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看教养层次说话教养是指接受对象的一般文化和品德水准。包括文化程度、知识积累、生活阅历、涵养气度等。教养层次不同，对说话者言辞的接受程度也不同。有些话说出来，甲听得懂，理解得了，乙就可能听不懂，理解不了，像作家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中的人物——工作组组长文采的演讲，就是没有区分接受对象的教养层次和实际需求，而致使“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所以说话者在进行言辞表达时，要认清自己的接受对象教养层次如何，盲目表达不仅达不到说话的目的，甚至弄巧成拙，贻笑大方。在现实交往中，从我国现阶段国情看，对接受对象教养的认识，更多的还是文化程度不高、知识欠丰富者。说话者面对这样的接受对象，或一时间不能确定其教养程度时，所表达的言辞，应力求通俗化、大众化；那种故作深沉、吊书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3）看性格说话人各有其情，各有其性。言辞表达的内容与方式必须因人而异，符合接受对象的脾气、性格，才有可能产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效果。
性格外向的人易于“喜形于色”，性格内向的人多半“沉默寡言”。同性格外向的人谈话，你可以侃侃而谈，同性格内向的人谈话，则应注意循循善诱。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注意针对学生的不同性格来回答他的问题。有一次，孔子的学生仲由问：“听到了，就去干吗？”孔子回答说：“不能。”另一个学生冉求也问：“听到了，就去干吗？”孔子说：“干吧！”公西华听了有些疑惑，就问孔子：“两个人问题相同，而你的回答却相反。
我有点儿糊涂，想来请教。”孔子答：“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意思是，冉求平时做事好退缩，所以给他壮胆；仲由好胜，胆大勇为，所以我要劝阻他）可见，孔子诲人不是千篇一律，而是因人而异，特别注意学生的性格特征的。日常生活、公关活动等各方面的交谈也要注意这一点。
（4）看对方心境说话心境通俗地称为心情，是一种比较持久的、难言的，但能影响人的整个精神活动的情绪增大状态。大家知道，在听觉方面，声波在耳蜗内转变成一种可供神经系统使用的密码。通过神经系统的处理，听者就把这些编了码的信号感知为能够表达说话者意思的词汇。既然听者要将接受到的信息通过神经系统处理，那么，听者的心境，必然影响到语言的交流效果。
人际交流中经常会有“言者无意，听者有心”的情况，说话不注意洞察对方的心理状态，往往会生意外的问题。《红楼梦》第八十三回写到大观园中一个婆子教训自己的外孙女：“你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个什么东西，来这园子里头混搅！”这话恰好被黛玉听到，她误认为婆子骂她，于是大叫一声道：“这里住不得了！”直气得“两眼反翻上去”。婆子的话本来是不让外孙女到大观园中来，但黛玉不这么想。她那种寄人篱下的特定处境和心态使她产生了误会。所以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听来感受完全不同。
（5）看地域说话地域指的是接受对象所处的地理位置，包括国别、省别、族别等。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彼此在认识、观念、习惯、风俗上都有区别，对说话者言辞的接受，就会有所不同。
说话者在进行言辞表达时，应当认清接受对象的地域性，才会产生良好的交际效果。
《尹文子·大道》讲了这么一件事：郑国人把未经加工处理的玉叫做“璞”，东周人把还没有腌制成干的老鼠叫做“璞”。郑国的一个商人在东周做买卖，一个东周人问他：“你要不要买璞？”郑国商人说：“我正想买。”于是东周人从怀里掏出一只老鼠递上。郑国商人赶快辞谢不要。东周人在作言辞表达时，没有认清其接受对象是郑国人。所以买卖不能成功。
地域不同而对言辞接受也有不同的要求，在世界上的表现大体有：
欧洲人不喜欢听涉及自己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年龄状况（女性更重）、家庭私事、行动去向等问题的话，忌讳“13”和“星期五”；朝鲜、韩国、日本人忌讳别人说“4”；阿拉伯人喜欢听“星期五”；泰国人喜欢“9”；菲律宾人不愿谈论政治、宗教及腐化问题；赞比亚人爱听尊称，最好加上职务和头衔；新加坡人不爱听“7”，反感别人对自己说“恭喜发财”，忌讳谈论关于猪的话题：
扎伊尔人喜欢听随和、爽快、恭维的话；俄罗斯人喜欢听尊称、敬语、谦辞，倾心于“女士优先”的话题；突尼斯人喜欢别人在各种场合同自己打招呼，而且问候得越长、越久、越具体越好。
在中国各地的表现大体有：
香港人爱听吉祥话，涉及福、禄、寿的都很喜欢，乐于别人随时随地对他说“恭喜发财”。
喜欢“3”、“6”、“8”等数字。忌讳别人打听自己的家庭住址、工资收入、年龄状况。
忌讳语也较多，如“炒包饭”、“炒菜”，有解雇、开除之嫌，听之不吉利；“猪舌”有蚀本之嫌，改叫“猪利”；“丝瓜”有输光之嫌，改叫“胜瓜”。
澳门人喜欢听别人说话干脆，直截了当，不爱听转弯抹角、吞吞吐吐的话语。
