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总统生涯——危难受命

1945年4月12日晚8时整，白宫大厅中人头攒动，记者的闪光灯咔嚓咔嚓地闪个不停，摄像机的镜头和人们的目光都汇聚到一个人身上，他就是马上要宣誓继任美国第三十三任总统的哈里·杜鲁门。

参加典礼的政府官员和杜鲁门的夫人及女儿等，都抑制着内心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典礼正式开始，而杜鲁门本人则面色平静，不时地向前来祝贺的人点头微笑。然而，他此刻的心情喜忧参半，却十分复杂。就在下午他和众议院议长在一起喝茶的时候，被紧急召回白宫。一下车，他发现罗斯福夫人神色黯然地在门口等候他，他预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了。果然，罗斯福夫人哀伤地说：“哈里，总统刚刚去逝了！”杜鲁门一时愣住了，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尽管总统身体一直不好，但他的逝世仍给人以意外的打击。杜鲁门马上急切地问：“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罗斯福夫人惊讶地说：“噢，现在你该帮助你自己了，你马上要作总统了！”杜鲁门这才从悲伤中找到一点清醒，喜悦、沉重和悲伤一时间充满了思想的小舟。

正当杜鲁门回味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时，典礼开始了。杜鲁门上台，接受任命，宣誓，典礼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前来祝贺的人一一和他握手，杜鲁门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向众人道谢。

杜鲁门深知自己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他作为副总统，很少参与政策决定，因此对罗斯福的深层政治并不了解，这需要时间去研究。国际上二战的尾声已经接近，如何处理与各国的战后关系，如何保持美国的优势？国内战时生产已快要结束了，如何完成从战时到和平时期的政策转变？受命于危难之时吉凶未卜！

记者和祝贺的人大都离去，杜鲁门夫人和他的女儿也和他吻别离去了，只剩下内阁人员等待着第一次内阁会议的召开，他望着这些将要帮助和辅佐他的人，心里默默地念到：上帝保佑美国，愿上帝也保佑我，阿门！

4月12日晚，杜鲁门就职典礼结束几分钟后，杜鲁门和他的阁员们就坐在总统办公室的圆桌子周围，开始了新总统的第一次内阁会议，除邮政部长瓦克因病缺席，其他人都安静地坐在各自的位置上。

总统秘书厄尔利首先发言，询问有关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是否按原计划在4月25日召开。杜鲁门毫未迟疑，“会议将按罗斯福总统的指示按期举行！”这是他作为总统的第一个指示。

厄尔利走出去发布这个消息，杜鲁门开始第一次内阁讲话。“我和大家一样热爱伟大的罗斯福总统。我的意图是继续罗斯福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所以，如果你们全部留任，完成罗斯福总统的遗愿，我将感到很高兴。”“我希望你们毫不犹豫地给我提建议我会对我做的全盘负责！”

第一次内阁会议时间不长，散会后，只有陆军部长史汀生留了下来。从这位部长这儿，杜鲁门第一次知道了美国正在研制原子弹的计划和进展情况，史汀生报告完毕就退了出去。杜鲁门后来回忆起这次内阁会议以及和史汀生的谈话时，非常感慨，他说：“我对自己说，我还有这多么的事情不知道呢，我该怎么办呢？”

在任职第一天，杜鲁门还同斯退丁纽斯、厄尔利等人讨论了旧金山会议问题。杜鲁门专心地听取了这些人的意见，决定立即发表一份声明，表示新总统对会议的支持。其间，有人要求杜鲁门举行一次白宫记者招待会，他深知自己对很多事情还没掌握，唯恐言多有失，便拒绝了在近期接待记者的建议。

在这一天，杜鲁门还第一次读到了“总统专用情报”，这是由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一手负责的，上面是各盟国和敌国的最新动向。杜鲁门第一次体味到了国际社会中的纷繁芜杂，虽然他曾经随同罗斯福总统参与过几次国际会议，但今日的责任更加重大了。他很有名的一句话是这样描述当时心情的。“我就像躺在草垛上，天空中的星星、月亮一下子都向我身上压来。

第一天过后，杜鲁门工作更加繁忙，他只好以忙忙碌碌相对应。他的第一件重要使命，就是使美国顺利地加入联合国。

早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就同意在二战结束后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因为1919年的国际联盟早已破产了。1944年7月，美国邀请中、苏、英三国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以讨论美国提出的建议并拟定新的国际组织章程，会议分两部分举行，是筹建新国际组织的一次奠基会议。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确定了新国际组织——联合国的一些具体原则。会议决定，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联合国成立大会。

杜鲁门继承了罗斯福的政策，决心支持联合国的建立。但他深知这不是件容易事。早在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提出“十四点”和平计划，提议建立国际性组织——国际联盟。这与美国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相背，因此提案遭国会否决，于是，美国没能成为国际联盟中的一员。现在，又是美国在倡导一个国际组织，杜鲁门的命运如何？

