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个说不清的东西在我的头脑中跑来跑去，说是太阳没有光芒，说是兔子没有眼睛，说是小孩他赤身裸体的没有脑袋，我说不清他是什么，好像见过又好像没有见过，行行走走，走走行行，晃晃悠悠的。我伸手去抓他，他即刻化作空气，我用脚跺他，自己一屁股坐在地上，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甩不开他，我又急又恼，他却对我嘻嘻哈哈，没有正形。
第一次下社区就被狗咬了，我心里有些不快，不过，干什么也不会一帆风顺，头一段时间五环路上发生了大货车“跳高”的事，大货车像空中飞人一样，直接越过栏杆，栽倒在辅路上，辅路的小轿车和行人不知不觉中丧了性命，连个囫囵尸体也没有留下，你说他们招谁惹谁了？自己下社区是工作，每月能发4000多元的工资，万一发生不幸，至少能落个因公牺牲。想想这些，心里也就平衡了许多。
在京华门诊部打完狂犬疫苗，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盘算着下午如何陪儿子去打保龄球，肚子咕咕地叫起来，这才想起早晨没有吃早饭，中午已到了饭点，我脱掉警服衬衫，连同帽子塞进工作包里，穿着背心，进了路边的一家成都小吃餐馆，在临马路的一个座位上坐下来。
一个服务员走过来：“先生，你几个人？”
“我一个。”
“你吃点什么？”
“一碗担担面，四碟小菜，一碟酱牛肉，一碟干炸小黄鱼，一碟拍黄瓜，一碟水煮花生米。”在部队吃小灶吃惯了，没有4个菜陪着还真有点吃不下去，我一口气点了4个小凉菜，这叫吃不吃看着，用不用占着。
服务员见我一个人要了四个菜，问道：“要酒水饮料吗？”
“来瓶普京。”普京就是普通燕京啤酒，包装和汽水差不多的那种。
“常温还是冰镇的？”
“冰啤。”
这个成都小吃餐馆人来人往的，食客还真不少，少男少女居多，像我这种有点将军肚的中老年几乎没有。菜谱贴在墙上，红底黑字：担担面8元，酱牛肉12元，干炸小黄鱼8元，水煮花生米6元，拍黄瓜6元……这是我近15年来第一次在这样的饭馆吃饭，也是第一次真正地看一看菜品的价格。忽然，一个穿制服的部队干部进来了。这个干部我认识，我在部队时，他是军械股股长，叫周良琥。他右手提着书包，左手拉着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他女儿叫周旖旎。
我低下头来，装作没有看见，服务员一端上来担担面和菜，我就呼呼啦啦地吃喝起来。
“杨春江，你在哪里？抓紧到社区，下午分局人口处要来检查外来人口办证的情况。”
电话又是那狗日的警长于是打来的，这小子没大没小的直呼其名，我真有些不舒服，你不喊我杨支队长，也不喊我杨警官，你喊喊老杨总行吧？中国的传统和特色就是礼教，两千多年了，孔夫子白教育了。再说，我都50岁的人了，要不是我那时候要求上进，响应晚婚晚育的政策，说不定我儿子都比他大。
“干吗，给叫魂的样没完没了，我被穆玉柱家的狗咬了，刚从社区里回来，现在刚进京华门诊部附近的成都小吃部，吃点饭。”我没有好气地说。也真是，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干部，牛B大了，有事没事把我这个正团职干部拴在裤腰带上，呼来唤去。
“什么？被狗咬了，打完针抓紧回来。还用我来接你吗？”
“不用了，不严重，我自己还能走。我都快50的人了，不怕这点小事。”我有些气愤地说，然后把电话挂了。
“服务员，结账。”饭还没有吃饱，点的菜一半都没有吃完，就得走了。四五十元的饭菜还没有吃到一半就得走，到地方工作后才知道这是自己的血汗钱，要是在部队数额再大100倍，也就在发票上签个字的事。
我从钱夹里取出50元交给服务员，回头瞥一眼那军械股长，他正低着头和女儿说着什么，我逃跑似的从成都小吃饭馆里出来。
