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天后，从上尉军官而成为农工的郑加真，在完达山下的八五六农场原来犯人住过的两间草房里开始了他刀耕火种的垦荒生活。他努力表现自己积极的劳动态度，在秋收时，过分用力的镰刀在他的小腿肚子砍出了小孩嘴一样的刀口，在养伤时，这位激情燃烧的复旦才子，完成了他在北大荒的处女作、发表在1958年第17期《新观察》上的纪实文学《向地球开战——我们在密山的生活》。
后来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机，被调到虎林办《北大荒文艺》，这时他和从北京下放的大文化人聂绀弩、丁聪等成了患难与共的同事……在他们的影响下，他没有向连续的自然和政治灾难低头，在个人命运起伏跌宕和家庭的颠沛流离中，他始终高举文学的火炬，既点亮自己，又照亮了别人，在绝境苦寒中创造了记录北大荒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荒芜走向富足的史诗，也创造了自己精彩的人生。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忆当年走出北京，走向荒原，是不幸，还是有幸？是无尽的人生苦难，还是成就大业的机遇？其实，郑加真早就有自己的结论。在困难的时候，他常想起司马迁的话，从纪实文学这个角度说，司马迁是他的前辈。他们都靠写“史记”而成名。
司马迁在完成《史记》后，给他的好朋友任安写了一封信，解释他甘受宫刑的奇耻大辱而偷生于世书写《史记》的原因，他在信中说：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明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违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坟》。《诗》三百首，大抵贤圣发愤之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看来郑加真先生也属忍受苦难而成就大业的人。为历史留下如此辉煌的北大荒的“史记”，他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苦难，对有理想有追求的作家来说，从来都是机遇和财富。这就是郑加真先生的非凡人生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不可能为成就作家而制造苦难，但真正视文学创作为生命的年轻人，应该热爱生活，迎难而上，在和困难的斗争中，打造自己坚强的灵魂。而真正的文学才会应运而生。
进省城还是留在黑土地
1960年以粮仓著称的北大荒垦区却遭受了饿死人的自然灾害。这时郑加真和从北京调来的妻子刘安一共度饥寒交迫的日子。他们每天只有一块玉米掺酒糟制成的“烤糕”维生。在这种情况下，《北大荒文艺》停刊了。省文联专门派人来垦区网罗人才，郑加真也榜上有名，作家符宗涛、王忠瑜、杨昉、王观泉，画家晃楣、张作良等十多个人都被调进了省文联而进了哈尔滨。这时省委组织部来了电报，限期郑加真到省城报到。
郑加真拿着电报去找垦区主管文化的宣传部副部长郑亢行，在就要在调令签字的那一刻，他感叹道：“你们都走了，北大荒的文化谁来干呀！”本来去意就不坚决的郑加真说：“那我就再待一段时间吧！”
可这一待就是50年，就是一辈子！郑加真再也没离开北大荒一步。有人说：“郑加真没走，为垦区的文化艺术的发展留下了一颗火种。”
可以肯定地说，调到省城工作条件要比北大荒好多了，但郑加真舍不得离开这片广阔的天地，因为他认为在这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至今郑加真还认为他这一生的两个重要选择的正确性，一是从北京到北大荒，二是扎根北大荒不进省城。因为，他一直认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接地气的生活，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他写不尽，用不完。就在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0年，郑加真到牡丹江垦区的青年垦荒队深入生活，写出了长篇纪实文学《战斗在北大荒》和副产品《小北大荒人》，在上海儿童出版社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1962年5月，郑加真创作的小说《新队长到来之后》发表在《北方文学》上，后被选入《黑龙江短篇小说选》，受到《文艺报》副主编唐因先生的高度评价。
1962年初冬，郑加真的命运又有了转机，他和妻子都调入了由牡丹江垦区和合江垦区合并成的东北农垦总局的宣传部，他主管文化工作，刘安一负责统战和内勤，这时他们在佳木斯有了安定的家。可郑加真又主动要求到青年农场代职，担任生产队的副指导员。他一直坚信：“搞创作，生活积累很重要。”他和当年北京青年垦荒队的队长杨华同吃同住同劳动，酝酿着以他为原型的长篇小说《黑龙江畔》。1964年初郑加真完成了这部小说二十五六万字的初稿，立刻被来组稿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看中。1965年夏秋之际，出版社为郑加真请了创作假，到上海改稿。等已经完成的书稿清样送领导审阅时，文革爆发了，郑加真殚精竭虑、精心创作的《黑龙江畔》被遗弃在了出版社的仓库。
