元朝政府意图是驿站事务不许州、县官过问，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州、县官吏私自挪用驿站储备的粮食、马、牛、薪、炭等物品。
元代驿站官员，主要有驿令、提领、百户以及脱脱禾孙。商业贸易繁忙的大都至上都之间的驿站，通常驿令、提领并设。而一般的驿站或设驿令或设提领，这也是为了节省开支和费用。百户是由路、州、县提调正官于站户内选用，主要职责是管理仓库和公家的财物。脱脱禾孙主要负责对使用驿站工具的过往官吏和人员进行检查，防止冒充。
对于官员使用驿站的交通工具和享受的待遇，元朝政府也有规定。至元八年（1271）三月，政府规定陆站奉旨或急速办公者，三品官准用马5匹，四品、五品官用马4匹，六品、七品官用马3匹，八品以下只给马2匹。元贞二年（1296）七八月，元朝政府规定水站，一品、二品供船3只，三品至五品供船2只，六品至九品官员以及令、译史、宣使等供船1只。很明显，享受驿站的待遇是以官员品级高低和任务的重要紧急与否为标准的。
官员要求使用驿站的物品时，还必须出示由朝廷签发的证明文件。证明文件主要包括牌符和驿卷两种。牌符主要有金虎符、圆符和海青符3种。金虎符是元朝皇帝颁发给负有重要使命的官员使用的符。刘仲录请丘处机远赴大漠时使用过此符，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回国时，因负有护送阔阔真公主的特殊使命也曾使用过。圆符可分为金字圆符和银字圆符，一般供军事紧急时派遣使用的。海青符是与海青驿相配套的一种牌符。海青驿是专门传递军情急务的驿站，禁止一般使臣使用，仅持海青符方准乘驿。而持有海青符者也可以在其他驿站使用，这是元代驿站的一个特点。驿券分“铺马圣旨”和“铺马扎子”两种，都是供各级官府中文官乘驿的凭证。
元朝四通八达的驿站交通网络的建立，使人们的活动范围空前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各地区、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强了国内各民族间的联系，同时，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空前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