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不能不想起，北京被强迁的大栅栏，哈尔滨被改造的道外市场和全国许多如老德里月光市场这样的地界！最能反映老百姓原生态的老市场，最能给老百姓生计的老市场，在中国还剩几个？拆迁的力度可谓世界之最，是为了整洁，为了政绩，为了神圣的目标，还是为了开发商的钱包？
遭遇乞丐
到德里的第一天，中午在一家中餐馆吃饭。说是中餐馆，厨师和服务人员，没有一个华人。其实是一帮印度人照着中国的菜谱，比照印度人的口味，做出的不伦不类的一种菜肴。不过，合着我们从国内带来的榨菜和辣酱一起吃，还可口。我们更喜欢饭店幽雅的环境和服务人员的衣冠楚楚。很有意思的是，那西式打扮的男服务生，为每桌上了一个很阔的铜火锅，那锅里只是普通的菜汤，锅下也没有炭火。后来在许多中国餐馆吃饭都上这样的铜火锅，看来印度人把此锅当作中国人喝汤的用具了。印度人多数信教，没有饮酒嗜好，饭店里没有烈酒，我们只好要了啤酒，那酒淡淡的，我们全当了饮料。
酒足饭饱后，我们刚走出酒店，就被一帮人围住，一个个衣裳破旧，污头垢面，一齐把手伸向我们，满脸的凄苦和渴求。为首的是个妇女，岁数不大，披着一身灰突突的纱丽，很瘦弱和憔悴，她怀里还抱着个孩子，有三四岁的样子，我们能看清的只有那双可怜的眼睛在忽闪，其形象如非洲的饥饿儿。那女人脚下还跟着两个孩子，女孩儿稍大，五六岁的样子。面对这一大帮乞丐，我们真有些不知所措，都把手指向了我们访问团的团长——新华社国内部主任万武义。这下子可好，这群人把老万围住，那个小女孩儿，突然在他的面前连着翻了几个跟斗，并不优美，但很叫人生怜！这当然是有偿表演了，我们督促老万快拿钱。正好我们刚在饭店用美元换了卢比，老万拿了一张100卢比，给了那个小女孩儿，那孩子还没看清面额，就被她母亲抢到了手里。按货币比价，100卢比大概还不到人民币的20元。我们以为老万给那孩子的钱还可以。他也是陕西老区的苦孩子出身，当年是从当县的通讯员起家，以为老百姓说话、善于搞舆论监督出名，当过陕西、湖北分社长，现在成了国家通讯社的大腕。他的仁爱之心如旧，真的让我们感动！
这下子老万惹事了，更多的乞丐蜂拥而至，这回他们可碰到中国的“大款”了！人人争相献艺，那女孩儿又表演绝活，她弯成弓字形，腰上套一铁环，她母亲把怀中的那个小女孩，放在她姐姐的肚子上，再让那小孩从那环中爬过去。那孩子爬得很慢，我看那弯着腰的孩子的腿在颤抖。这不但不优美，却有些残忍了。正当我们大家都有些为难时，导游阿伦赶来了，他毫不客气地把这帮乞丐都赶走了，让我们上了车。当他听说，万主任给那孩子100卢比，大为惊讶：“给的太多了，到印度访问的外国部长，给小费最多只给100卢比！”我们笑着说：“这回访问回去，老万就要升副部级了！”后来在印度听说，一个流浪的母亲，无力抚养幼小的一儿一女，最后100卢比卖掉了小女儿，为了给小儿子一口饱饭。看来100卢比是一个很大数额的钱。
阿伦接着教导我们一番：你们这样同情印度乞丐，我很感动！但你们最好不给他们钱，给他们一点吃的就行。刚才万主任给那孩子的钱到不了她的手，也到不了她母亲的手，回到家要交给他的父亲，他会拿去喝酒，晚上一高兴又会制造出一个孩子，这个家庭就更困难了！听阿伦这样一说，我们都笑起来了，没想到善良的万主任到印度闯了祸！从此之后，我们吸取了他的“教训”，把援救印度乞丐的“资金”换“食品”了，表现最好的是人民日报的李丽辉小姐，她怕吃不好印度的抓饭，带了半箱子饼干和点心，一路上都送给那些可怜的孩子了。来前李正在辽宁省的灯塔市代职副书记，我们说你不用回去了，就留在印度扶贫吧！