和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郑加真又经受一次磨难。随着东北农垦总局的撤销，1969年他又一次被下放，全家四口从佳木斯辗转千里落户在嫩江畔的5师49团（九三局所属尖山农场），郑加真担任了七连的副连长，刘安一任女工班长。在那个最严寒的冬季，他们一家住进潮湿阴冷的只有零下五六度的房子里，两个孩子的脚上都长满了冻疮。因为没有准备过冬的煤和烧柴，“郑加真一咬牙，搬出从佳木斯长途运到连队的七箱书，一本本挑出来烧。先烧精装的，再烧平装的；先烧经济类的，后烧文艺类的。看着炉中跳跃的火苗渐成灰烬，感受到室内片刻的温暖，郑加真的心里说不出是喜悦还是酸楚”。
当然在最严寒的日子里，郑加真也感受到了特别的温暖，当地的干部、知青尽力帮助他，因为他们尊重这位给过他们温暖的作家。就在这冷暖交集中，郑加真一家在这片黑土地上度过了九年的时光。他自己曾用这样一句话概括那段经历：九三九三，待了九年；连队三年，师部三年，分局三年；九年生涯，一生难忘。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之后，郑加真被调到黑龙江农垦总局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兼史志办主任。在别人看来是个闲差的地方，他把凉板凳坐热了。由“光杆司令”发展成99个史官，主持了垦区三级修志队伍，历时十载，七易其稿，形成在全国被评为一等奖的黑龙江的首部《国营农场志》。
至此，已功莫大焉。但郑加真利用十年积累了大批宝贵的北大荒开发史料，先后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北大荒反思三部曲”：《北大荒移民录》《中国东北角》系列（苏醒、磨炼、崛起）和《北大荒六十年》。为此，郑加真又用了十年的时间。国内外媒体对“三部曲”是好评如潮，总局领导和三代北大荒人的评价是：“这是一部反映北大荒60年开发建设的史书，百万大军开发北大荒的历史画卷；这是一部新中国历史和当代农垦史的缩影，也是一个北大荒特色文化的精品巨制，是留给北大荒后人的精神财富。”
因为要写《仰视你，北大荒》，我通读了这三部书，其感受正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所言：“文学是事实与灵魂相吻合后的再现。”我也想到了中国隋朝诗人江总赞扬文友的诗句：“下笔成三赋，传觞成九秋。飞文绮彀彩，落纸波涛流。”而杜甫赞扬李白的诗，对郑先生也是适合的：“笔落成惊雷，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
郑加真一直是位低调的作家，说到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他只有这句朴素的话：“感谢北大荒的生活，给了我丰富多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才使我有了创作冲动，有了可以提炼的艺术加工的丰厚的素材。”
“江畔朝阳”的沉没和“流人图”的永恒
在刘红艳所著的郑加真评传有重要的一章“终身遗憾的‘畅销书’《江畔朝阳》”，讲述了郑先生这部颇费周折的作品出版的过程。我以为尽管郑先生在自己的简历中没有提到这部作品，但我仍然认为《江畔朝阳》为郑先生的重要作品之一，因为它毕竟是特殊年代出版又有广泛读者的作品；没有《江畔朝阳》就没有后来的“反思三部曲”，也不会有《北大荒流人图》。《江畔朝阳》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对郑先生自己，对所有作家都是宝贵的财富。
不了解实情的人以为《江畔朝阳》是文革中的迎时之作，是“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产物。其实，郑加真开始构思这部作品是在1963年，那时一起转业到北大荒的作家林予写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和符钟涛写的长篇小说《大甸风云》出版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这成了促进郑加真创作的“发动机”，他主动要求到青年农场代职，深入生活，1964年已写出反映青年垦荒队生活的长篇小说《黑龙江畔》，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出版时，因文革爆发被搁浅。1972年夏，郑加真又被请回出版社改稿，他冒着难耐的酷暑，把稿子先后改了五遍，又增加了来自生活的感人至深的情节和细节。根据出版社的要求，他违心地设置了路线斗争的情节，批判了农场职工的“小开荒”“自由市场”等“资本主义倾向”。
