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在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同时，潜伏的社会危机也逐渐显现出来。土地兼并问题尤为突出。太祖“杯酒释兵权”时就鼓励功臣大将购置田产、兼并土地。到北宋中期，已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大量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农民起义频频爆发，王小波、李顺起义首次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也频频入侵，北宋与辽、西夏每次争战后，都是屈膝求和，以求暂时安宁。由于每年岁币、岁赋负担沉重，加上长期的冗官、冗费、冗饷问题困扰，以及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内忧外患，改革的呼声四起。北宋中期，出现了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频发的农民起义
宋代农民的负担十分沉重。宋承唐制，沿用两税法，夏秋两季交纳。纳税户除了交纳两税外，还要负担“支移”、“折变”等苛法。改变交纳地点，移此输彼，移近输远称为“支移”；将交纳物资折换为指定物资或现钱称为“折变”。这样一来，农民的负担就加重了数倍。丁口赋和杂变之赋等名目繁多的额外之税也使农民苦不堪言。除此之外，宋代民户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和差役。
在宋朝“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的政策下，阶级矛盾激化，频频爆发农民起义。太宗淳化四年（993），王小波在青城县（今四川灌县南）发动起义，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江原之战，王小波牺牲，其妻弟李顺被推举为帅，继续领导斗争。起义军连克蜀州、州、津县，淳化五年（944），攻下成都，李顺即位称王，国号“大蜀”，年号“应运”。面对如燎原之势的农民起义，宋朝派出了大批军队进行剿灭，起义军最终被宋军和地主武装所镇压。
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们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首次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意义深远。在此之后，农民起义和兵变频频爆发，斗争“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北宋历史进入了转折期。
■银绢换取的和平
自太宗朝灭北汉、两度攻辽失败后，北宋王朝一直维持着与辽、西夏相持的局面。在北部边境，辽和西夏的威胁一直存在着，他们从没有放弃过南下扩张的打算。三方之间多次发生战争。
一直对北宋虎视眈眈的辽国是由契丹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契丹是活动在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自唐末五代以来，一直向外扩张。916年，耶律阿保机被契丹诸部奉为首领，在西拉木伦河畔建立契丹国，是为辽太祖。辽太祖任用汉人韩延徽为谋主，吸收汉文化、筑城郭、兴农业，国力大增。东灭渤海、降女真，西征突厥、吐谷浑、党项、沙陀诸部，契丹国势骤张。947年，辽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一度到达开封，建立大辽国。辽太宗励精图治，在其统治下，辽国逐渐强大起来。
在辽太宗之后，辽国又经历了穆宗、景宗、圣宗三朝。圣宗时期，实际掌权者是承天皇太后——萧太后，她重视汉族文化，开科取士、刊印佛经，并继续向外扩张。宋景德元年（1004），辽圣宗与萧太后率军南下，攻至澶州（又名澶渊，今河南濮阳西南），直接威胁宋都开封。宋真宗率军亲征，取得胜利，辽军请和。真宗对抗辽国本就犹豫不决，见辽方妥协便同意议和。宋辽之间签订澶州和议，和约规定宋朝每年输给辽绢20万匹、银10万两，称“岁币”；双方结为兄弟之国，史称“澶渊之盟”。北宋虽然在军事上获得一定胜利，却与辽国签订了屈辱的和约，北宋政府在边境问题的软弱无能可见一斑。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稳定局面，开放了边境上的榷场贸易，双方进行了经济往来。
40年之后，即宋庆历四年（1044），北宋又与西夏签订和约。西夏的主要民族是党项族，唐代迁到今陕北一带，五代之后，党项族逐渐强大起来。契丹为联合党项攻宋，于90年册封党项首领李继迁为夏国王。而宋太宗为能有效控制该地区，将李继迁升为银川观察使，赐名为赵保吉。名号加封并不能解决问题，宋与西夏间仍多次发生冲突。李继迁之子李德明继位后，一面向宋求和，一面向辽讨封。宋景德三年（1006），宋真宗封李德明为西平王并赐予钱物。李德明在位期间，党项继续向西扩展，控制了河西走廊地带。宋仁宗天圣十年（1032），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位。在对吐蕃、回鹘、辽的一系列战争中取胜之后，李元昊于1038年称帝，国号大夏。他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农业，重视采矿与冶炼，加强军事力量，兵器制造相当发达。
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40～1042）之间，李元昊多次对北宋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经历了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和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等三次大规模战斗后，双方损失都不小，最后在庆历四年（1044）双方握手言和，订立和约。和约规定西夏取消帝号，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王，宋每年赐给西夏绢15万匹，银7万两，茶3万斤，称“岁赐”。宋夏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得到了暂时的缓解，西北边境得到了短暂的安宁。
■变法运动
面对内外交困的危机，仁宗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以《答手诏条陈十事》上书朝廷，提出了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军备等10项改革主张。仁宗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并推行新政，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新政”。但是新政受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最终流产。
继范仲淹之后，另一次改革应运而生，王安石站到了改革变法队伍的前列。嘉四年（1059），王安石给仁宗呈上《万言书》，指出必须变革法度，方能“合于当世之变”。他认为造成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冗官、冗费之弊，关键是“理财未得其道”，解决的方法应着重在“开源”上，应当发展社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他的这些思想在其日后的变法运动中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熙宁元年（1068），神宗任命王安石主持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和“强兵”为主要内容，对经济、军事、教育等多个方面进行调整。在经济政策上，王安石制定了对百姓发放低息贷款的青苗法、鼓励兴修水利的农田水利法、将由各户轮充差役改为各户出资交由政府统一招募的募役法、限制大商人控制市场的市易法等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针对土地税负担不均的突出问题，王安石还制定了方田均税法。对土地丈量后，按照土地好坏分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此举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减轻了自耕农的负担，缓解了社会矛盾。在军事上，针对过去“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所造成的种种弊端，王安石又采用“置将”之法，由固定的将官在固定辖区训练禁军。王安石还通过保甲法把农村民户进行编制，层层牵制，防止农民进行反抗。在教育上，王安石改革了科举制度，并对儒家经典《诗》、《书》、《周礼》进行了重新阐释。王安石变法是针对当时日渐严重的危机所进行的较为全面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变法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而且变法的重要支持力量——神宗在变法后期有所动摇，最终新法被废，惨淡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