没想到，后来我们在印度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接触最多的印度人就是乞丐，他们如影相随跟着我们，他们中有妇女儿童，老弱病残者，也有壮实的小伙子。有生拉硬要的，也有当场表演的，或兜售小商品的。最可怜的是残疾人，在地下爬行跟着你。有时运动速度惊人，我们在前面跑，他也追得上。最可怕的是，有的人揣着一个竹篓走近你，突然打开盖子，伸出一只眼镜蛇，吓出你一身冷汗！他是想让你看蛇的表演。乞丐最多的地方，一是交通路口，只要一停车，他们便拥上来敲你的窗户，做出种种穷苦的表情；再就是在旅游点，无论是风华绝代的泰姬陵前，还是在气势恢宏的古皇宫，他们都在夹道欢迎你，寸步不离地跟着你。不过印度的乞丐也不可怕，他们常对你面带微笑，从来不加害你，也不报复你。
阿伦趁机给我们讲了印度的乞丐文化。乞丐是印度一个古老的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现象。全国现在五百多万的乞丐，靠讨要维持生活。自古以来，种姓制度中最高的种姓——“婆罗门”也行乞，因此它符合“法度”。乞讨既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灵魂解脱方式。在印度的历史上，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释迦牟尼和耆那教的创始人筏驮摩那，在悟道前都曾长期行乞。他们都是舍弃贵族身份，离家出走，在追求真理的路上，风餐露宿，沿街乞讨，在苦行中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教义和哲学。因此他们的宗教思想也倡导乐善好施。在印度乐善好施也是一种社会美德，因为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都有“还债”的信条，一般人生之债有五类：一是神债，要敬神；二是祖债，要结婚生子；三是圣哲之债，要学习宗教知识，尊敬神职人员；四是人债，要款待不相识的人，为他们提供食宿的方便；五是生灵之债，要爱护动物、残疾人。同时宗教中的“轮回”思想中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使印度人以善待乞丐为自觉行为。这也是乞丐现象全世界都有印度最为壮观的原因。当然对这种有损社会形象和民族尊严的乞丐现象，印度政府也正在整治，但要想根绝，必须解决几亿人的脱贫问题，那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如果你以为印度的乞丐都是因为贫穷，那就错了。在离开新德里的前一天下午，我们去访问印度最大的经济周刊《商务世界》，当走出那座大楼已是华灯初上，那条有多家报刊办公大楼的“媒体大街”车水马龙。我们穿过大街向停车场走去。这时我看到路灯下的道边上，一个衣衫破旧的老者坐在一摊烂纸堆里。我走过他身后时，见他正全神贯注，借着昏暗的灯光，正在手上的一个大本子上写着什么，那字一行行的，很整齐。我拿起手中的相机，在他的身后照了一张像，在闪光灯闪亮的那一刻，他回过头向我怒吼了，声音很大。我立刻双手合十，做出道歉的手势，他不依不饶，还在高喊。这时，我们同行的几个人示意我赶快离开，他们拿出钱给他（一般乞丐是不让照相的，如果你给他几卢比，他也不反对），可这位老兄坚决不要，还在高喊！后来听阿伦说，他不是在骂人，而是在说着很文雅的英语，说不经他同意就照相，是不尊重他的人格，他表示愤怒和抗议！
我吓得落荒而逃，他没有起来追我。看来我闯了比老万更大的祸，因为我的无礼损伤一个高尚的印度人的尊严，至今我还十分后悔。阿伦说，乞丐中不仅有贫穷的百姓，还有来自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的达官显贵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突感万事皆空，弃一切物质享受，云游四海，去追求精神的自由。我所伤害的这位先生也许正是这样的人，也许他撰写的正是一部关于人生的哲学的思考！
