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傲慢观众的脸蛋，同杜罗夫能否拿双薪，本是无丝毫内在的联系，但幽默的杜罗夫却巧妙地把它们牵扯在一起，产生强烈的幽默感，对这位傲慢的观众进行了讽刺。
综合上述，幽默思维总是使幽默家在协调的事物中找出不协调的因素来，敏锐地发现平常事物中的怪诞，并用十分自然的口吻说出来。
（6）幽默应变有位书法家给慈禧太后题扇，写王之涣的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不料一时疏忽，少写了一个“间”字，慈禧看后大怒，认为书法家欺她没学识，便要问他死罪。
书法家急中生智，忙道：“太后息怒！我这是用王之涣的诗意填写的词啊！”当即念道：“黄河远上，白云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将一首漏了字的诗，变成了一首绝妙好词。慈禧这才转怒为喜。
在口语交谈中，不管你多么聪颖，才气过人，也难免言语失当和出乎意料，使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这时，就应当从容镇定，运用机巧应变的方法，摆脱困境。
在交谈中，有人或善意或恶意地向你发难，把你置于窘境，这时就需要应变。这种应变，难就难在既要回击，又不能失礼，那么幽默不失为一种最为巧妙的方法了。
有一次，一位大学副教授在演讲时，把“中国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误说成“一年比一年差”。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在座惊愕之际，副教授不动声色；不紧不慢地接上一句：“难道真是这样吗？不，大量事实驳倒了这种谬论！”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副教授的应变能力，在紧要关头发挥了作用。
有时，会话对手故设“陷阱”，以谬论相刁难。隋朝时，有一善辩者。一次有人问他：“腊月时，家人被蛇所伤，怎样医治？”他应声答道：“取五月五日南墙下雪涂之，即愈。”
那人反唇相讥：“五月哪里有雪？”这位善辩者笑道：“腊月何处有蛇？”
由于提问者的话本身是荒谬的，对于荒谬的回答，自然就丧失了指责的权利，刁难别人就成了自我出丑。
应变，有时也可运用模糊语言。
北宋王安石的儿子王元泽年幼时，有一位客人知其不辨同笼的獐与鹿，却故意问他：“哪一头是獐，哪一头是鹿？”
王元泽不慌不忙，沉着答道：“獐旁边的那头是鹿，鹿旁边的那头是獐。”王元泽年幼无知，却机智地用模糊语言为自己解了围，显示了他的应变能力。
要想提高应变能力，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如前苏联中央电视台女播音员列昂节耶娃有一次向观众介绍一种摔不破的玻璃杯，几次准备试镜都很顺利，不巧，正式播出时竟摔得粉碎。如果她当时目瞪口呆，必然要出洋相。
列昂节耶娃镇定地说：“看来发明这玻璃杯的人没考虑我的力气。”幽默的语言，一下子使自己摆脱了窘境。
要提高应变能力，往往可以就对方的话或身边的事联想开去。
《世说新语》曾记载过一个姓杨的9岁小孩，真是天才。一天他家来了个叫孔平君的客人，他端了杨梅招待。
孔平君指着杨梅打趣孩子说：“此是君家果。”没料到孩子立即应声答道：“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从对方的姓联想开去，把孔雀称做孔家禽，有力批驳了对方。
有时，有些困境，是因为一些意外的原因和情况造成的，也需及时应变。
有一回，一位新加坡老太太游武夷山，不小心被树枝扯破了裙子，老太太游兴大减，竟坐在地上不起来了。陪同的一位女导游和颜悦色地说：“您看，这是武夷山对您有情，它请您不要匆匆离去，叫您多看几眼呢！”在这种场合，说上多少劝慰的话，也顶不上这么几句妙语。
对于别人的失言而把你推入窘境，应如何应变？有次聚会，一个小孩见到一个生人长着很大的鼻子（酒糟鼻），马上叫起来：“大红鼻子！”引得众人都向这里看，小孩的父母对小孩的冒失很难堪。这时那位生人说：“就叫我大鼻子叔叔吧！”众人一笑，解除了窘境。
