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情况毫无疑问地表明，苏联军队对第三帝国进行了军事挑衅……苏联军队有意地侵害了第三帝国的主权，并且破坏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鉴于此，元首已经命令德军对此类事件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莫洛托夫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地拿过了文件，静静地撕碎它并将它扔在地上。然后，他摁响铃叫来秘书，“让这个人滚，从后门滚出去！”
莫洛托夫咆哮道。
纳粹进攻的速度让人吃惊，数以百计的苏联飞机被炸毁在了飞机场，大量的苏联士兵迷迷糊糊地就做了俘虏。战争的第一天，作为苏联中部重镇的布勒斯特就沦陷了。慌乱的苏联军队指挥官在电台上相互询问：“我们受到了进攻，我们该怎么办？”
“进攻？谁在进攻？”
“该死的德国人。”
“你肯定是脑袋出问题了！为什么用明码发送这样的消息——你想挑起一场战争吗？”
“巴巴罗萨”行动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战争的初始阶段，有300万苏联士兵死亡、受伤或被俘。2．2万只枪支、1．8万辆坦克、1．4万架飞机被毁坏或被缴获。
6月21日的早上，伦敦的丘吉尔得到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消息。因为事先有准备，丘吉尔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一向精明的斯大林为什么会被希特勒算计了呢？难道在苏联的高级领导人里有德国的同情者或德国间谍？为什么外务委员会委员莫洛托夫4月3日收到丘吉尔的信后，搁置了3个星期才交给斯大林呢？
从飞机残骸上发现的胶卷最后怎样处置了？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会有答案了，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当时的斯大林被自大迷惑了眼睛。
施琅是叛徒还是忠臣
人们常常遇到这样的疑问：施琅背叛了明朝难道不是叛徒？他收复了台湾推进了统一中国的步伐怎么不是爱国的功臣呢？
施琅（1621～1696），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自幼生长在海边，少年时代从师学剑，武艺超群。清顺治三年（1646年），施琅与其弟施显投奔郑成功，参加了郑成功领导的武装。由于才干超群，没过多久施琅就成为郑成功最为得力的将领。不过，战功卓著的施琅不小心触怒了郑成功，结果父子3人都被扣押起来。后来，施琅用计得以逃脱，但他父亲和弟弟却惨遭杀害。1652年，施琅投降清廷，立志打败郑成功，收回台湾，以报家仇。
有学者认为，要评价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施琅，首先不能站在明朝的立场上，更不能充当明朝的遗老遗少，要客观地认识到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成员。在此前提下，对施琅作出评价，就会比较客观，比较接近事实。
首先，来看看施琅叛变的大概经过。施琅青年时个性极强，常常与脾性相同的郑成功发生冲突。顺治八年（1651年），施琅因反对郑氏“舍水就陆”的战略方针和强征百姓粮饷的做法，与郑氏产生了尖锐的分歧。次年4月，施琅捕杀了手下一名改投郑成功的清兵曾德，然而曾德原在郑氏军中地位较高，虽一度隶属于施琅部下，无论犯法与否，也无论施琅是否已经解除兵机，施琅都无权擅自将他处斩。于是，郑成功盛怒之下便将施琅及其父施大宣、其弟施显投入牢中。施琅被捕后竟然奇迹般地逃到大陆，藏在副将苏茂家中，并请人从中调停。但郑成功非但不接受调解，反而派人前去刺杀施琅。行刺失败后，郑成功一怒之下于7月间竟把施大宣、施显处斩，施琅得知消息后，遂死心塌地投靠清廷，一意同郑成功为敌。
施琅降清后任福建水师提督。他之所以力主收复台湾，目的是为了祖国的统一，认识到只有使“四海归一”，才能使“边民无患”。后来，他几经周折，拼力说服清廷不可放弃台湾，最终使清廷下决心在台湾设府建制。施琅为实现统一台湾的理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的爱国思想和行动可以从如下以三方面加以评价。
第一，清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那时郑氏政权已无恢复明室的可能，只想保住在台湾割据的局面。他们在与清朝的谈判中，多次要求“不剃发，执朝鲜事例”，“称臣纳贡”，“世守台湾”，“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进贡”。他们的这种设想，从主观上看，未必意识到要分裂中国，但客观效果则不堪设想。如果清朝同意郑氏政权的要求，台湾这块自古以来的中国领土，就会在那时从祖国分割出去。而那时的康熙正好采纳大学士明珠的意见，决定先招抚，招抚不成，再用武力。于是，在遣使与郑氏代表谈判中，作出了很大让步，即郑氏归顺清朝以后，可以在台湾居住，“保境息民”，但郑氏必须成为清朝臣民，台湾必须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对于这样的让步郑氏政权依然没有同意。不久，郑经病死，郑氏内部彼此争权，政局动荡。这时力主乘胜收复台湾的福建总督姚启圣认为，征台的时机已到，就向康熙帝再次奏请进取台湾，并推荐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此奏很快得到康熙同意。
从以上史实不难看出，清朝用施琅征台，已不是什么明清两个帝国之间的对抗（那时的明朝早已不存在，就连南明诸政权也早已相继结束），而是清朝要么统一台湾，要么允许台湾从中国领土上分割出去的问题。