实在对不起了！
阿伦和阿菲
阿伦和阿菲是我们在印度结识的朋友，他们都毕业于尼赫鲁大学，是新德里一流的汉语翻译。我们有幸和他们一路同行，这两位既是我们的导游，又是我们认识和学习印度文化的导师，最后成了我们亲密的朋友。
认识阿伦是在新德里国际机场，那天半夜他就到了接机大厅等候。这次中国使馆把接待中国记者的任务给了阿伦旅游公司，阿伦感到很荣幸，作为老板他要亲身出马，在德里的一百三十多个汉语导游中，阿伦是资格最老水平最高的。凌晨时分，当我们推着行李走出大厅时就看到了阿伦的微笑，那笑很真诚也很滑稽，他那两撇很重的胡子向上翘着，眼睛闪着神采。他把那金黄色的花环挂在我们每个人的脖子上，用很纯正的汉语向我们问好，欢迎我们的访问。他和司机还有那个小助手一起把我们的行李装上车，在印度老板是不可以和工人一起干体力活的，可阿伦干得很认真。当时，我们也并不知道他是老板。一上了车，阿伦就拿起话筒开始履行导游的职责，滔滔不绝地介绍印度的历史和新德里的现状，不紧不慢，说得很溜，我们基本可以听清。
天色微曦，阿伦把我们送进宾馆的每个房间，忙活了一宿的他也该休息了。上午8点多钟，我起来散步，看见阿伦正坐在餐厅喝咖啡，满脸的疲惫。昨天他整宿未曾合眼。我向他道谢致歉，他说当导游都是这样。9点钟，他又领着我们进城参观，每到一处景点，他先把我们集中在一起，他说：“我们上课！”然后仔细讲解。印度的历史和宗教特别复杂，阿伦讲得很通俗，年代和人物说得很清楚。每到一处我们都受到乞丐和商贩的纠缠，他告诉我们千万不要给乞丐钱，看好什么东西，可以把小贩引到车上来，他帮我们砍价，东西到手再给钱。他也领我们去了几家高级礼品店，他总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和老板商价，他说看不中不要买，店里有茶水，还有干净的卫生间，你们好好休息。说着他还神秘地笑了笑。
在德里的第一天晚上，阿伦把我们送到中国大使馆接受宴请，我们出来时，已快到10点了，可阿伦还坐在车上等我们，晚饭还没吃，我们十分不过意！他说，我们印度人吃晚饭很晚的，还没到点。每次吃饭，阿伦从不和我们同桌，他信奉印度教，吃素。我们请他喝茅台酒，他只是象征性地舔一舔，我们从国内带来的食品他从不吃。
阿伦是个很节制，很有分寸的人。在离开新德里的那天，在回宾馆的路上，他说：“明天阿菲接替我做你们的导游了，这几天和中国朋友相处得非常好，要分别了真有些舍不得，我给你们唱几首歌吧！”他说得很动情，歌也唱得很感人。《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他献给我们的第一首歌。“你问我爱你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没想到，一个印度朋友把中国情歌唱得这么情意绵绵。我们说，阿伦是不是有中国女朋友？他说：“有！就是阿里山的姑娘。”说着又唱起了《阿里山的姑娘》，唱得很有味道。我们又说，印度美女这么多，你为什么喜欢中国姑娘？他说为了学中国语言，学中国文化。他说，他是先学会唱中国歌，后学会说中国话的。那时台湾朋友来的多，他和他们学会许多邓丽君的歌。他说：“唱着中国歌，就知道了中国人的心，对学习汉语也更有兴趣，也更有信心了。”