外边太热了，黑色的油漆马路热浪蒸腾，树叶无精打采地低着头，稀稀落落的行人在树下急急地走。我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还不到一点。坏了，我今天喝酒了，“五条禁令是高压线”，要是被上级知道了，这事可就大了。我赶紧折回饭馆，抓了几瓣大蒜，把一瓣大蒜拨开皮放进嘴里猛嚼起来。嚼碎吐了，再嚼一瓣，白白的蒜沫吐在地上，像不小心撒的大米粒。大蒜汁煞得我两腮生痛，龇牙咧嘴，刺鼻的蒜味迅速笼罩我的全身，完全覆盖住了我那半瓶啤酒味。我自鸣得意起来，这也算我在公安工作以来的一点儿发明创造。
我挥挥手，一辆白色的的士响亮地刹车之后，停在我的身边，打开车门，一抬脚上了车，开车的是个40多岁的老司机。
司机问我：“到哪里去？”
我说：“东风村委会。”
“你身上的大蒜味真浓。”
“这不，在外边吃饭不安全，不吃几瓣大蒜怕闹肚子。”
“你们警察真辛苦，星期六也不休息。”
“你怎么知道我是警察？”
“你裤腰带上有国徽。”公安发的服装也真是的，不是印有“警察”，就是印有“police”，唯恐人们不知道着这制服者不是警察。
从成都小吃到东风村委会也就半小时的路程，白色的“现代”的士如在深海中的鱼，晃动几下尾巴，放几个屁就到了。
上午去的东风居委会，下午我来的是东风村委会。东风村委会的院子气魄十足，在六间大北屋的对面是一个标准的篮球场，门口站着两棵大杨树。村委会的大门没有上锁，屋门虚掩着，鼾声比树上知了的声音还大。我推门进了村委会的大房子，主任李爱军正在宽大的真皮沙发上睡觉，茂密的胸毛地毯一样铺在他的前胸上，肥硕的肚皮一鼓一鼓的。电视开着，北京电视台三台正播放着《胡同里的故事》。
我打开手机，时间还不到14时。室内凉风习习，我靠在沙发静等李爱军在鼾声中醒来，不大一会儿，疲倦、睡眠和酒意同时攻击我的神经，我很快败下阵来，头一歪，斜在沙发上睡着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也不知做了多少梦。梦中全是飞翔的碎片，一会儿云南前线，一会儿河南老家，一会儿山西夏县武警专科学校，一会儿自己主持全支队军人大会。总有一个说不清的东西在我的头脑中跑来跑去，说是太阳没有光芒，说是兔子没有眼睛，说是小孩他赤身裸体的没有脑袋，我说不清他是什么，好像见过又好像没有见过，行行走走，走走行行，晃晃悠悠。我伸手去抓他，他即刻化作空气，我用脚跺他，自己一屁股坐在地上，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甩不开他，我又急又恼，他却对我嘻嘻哈哈，没有正形。我用力拍了过去，“啪”地一声，我睁开了眼，大沿帽像小时候玩的自行车圈一样，在地上画着弧形走起来。
“老杨，怎么着了？”李爱军坐起来，两眼看着我。
“没有怎么着，做了一个怪梦。”
“你什么时候来的？”
“一点多点儿，看你睡着没敢打扰你，就坐沙发上等你，谁知道一坐下，就瘫倒在这里睡着了。昨天晚上让你破费了，那帮朋友都是咱们村上的？”
“有两个是村办企业的负责人，一个是玻璃厂的，一个是预制板场的。你今天不休息一天？”
“不休息了，下午说是分局人口处的要来检查社区民警下社区的情况。”
“六日不休息，你们拿的加班费多。”
“一点儿也不多，听老民警说一人一个月最多能报36小时的加班费，和其他公务员一样。”
“不可能吧。不是有《劳动法》吗，你告他。你们民警怎么执法不守法。”
“我们的领导说，警察不适用于《劳动法》，只适用于《警察法》。”
“扯蛋。公安也不是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装什么孙子？我们招的农民工，都拿《劳动法》吓唬我们，加班1小时给1小时的工钱，不给，他们就到北京台的《法治进行时》告我们。”李爱军有些愤愤不平。
“真的？看样子农民工的法制观念提高了。”我有些诧异，农民工一向被认为是最弱的弱势群体，也有了争取自己权利的意识。
“唉，咱中国的事好多是底上两层皮，说是说，做是做，玩人玩心眼的巨多，没有办法，这就是中国特色。你没有想过向有关部门反映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