锡伯族人崇拜保佑家室、人丁的神灵“喜利妈妈”和保佑牲畜的神灵”海尔堪”；忌讳直呼长辈的名字，忌讳在家说不吉利的话。
蒙古族人喜爱白色，爱谈与白色有关的话题，高兴别人来祝福；最厌恶黑色，忌讳别人谈论黑的话题。
彝族人忌讳背后议论别人的短处，特别是别人的生理缺陷。
赫哲族人崇拜火神，不准别人说不利于火的话，若需用水浇灭火时，要说：“请火神爷把脚挪一挪。”
维吾尔族人谈话以长为先，亲友见面互道问候语。
因地域不同而产生的表达差别，甚至在同一个民族、同一个省区的不同位置，也有表现。比如都是汉族，居于大陆者与居于台湾者对同一个概念的表达与接受就不一样：接班人——传人，计划生育——家庭计划，大学新生——新鲜人，好莱坞——荷里活，撒切尔——柴契尔，新西兰——纽西兰，立体声——身历声，表演——作秀，渔民——讨海人……又如同是贵州人，对西红柿，贵阳人叫毛辣角，遵义人叫番茄，兴义人叫酸角，独山人叫毛秀才。
说话者如果不区分这些地域上的差别，说话目的就难以实现。有些严重的差异，如不分清，甚至还会对说话者产生严重的后果。
（6）看文化背景说话随着社交范围不断扩大，我们的交际对象也将会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要适应交际的广泛性，就要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说话的特点，使我们说出来的话与特定的文化背景协调一致。
拿交际场合的称呼语来说，受文化背景的制约就十分明显。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各自的称呼习惯，能使交际对象产生良好的心理效应。如英美人习惯称已婚妇女为“夫人”，未婚女子为“小姐”，在比较严肃的场合，一般统称为“女士”。如果错称已婚者为“小姐”，在比较严肃的场合一般会被谅解：因为，西方女性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错误”。但是，在日本妇女一般不称“女士”、“小姐”，而称“先生”，如“中岛京子先生”。
再比如，我们常说“炎黄子孙”，这对港台同胞、海外侨胞很恰当，但对国内兄弟民族说“大家都是炎黄子孙”，人家就不同意，蒙族人会说：“我是乌桓的子孙。”在西方，你对一姑娘说：“小姐，你长得很漂亮！”她听了格外高兴；而在我国，如果跟年轻姑娘她说这句话，对方说不定会大为恼火。显然，说话不考虑文化背景也是不得体的。
1954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国际会议，为了向外国人宣传中国人爱好和平，决定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越剧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为此，工作人员专门准备了一份厚达16页的说明书。周总理看了后批评说：“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后来周总理建议说：“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句话果然奏效，赢得了外国朋友的赞赏。
所以，一个人要想使自己说出的话引起对方的重视或取得对方的认可，必须得把握好说话对象的分寸——即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会辩——走遍天下说话有时并不直截了当地阐明主题而是采取反证、说反话、先贬后褒等手法，迂回到达主题。在某种情况下，迂回法能够造成峰回路转、恍然大悟的说话效果。
香港作家陈告泉在小说《选美前后》中描写了“香港小姐”半决赛中的一个场面：主持人向一位参加半决赛的小姐提问：“杨小姐，假如要你在下面的两个人中选择一个做你的终生伴侣，你会选谁呢？这两个人一个是肖邦，一个是希特勒！”杨小姐立即回答：“我会选择希特勒。”杨小姐的回答引起了听众和记者们的骚动。有人提问：“你为什么选择希特勒？”杨小姐从容地回答：“我希望自己能感化希特勒。如果我嫁给希特勒，肯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会发生，也不会死那么多人了。”
“嫁给希特勒”，谁也不会料到杨小姐会做出如此回答。正当听众震惊之时，“感化希特勒”，180°的大逆转又使听众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和惊叹。
在一次新婚喜宴上，新郎的好朋友应邀发表祝词：“刚才，大家对新郎大加赞赏，但据我所知，新郎并不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品学兼优。”此言一出，众皆愕然，有人甚至怀疑这位朋友是不是要挑起不愉快的争端了。紧接着，祝词人介绍了新郎如何贪玩、如何疏忽大意的一些轶事。直到结尾时，祝词人才将话锋一转，“所幸新郎并没反对可能都是说话者独有的见解和思索。”因此，“引用”就成了说话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有效技巧。
（1）引用的主要类型引用是人们常用的说话技巧。其形式是灵活多样的，记住原文的可以引用原文，记不住原文的可以引用意思，具体说来，引用的主要类型和方式有如下三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