也许，阿伦唱的那首《爱拼才会赢》才能代表他的人生态度。“人生好比海上波浪啊，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好命歹命，总嘛要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阿伦的人生经历就是对这首歌的最好注解。他从小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过着艰辛的生活。阿伦从小聪慧好学，对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有兴趣。1985年，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公立的尼赫鲁大学的外语系中文专业。学习其他外语的一个班都有几十人，他所在的中文班只有三个学生。对于从小就说英语和印地语的阿伦，学中文像爬喜马拉雅山一样艰难，但是他以百倍的努力，突破一道道难关，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然而毕业就失业了，他没有用武之地，那时的中印关系十分冷淡。为了赡养含辛茹苦的母亲，他到歌厅去唱歌，专唱他喜爱的中国歌曲。一个名校的高才生沦落到歌厅唱歌，他饱受白眼，但优美的歌喉和忧伤的情感也感动了许多人。
有一天，阿伦唱到最动情时，一位先生把他叫到跟前，问他能不能当汉语导游，他说，我可以试一下。当时整个德里只有一个汉语导游。第二天，他去了。对着那一群人大声地说：“你们好，我叫阿伦，从今天开始我为你们服务！”可是那些人只是对着他笑，一句话也不说。阿伦有点蒙了，难道我说得不对？他放慢了速度又说了一遍，大家还是不吱声。后来接待方告诉他这是个聋哑人的访问团。这回阿伦也笑了，他打着手势让大家上车，从此开始了他的导游生涯。当时他想，只有手势我都能带团，再说我的汉语也可以。这样他给自己增加了信心。他再接中国团，先给大家唱汉语歌，取得好感，然后再说汉语，先慢后快，越来越熟练。开始只能说些生活用语，后来就能给游客“上课”了——讲历史和文化。经过十多年的打拼，阿伦成了德里最好的汉语翻译之一，他还成立了以“阿伦”命名的旅游公司，我是在我们乘坐的旅游大客车的窗户上看到阿伦公司的牌子的。他的手下有25个汉语导游，每年接待一百多个中国的团组，只有要客或其他导游忙不过来时，阿伦才亲自出山的。
现在的阿伦成了大忙人，他除了打理自己的公司，还时常被请去给重要的中国团组当翻译，一天的佣金要1000美元。他还和自己当年的汉语老师办了一个汉语学校，在德里汉语很热，想学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教不过来。阿伦的夫人是位英语教师，儿子也是搞英语的，他非常希望有机会让夫人和儿子一起到中国当英语教师。我们都表示欢迎，还希望他能到中国开个人演唱会，唱印度歌也唱中国歌，一定能火。阿伦说，我最大的愿望是到北京开一家印度餐馆，中等价位，最好在大学区，一个临街的二三楼上，从外面能看到印度的歌舞。大家都说，这是个好主意。财政部办公厅的欧主任说可以帮他联系上层，中国税务报的邵社长说帮他争取政策，还有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的几位哥们儿表示开业时一定去给他捧场，全车一片笑声，阿伦说，我的梦想就要成真了！
第二天，来接替阿伦的是他公司里的一个小伙子，他也是脸色黝黑，但个子不高，高眉深目的，长得很帅，一身牛仔服，很干练的样子。他开宗明义：“我是你们的新导游，名叫菲格斯，你们可以叫我阿菲，是草字头的菲，可别叫我飞机的飞，那我就成‘阿飞’了。我可是个本分的孩子！”这小子把我们逗乐了，他的语言可比阿伦丰富多了。但一正式解说，就不灵了。他的语速太快，运用的词汇太多，再加上话筒的变声，我们几乎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们让他慢点说，又让他把话筒声音调小，他急了：“说话是我的工作，我知道怎样才能做好！”最后他干脆关掉话筒，面对着我们给大家讲解，这要多费些气力，阿菲还是很敬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