众所周知，清代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施琅正是完成清朝统一大业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第二，清军攻下澎湖以后，有人向施琅进言：“公与郑氏三世仇，今郑氏釜中鱼、笼中鸟也，何不急扑灭之以雪前冤？”施琅却说：“吾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若其衔璧来归，当即赦之，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有与？”他还向郑氏手下的人声明，“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兄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施琅的宽大胸怀如此可见。
第三，收回台湾后，清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对台湾的弃留之争。许多大臣对台湾的历史、地理缺乏认识，竟然认为台湾地域狭小，得到了不会增加领土面积，失去了也不会有太大损失，就连康熙皇帝也这么认为。
众大臣中只有少数人主张守而不弃，其中包括施琅。在台湾弃留之争中，施琅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放弃台湾，并奏请朝廷设官兵镇守。为此，他还专门给康熙写了《恭陈台湾弃留疏》，反复陈述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指出台湾是关系到江浙、福建等地的要害所在，如果弃而不守，必将酿成大祸。更可贵的是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如果放弃台湾，无论是荷兰人还是叛徒，随时可能乘隙而入，而台湾如果再次被外国侵略者所侵占，那时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在施琅等人的力争下，康熙很快改变了原来的主张，决定对台湾设官治理。
在施琅的故乡福建省晋江县施琅纪念馆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平台千古，复台千古；郑氏一人，施氏一人。”这是对郑成功和施琅功绩客观、完美的写照。
石达开兵败大渡河
石达开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中，以其卓越的智慧、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在反封建压迫斗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然而，这么一个忠心耿耿的优秀人才，最后的结局却是率军远走，继天京事变后再次导致了太平天国的分裂，自己也在兵败大渡河后为全兵士而引颈就戮。那么石达开究竟为何要出走呢？
究其原因，有人说石达开出走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民领袖洪秀全不能放弃一己私利而顾全大局。
1856年夏天，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之间为争夺天国领导权爆发内讧，史称天京事变。此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发展的全盛时期，给太平天国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断送了军事上的大好形势，破坏了队伍的团结。
天京事变后，在天国首义诸王中，除洪秀全和石达开两人外，死丧殆尽。洪秀全的威望已大大下降，无论从威望、才干来说，石达开确是辅佐政务、统帅军队、安抚百姓的理想人物。
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洪秀全，本应从天京事变中吸取教训，以大局为重，做好队伍的团结工作，但是，他为保住自己的帝王地位，任人唯亲，猜忌忠直，终于又发生了逼走天国重要领导人物石达开，造成太平天国力量又一次大分裂的严重事件。
刚经历过刀光剑影的天京事变，谁不盼望有一个像石达开这样的人物来辅助国政，稳定局势。况且，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环视满朝文武，要找一个能力挽狂澜、收复人心、重振危局的人来，除石达开外，再无他人。因此，从解救燃眉之急考虑，也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召石达开回京辅政。十一月，石达开带军从宁国经芜湖回到天京，受到天京军民的热烈欢迎，“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洪秀全亦加封石达开为“电师通军将义王”，命他管理政务。
石达开回京辅政，是他勇敢抗击韦昌辉滥杀暴行斗争的胜利，洪秀全曾给他加以“反顾偏心罪”，下诏通缉，以“官丞相，金六百两”赏金“购其首级”的错误做法，他亦不计较，显示出不计个人恩怨的宽阔胸怀和崇高品德，因此博得天京广大军民的尊敬。因此，石达开回京辅政，是他本人崇高的威望、品格和文武具备的才能为广大军民所信赖和拥戴的结果。
回京后，在他辅政的半年里，政治上安定人心，加强团结，重用人才，甚至连杀害了他全家的韦昌辉的父亲和兄弟都得到保护。他以正义的行为，竭尽全力，把天国从面临覆亡的危机中挽救过来。
天国的形势稍微有了转机，洪秀全就把斗争的目光转向内部。原来，洪秀全并没有从天京事变中吸取正确的教训，杨秀清独揽大权和逼封万岁的情景不断出现在他眼前，因而他时生疑忌。尤其是眼见石达开辅政，功绩卓著，又见石达开“所部多精壮之士，军力雄厚”，对其兵权的集中更为忌讳，再加上石达开为首义之王，威望极高，这使洪秀全深为不安，他“时有不乐之心”，日夜思虑，“深恐人占其国”，使洪氏一家一姓的天下失之旦夕。他从维护洪氏集团的统治地位出发，对石达开进行限制、排挤。遂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又封其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干预国政，以牵制石达开。