戈尔巴乔夫揩夫人赖莎访问美国时，在赴白宫出席里根送别宴会途中，他突然在闹市下车，和行人握手问好。
苏联保安人员急忙下车，围上前去，喝令站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美国人赶快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怕衣袋里有武器），行人一时不知所措。
这时，身后的赖莎十分机智，尽快打圆场，向周围的美国人解释说，保安人员的意思是要人们把手伸出来，跟她丈夫握手。顿时，气氛变热烈了，人们亲切地同戈尔巴乔夫握手致意。这里，赖莎机巧应变，妙打圆场，保住了苏联的面子。
“颠倒黑白”——致胜法宝在某些场合，为了克敌致胜、轻松取敌，适当地采用“黑白颠倒”的方法来保全自己，未免不是一计上策。
（1）刚言辩论刚言辩论是一种面对论敌正面宣战，以压倒一切锐不可挡的无畏气势，用刚正的言词慑服对手的一种辩论艺术。
刚言辩论，往往用于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时，因此，精神气势很重要，气势好且与言语搭配运用得当，有时能以少胜多，以弱抗强。
1938年，叶剑英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出任国民“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副教育长。当时，国民党方面的真实意图，不是想向共产党讨教，而是想通过办训练班，摸清共产党战略战术的底细。叶剑英在办训练班的同时，当然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样两党人士之间免不了要爆发激烈的斗争。
一天大会上，教育长汤恩伯当着叶剑英的面给学生发表演说：“蒋委员长对打败日本是完全有把握的，但各种迹象表明，共产党今后是否能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令人怀疑……”
叶剑英见汤恩伯公开散布分裂的论调，非常愤慨，立即走上讲台，予以刚正严厉的驳斥：“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诺言是忠实履行的，实践中山先生的救国主张也矢志不渝的，不像有些人早上恭读总理遗嘱，晚上恭读总理遗嘱，这样天天阿弥陀佛，究竟对国家民族有什么用？！”
叶剑英说完，拂袖而去。
汤恩伯面对叶剑英的反驳，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只得宣布散会。
叶剑英光明磊落、气度非凡的辩驳，成功地慑服了论敌。
辩论中以刚阳的气势、居高临下的言词制服对方，有令对方防不胜防的功效。
陈毅与国民党代表在赣州谈判时，国民党某师政治部主任阴阳怪气地说：“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在英美不习惯！”
陈毅听了当即予以痛斥：“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
若代表英美，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要进赣州，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形势变了，你的脑袋也得变！”
陈毅胆识超群，铿锵激昂，再狡诈的对手也不得不被他的刚言慑服。
刚言辩论在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中，运用较多，效果明显。在我国古代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大理寺卿徐有功，每看到武则天要杀人的时候，总要依据法律同武则天争辩。曾经有一天与武则天争论不休，相持不下。徐有功言词态度越来越严厉，触怒了武则天，武遂下令拉出去砍头。
徐有功回过头来说：“我虽然被杀死，但国法终究是不可变的。”拉到街市上，正要行刑，武传令免他死罪。
