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两宋，占据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是理学，但是被理学加以吸收改造的佛教与道家思想在此时仍然有一些发展的空间。在中国古代社会，佛、儒、道三家虽然在某一阶段有一派居于主导地位，但从来都是此消彼长、并行不悖的。
■道教的发展
道教在宋代衍生了几个新的教派，其中包括天心派、神霄派、内丹派南宗、净明道等几个新的宗派。总体而言，宋朝是一个崇道重儒尚佛的时代。太祖赵匡胤早在后周时代就与道士关系密切，曾与名道陈抟在长安酒肆饮酒，也“尝与一道士游于关河”。赵匡胤登基后修复大量宫观、在全国选拔道官、并下令禁止私度道冠，也禁止道教中的某些陋习，规定从此以后“道士不得畜养妻孥”。宋初的这些措施促使道教向有利于封建统治方面发展，奠定了道教发展的基础。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徽宗、高宗、理宗等也以崇道为基本政策。在宋代，中书门下礼部的属司之一祠部以及鸿胪寺等中央机构，负责管理道教的礼仪、帐籍、披戴文牒等各项事务。在此之下还设有中央道录院、地方道正司等下属机构，宫观内部的管理也设有专人负责。
道教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与中国的传统伦理纲常紧密交织在一起。在宋代，随着“三教合一”思潮的高涨，道教吸收了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儒家的礼义忠孝，出现了总结性著作：《太上感应篇》。它是通俗道教的“圣典”，主张泛神论，简化了成仙程序，注重纲常礼教，宣扬善恶有报。《太上感应篇》的地位与道教传统经典《道德真经》等同。老子的《道德真经》是道教尊奉的重要典籍。到了宋代，据记载解读真经的有20多家，作者从皇帝到官僚、学生、道士、隐逸等各个阶层都尽在其中。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陈景元的《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和徽宗的《御解道德真经》。陈景元之作“文义该赡，道物兼明，发挥清净之宗，丕赞圣神之化”，是一部颇有特色的注老之作。而徽宗之作则完全出于政治需要，鼓吹儒道合一，提倡“无为而适”，认为这样就可“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欲，乐其业，”达到“太上之治”。
■佛教中兴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经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曾一度“灿烂辉煌”。但经历了唐武宗“会昌灭佛”（845）与后周世宗“显德反佛”（955）的两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佛教受到严重打击。宋太祖针对上述两次“法难”的后果，为安定社会、稳固政权，决定对佛教加以扶植和利用，并于建隆元年（960）下诏保存未经后周毁废的诸路寺院，停止反佛。赵宋诸帝，基本上延续着这一国策。在此背景下，佛教中兴，大肆翻译和雕印佛经，度僧尼，兴佛寺。佛、儒、道三家，并存互融，对宋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分。
宋代佛教在历经劫难后重获新生，禅宗和净土宗两大佛家派别广泛流传，天台宗、华严宗、律宗等诸派亦衰而复振，有所发展。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强调直指本心，顿悟成佛，故灭佛运动能毁其外但不能摧其内。宋代禅宗承前朝脉络，有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临济宗共“五宗”。后临济宗又演化出黄龙、杨岐两派，与“五宗”合称为“五宗七派”。创于唐代的净土宗修行简易，非常适合于中下层广大群众祈福祛难的心理需求，宋廷也希望借此来安抚民众，故广泛流行。宋代净土宗的代表人物有延寿、宗颐。总体而言，宋代佛教注意吸收儒家思想，重视实践，世俗化倾向明显，佛教典籍也得到大量的印刷和传播，这些变化都与宋代社会的整体转向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其他宗教的传入
唐朝时期，中国达到极盛时期，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各种境外宗教传入中土。至宋代，国力虽赶不上唐朝，但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却远超盛唐。就在这种交流之中，伊斯兰教开始从海路传入中国。宋代伊斯兰教的流布，主要就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在广州、泉州等外商聚集地，还出现了伊斯兰教的寺院。泉州还有伊斯兰教的古墓群“灵山圣墓”。因为历史原因，西北地区也是伊斯兰教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
在宋朝，世界上业已出现的其他宗教，如犹太教、基督教、婆罗门教、摩尼教等，也传入中国，并产生一定影响。自波斯传来的摩尼教在福建被称为“明教”，提倡“善友”、“互助”、“敢死”，这些口号被宋时一些地区农民起义所用。著名的方腊起义就曾利用摩尼教组织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