从思想深处说，郑加真不想这样写，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只能这样写。哪一个作家不希望自己付出巨大心血的作品，早日出版！他尽极大努力摆脱极左的束缚，当时书中引用领袖的语录是必须的，可郑加真将初稿时引用的一百多条删除得只剩下一二十条，这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小说出版后，还受到一位读者的批判，他认为该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因为书中的英雄人物，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于岗高而瘦，反面人物戴联则胖乎乎，喜欢和人握手，一边握一边说‘好嘛，好嘛’。很显然，正面人物是党内最大叛徒刘少奇的形象，反面人物则是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
《江畔朝阳》作为文革中出版的第一批长篇小说的第一部，这部被郑先生认为只是一块“废砖”的书，连续印刷了13次，总发行数超百万，还在日本翻译出版。在文化极度匮乏的年月，这部书还是受到一些读者，特别是我们广大知青的欢迎，当年郑加真还收到张抗抗的来信，说这部书知青们读得“津津有味”“小说中的每个人物成了我们那些天来谈话的中心”。她表达的就是当时我们北大荒知青们的心情。
刘红艳在书中说：“对于自己这部走出国门的‘畅销’之作，郑加真至今怀有深深的遗憾。正是这个转折点，使他的文学创作走上了‘深刻反思’之路，走上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路，真正开启了他后半生写作‘反思三部曲’的康庄大道。”
郑加真是一位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作家，他遵从“生活是创作源泉”的创作思想。如果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写过服从和服务当时政治的作品，那么新时期，他又回归了自己的本质，那就是他最喜欢的巴金先生的“说真话”。他的作品不再遵从某种政治、某一个口号，而是从实际出发，遵从自己的内心感受。他为自己的文学定位是“用生命为北大荒立传”。他是北大荒人民忠诚的歌者。
郑加真的老朋友、北大荒的作曲家顾震夷说过：加真这个名字起得真好呀！就是在你的作品中“加”“真”，用“真爱”“真诚”“真知”“真情”“真迹”书写北大荒的历史。
评论界和广大读者对他的北大荒“反思三部曲”高度赞扬，我更看重被他自己称为他的“封山之作”的《北大荒流人图》。我赞成肖复兴在读过这部书后给他的信中的观点：“这是一部很有意义亦有价值的书。你所付出的一切，在未来会越来越显示它独有的价值的。”
“直书秉笔有加真，写尽大荒右派人。”这部倾注郑加真一生心血的作品中，既记录了我们熟知的被下放在北大荒的中国文化名人丁玲、艾青、聂绀弩、丁聪、吴祖光等人的痛苦经历，还破天荒地披露了在1958年下放北大荒后被又一次打成右派的那些转业军人的人生灾难！如被逼自杀的农垦局副局长，在从北京到北大荒的火车上被打成右派因不服被送进拘留所又冻掉双手的少尉领航员……郑加真还痛心地告知天下，在严重的政治压力和自然灾害造成的饥饿中，有大批转业军人和下放干部在北大荒死去，仅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就在1958年冬到1960年冬死去34人！如若不信，你看附在《流人们对饥饿与死亡的回忆》那篇文章后的“死亡名录”！
这流着血泪的真实让人不忍卒读！这流落在北大荒的四五千位“右派”鲜为人知的苦难经历，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可回避和掩盖的一页。郑加真勇敢地翻开了这一页，记录了这些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还在这部书的最后附录了当年的“右派”杨崇道先生五十多年来收集的《1958年下放北大荒的“右派”名单》。肖复兴感慨道：“名册长长压卷尾，惊心最是众冤魂！”
这些年，我效仿着郑加真先生，也在收集把青春牺牲在北大荒的老知青的故事，写成了《没有墓碑的青春》的长篇纪实文学，想为他们立一座无形的碑。而郑加真立下了更让北大荒人永远不能忘记的那些曾经为这片土地开创了奇迹的“流人们”壮丽的碑林。他在这部可以传世的《北大荒流人图》的最后写下了这样的话：
历史上的成就，是一笔财富；历史上的失误，同样是一笔财富。然而人是容易健忘的，以史为鉴，才能有所前进、有所发明、有所创新！愿北大荒流人们的一座座碑林，化作警钟长鸣！帮助这块美丽、富饶的黑土地，摆脱因袭的怪圈，走出历史阴影，走向真正的辉煌！
当我读完郑加真先生的许多作品，当我读完他的这部“封山之作”，当我读完先生的最后的几句话，我不能不再一次仰视他——这座北大荒文学的“喜玛拉雅山”了！
2013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