某乡为了整治“脏乱差”，清扫房院。一个外号叫二赖子的人扬言：“谁敢动老子的鸡窝，我叫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乡党委书记听后只身一人找到二赖子家，毫不客气地往沙发上一坐，开门见山地说：“你是动刀子呢，还是和平解决？不要说红刀子白刀子，咱机枪大炮也没怕过，敌人更没怕过。但是我还是劝你和平解决，这对你我都有好处。”
书记正气凛然，威不可犯，二赖子被镇住了。他听说这位书记参加过西藏平叛，参加过中印边境反击战，出生入死，一身是胆。面对书记的凛然正气，他败下阵来，改口说：“我不是不拆，是人手太少忙不开。”
书记马上说：“我有的是人，义务帮忙。”
乡党委书记的一番话刚中有柔，在表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威慑力量的同时，又给台阶下，一场冲突和平解决了。
刚言辩论，以其刚气慑服论敌，扶正压邪。辩论中辩者靠其胆略和勇气，义正辞严、理直气壮的驳斥，产生浩然正气，给对方以胆颤心惊的威慑感，从而取胜。
（2）反语辩论反语辩论，是一种运用实际上意思与表面意思正好相反的话进行辩论的艺术。
1985年6月，联邦德国外长根舍与我国外长吴学谦会谈。
“我认为这次讨论是有成果的，我只对一点感到失望，”说到这里，根舍有意停顿一下，当在场的人吃惊地望着他时才说：“我感到失望的是，根本没有一个问题是我同我的中国同事可以为之争论的。”
两国之间没有一个问题可以为之争论，也就是没有任何分歧，看法完全一致，这本来是令人高兴的，但根舍外长却正话反说，“失望”一词幽默诙谐，更加烘托出两国会谈的友好融洽气氛。
正话反说，在明眼人看来，会有着比正话明说更强烈的感染力和讽刺力，它无形中加强了辩论的力量，增加辩论的气势。
在德国皇帝统治时期，人口只有1600万的较穷的德国平民每年要上交国库9400万塔勒，而人口有2100万的较富的美国居民每年却只交给国库3800万塔勒。而这些钱又是怎样花费的呢？干着比一打君主干的工作还要多的美国总统，只拿不及德皇俸禄1％的薪金；然而更糟糕的是，“美国人甚至很不懂这样一种乐趣，即把大部分税款用来供养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平时可以用来对我们实行威严、残酷地镇压我们、伤害我们、向我们开抢，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祖国的光荣和荣誉。”
对比前述事实、再听听马克思的这段愤激的反语，有谁会不为德国老百姓叫屈呢？被统治者自己的血汉钱被挥霍，来供养军队镇压自己，甚至打着为了祖国的“光荣”和“荣誉”的旗号，这是多么可悲可恨啊！
马克思用反语辩论，讽刺了德国皇帝和德国军队，唤起民众的觉醒，其反语，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讽刺力。辩论一针见血，气势磅礴。
鲁迅先生很善于用反语辩论，他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是这样说：“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高超得多，岂止高超得多，简直一个是在天上，一个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佩的，无奈这高超的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这里，短短几句话，就运用了“高超得多”、“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敬佩”等三个反语，对托洛茨基派进行了极为辛辣的讽刺。
运用反语辩论，关键是要让听众明白而不致产生误解，这就要先创造一种特定的前提和“语境”：当人们听到雄辩家用漂亮的反语大赞普鲁士军队以“极其英勇的精神”消灭了房东的酒肉食品，填饱了“爱国”的肚子，只差没付膳宿费，否则一定名声更响时，有谁不哑然失笑，油然而产生对这伙酒囊饭袋的鄙夷之情呢？
在辩论中，反语是表达批评和讽刺的一种最好的方式，但正话反说还是表达幽默情趣的一种绝妙的手段，它可以调整辩论气氛，使辩论在生动活泼的语言环境中进行。