洪秀全对安、福二王的封赏，由他自己直接破坏了太平天国前期非金田同谋首义、建有殊勋者不封王爵的规定。在挟制、架空石达开的同时，还要夺取他的兵权，“终疑之，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甚至发展到对石达开有“阴图戕害之意”。石达开已然无法施展其聪明才智和匡国辅政的志愿，也对洪秀全及其集团能否继续保持太平天国和建立统一的“天朝”失去信心和希望，不禁发出“忠而见逼，死且不明”的叹息。
1857年6月2日（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石达开离开天京，前往安庆，一路张贴布告，表明“吾当远征报国，待异日功成归林，以表愚忠耳”的原因，从此离京远征，一去不返。
在他出走后短短的时期，广大太平军将士们很快离开洪秀全，投奔到他的麾下，很快聚集起了几十万人，成为太平天国最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六年中，他转战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11个省，除了宝庆桂林两府外，一路都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1860年，他攻克南宁时，手下还有精兵20多万。他计划分兵三路，北上四川，效仿三国时的诸葛亮，占天险之利，退可以守，进可以攻，北与当时纵横中原的捻军紧密配合，东与天京遥相呼应，荡平群妖，夺取全国胜利。不料就在这以后的三年中，形势急转直下，先是20万精兵东归，接着是西征失利，最后竟然全军覆没在大渡河边的紫打地。导致这一悲剧结果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特别是大渡河边的全军覆没和翼王的自缚清营请的，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答案。英雄的末路的确令人惋惜，然而百年之后这神秘的谜团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太平军中的外国人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建立太平天国。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与外国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美、英、法三国纷纷组织了洋枪队。清政府借助这些外国军事势力对太平天国将士进行疯狂的杀戮。太平天国面临着抗击中外反动势力的斗争。
在外国侵略者武装干涉太平天国革命的同时，一些外国人也参加了太平军。据史料记载，太平天国的外籍军人有数百人，忠王李秀成手下的洋人志愿军就有200人左右。这些人来自欧洲、美洲、澳洲、非洲。
来自非洲的战士就有五六十人之多。来自欧美，有姓有名，其事迹可考的共有13人，其中英国5人，美国4人，法国2人，意大利1人，希腊1人。有6人在战斗中牺牲，这数字还不包括他们的家属，如英国人棱雷的夫人玛丽。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称参加革命的外国友人为“洋兄弟”，现代史籍中称之为“洋将”。
洋人的参与，使太平军不再只靠冷兵器作战，西洋武器的使用使得这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变的有声有色，十分壮观。
呤唎（F·A·Lindley）是英国人，1840年2月3日出生于伦敦一个普通家庭。1859年夏，他乘“埃缪”号船来到香港，在香港英军司令部当一名海军下级军官。到达香港后的第二年春天，太平天国在天京外围打垮了清朝江南大营，乘胜攻克常州、苏州和浙江的嘉兴，接着向上海进军。这一重大胜利，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棱雷决定辞去在海军中的职务，找一个不受拘束的自由职业，观察太平天国的情况。他在一艘中国商人的小轮船上当大副，船长也是他的一个辞去军职不久的同僚。
这艘轮船要航行到上海附近的太平天国统治区收买蚕丝。
1860年秋，棱雷带夫人玛丽驾驶轮船进入太平天国辖境，防守边境的军士们彬彬有礼、严整肃穆的气氛与所见清朝官兵的凶残贪暴大大不同，生气勃勃的革命军给棱雷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不久他就大胆地去苏州拜见名震一时的忠王李秀成。那时候，李秀成刚刚从上海受挫回到苏州，听说有一个英国人要见他，李秀成立即答应了，并让他享受最友好的款待。李秀成为棱雷介绍了太平天国的情况，通过了解，棱雷明白，欧洲社会中所宣传的太平军肆意破坏和杀戮的形象是被歪曲的。从那时起，太平天国革命已经深深打动了他，于是他向李秀成表示愿意加入太平军。李秀成随即颁发给他一个可在太平天国辖区内自由往来的通行证。
1861年夏，棱雷向那些许多拥有欧式大木船、宁波船及其他江船的欧洲人宣传太平天国的宗旨，激发起他们对太平天国的同情，鼓动他们用行动来支持太平天国革命。
棱雷是一名军人，曾在太平军中带炮队出征，但他更多的时间是为太平天国训练军队。他把自己所知道的铸造炮弹、制造引信和炮位瞄准的全部知识教给荣王廖发寿的部下。
1863年5月，天京雨花台要塞失守，天王急诏李秀成率军赶回浦口。这时候，棱雷正奉命协助守卫九瞭洲要塞，接到李秀成前来支援的报告后，棱雷立刻把他所率领的船只开过去，为渡江的军队作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