一位顾客在饭馆吃饭。米饭中砂子很多，顾客把砂子吐出来放在桌子上，服务员见此情景很不安，抱歉地问：“尽是砂子吗？”
顾客摇摇头微笑地说：“不，也有米饭。”
这位顾客所要表达的本意是：“饭里尽是砂子”，而当服务员表示歉意时，他回答的是：“不，也有米饭。”这句幽默、风趣的反语，使生活中的一件小小不快，在互相谅解间化解了。但，“不，也有米饭”的反语对饭馆的饭菜质量也进行了善意的批评。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广告宣传等运用正话反说，进行广泛的宣传，也得到很好的效应，并成为不少企事业单位的推销手段。
瑞士的一家钟表店门庭冷落，生意不太景气。一天，店主贴出一张广告：本店有一批手表，走时不太准确，二十四小时慢二十四秒，望君看准择表。广告贴出后，该店门庭若市，生意兴隆，不多时就销完了积压的手表。
反语辩论是故意用相反的话语表达本意的方法。辩论时恰当使用正话反说，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3）嘲讽辩论嘲讽辩论，就是运用辛辣尖刻、讽刺讥笑的语句来奚落、挖苦、嘲弄论敌，以收到刺痛、暴露、鞭挞论敌目的的特殊效果。
恩格斯认为，当敌人的造谣诬蔑手段无所不用且越来越卑鄙无耻的时候，单纯使用一些厉害的字眼来回敬他们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效力也会逐渐减弱，因此，“最好是采用其他办法，不要用厉害的字眼而能又保证有力量和富有表达力。这种办法是有的，即主要是利用讽刺、讥笑、挖苦，这要比最粗暴的愤怒语言更能刺痛敌人。”
他还认为：“对小小的刺激，根本用不着管它。这是斗争的第一条规则。”恩格斯赞赏“嘲讽法”的巨大威力，并把勇于使用它作为斗争的第一条规则，可见嘲讽辩论对于雄辩家之重要。
采用反语的形式，即说表面意思和实际意思相反的话：本来要贬低对方，反转而向对方赞美，但这表面的赞美之中，却又表现对论敌更强烈的讽刺，借此捉弄对方。
这种反语也是嘲讽辩论形式之一。
田骈是齐国的辩士，他标榜自己不喜欢做官，以此自命清高。其实他有大批仆人，那势头与做大官的并无两样。
一天，忽然一个齐国人求见。这个齐国人先对田骈赞扬一番，表示对他不肯入朝的骨气极为钦佩。田骈被说得喜不自禁，问道：“你是从哪里听说我不做官的主张的？”
“听我隔壁的女人说的。”
“她也知道我？”
“不但知道，而且还说你是她的楷模呢！”
“她是什么人？”田骈感兴趣地问。
“她是个洁身自好的人，早就发誓永远不嫁人。可是今年30岁；却生过7个儿子。她虽没出嫁，可比出嫁的人还会生儿子。如今先生您也常说最讨厌做官，可实际上是食禄千钟，侍从成百，这气派却比那做官的气派还大呢！”
田骈羞得满面通红，拂袖而去。
在某些场合中，仿拟对方的句式说话，也可以取得以毒攻毒的嘲讽效果。如：
女郎：“车夫，请送我到火车站！”
出租车司机：“你怎么叫我车夫？”
女郎：“那些赶马的叫马夫，你是开车的不叫车夫叫什么？”
司机：“照你这么说，如果我是记账的或打仗的，你不就叫我‘丈’夫了吗？”
女郎一时语塞。
嘲讽辩论提高了辩者语言的战斗力，是反击论敌的有力武器，但必须注意场合和对象，切不可滥用。
“攻城掠地”——成败有因“一言定成败，一言定兴衰，”有时候，成功和失败，兴旺和衰落，往往在一言之间，成功有方法，失败有原因，而最重要的是语言表达这一致胜的武器。
（1）运用一语双关技法辩论中，运用语言文字上的同音或同义关系，使字词或句式同时涉及两件事，表面上言此，实际上说彼，这是使用频率很高的双关法。双关能使表达生动活泼，委婉含蓄，耐人咀嚼，余味无穷。
西莫多·冯卡门是现代著名的航空大师，在他八旬高龄时，美国政府授予他美国第一枚“国家科学勋章”。
当授勋仪式结束后冯卡门走下台阶时，他因患严重的关节炎，显得步履艰难，美国总统急忙上去搀扶他。冯卡门在向他示意感激之后，轻轻地推开总统的手，说：“总统先生，下坡而行者，毋需搀扶，惟独举足攀登者，方求一臂之力。”
冯卡门在这里借用语境，巧设双关，表面上是说下坡、上坡之事，实则暗指希望总统平时多多关注在困难的条件下仍向科学高峰辛勤攀登的科研工作者，含意深刻，表达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