早在他任参议员时，杜鲁门就曾带头和参议员鲍尔、伯顿、哈奇、希尔一道，力图使一项鼓励政府努力去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组织的提案获得通过。因此，他很早就受到了老“孤立主义”者的注意，作为总统，他也得继续和孤立主义者作斗争。

4月16日，杜鲁门向雅尔塔会议的记录人贝尔纳斯索要雅尔塔会议的记录，10天后，他得到记录原件，开始研究联合国问题。

4月17日，星期三。杜鲁门在上午第一次接见了出席旧金山会议的美国代表。代表团由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任团长，团员有参议员康纳利和莞登堡，众议员布卢姆和伊顿，州长史塔生和吉耳德斯利夫博士，还有科德尔·赫尔。

“先生们，你们是罗斯福总统任命的一个卓越的有代表性的代表团的成员。”杜鲁门阐述了自己的要求，“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来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为了不引起像伍德罗·威尔逊所遭到的反对，先生们，我要求你们尽可能写出参议院能够通过的文件。”

代表们赞同总统的意见，并表示了尽力而为的决心。杜鲁门微笑着送他们离开总统办公室，想起昨天在国会的演说，他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就在昨天下午1点，他走进众议院的议会厅，受到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的欢迎。议员们、内阁成员和高级政府官员们都起立致敬，作为总统，杜鲁门将进行他的第一次国会演说，暨提交第一篇国情咨文。在激动的演说中，他保证实行罗斯福总统的政策，尤其强调了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问题，并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掌声的支持，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4月17日上午10点30分钟，杜鲁门举行了第一次记者与广播招待会。他首先提出了记者招待会的规则，禁止记者们透露国家机密，禁止直接引用总统的话。

在回答有关旧金山会议的问题时，杜鲁门表示他不会出席联合国大会。他之所以不参加旧金山会议，是因为“我已派出了一个能胜任的代表团赴旧金山会谈，并代表美国的利益。我可以在办公桌上或者任何地方直接支持他们。”

4月19日和4月22日，杜鲁门分别会见了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外长宋子文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就有关联合国成立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一致，而苏联在许多问题上与美国有隙，特别是在波兰政府代表的问题上，早在克里米亚会议上，美国主张由波兰的海外流亡政府代表参加会议，而苏联主张由已成立的波兰人民民主政权派出代表。经妥协，双方决定由波兰国内政府和流亡政府各派一定比例的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但为了反对美英等国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阴谋，苏联决定坚持自己原来的主张。杜鲁门就此向莫洛托夫提出抗议，要求履行雅尔塔会议所达成的波兰问题的协议。

4月25日，旧金山会议正式开幕。各国与会代表282人，中、美、苏、英、法五国的首席代表分别是宋子文、斯退丁纽斯、莫洛托夫、艾登和皮杜尔。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这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规模巨大的盛会。

这天晚上8时，杜鲁门在白宫用无线电广播向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大会开幕式的代表讲话。

“在历史上，还没有一次会议比你们今天在旧金山开幕的这次会议更为重要，更有必要。”“我代表美国人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大会的成员们，你们是美好世界的建筑师。我们的未来就掌握在你们的手里……我们这里所说的问题的实质是成立一个明智的机构来解决国际争端……”

杜鲁门最后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世界，一个美满得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永恒的尊严受到尊重。”“愿上帝指引我们走上他自己的正义的和平道路。”

旧金山会议并没有杜鲁门想象的那么顺利。各个大国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在几乎所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首先是“大会主席”的产生，经过激烈辩论，决定由中、美、英、苏四国首席代表轮流担任；第二是会员国资格问题，苏联支持波兰，而美国却支持暗中帮德国的阿根廷，并强行表决通过；第三是联合国宪章问题，其中的安理会五大国：“否决权”制度、“大小国家”权利平等问题等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最后是“托管制度”问题，殖民大国态度暧昧。

杜鲁门始终关注着大会的进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盼望总有一天我们能建立起一个国际机构，终于能像在美国联邦同样的基础上进行工作。”他曾研究过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号召欧洲独立自主的国家建立一种联盟的“伟大计划”和前总统威尔逊的“和平计划”，希望能找到联合国建立后的运作方式。

正像杜鲁门接见美国代表团代表时所说，“要尽力保证参议院的同意”，因此，他和罗斯福一样，注意了代表团组成的成分，其中包括了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重要委员。他还同许多个别代表谈话，告诉他们自己的意见，力图使他们接受二战后成立新国际组织的想法。

就在旧金山会议激烈争斗的时候，杜鲁门远在华盛顿始终保持着对美国代表团的“遥控”。他命令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用电话或电报与他经常联络，通报大会情况，说明个别代表的意见，请求指示。同时，杜鲁门也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重要人物康纳利和范登堡二人保持通信，从他们的意见和体验中获得教益。

在大会讨论各项内容期间，杜鲁门也紧急召开各种会议，研究对策。为了维持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他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措施。

在波兰问题上，杜鲁门坚决反对苏联支持的共产党政府的代表团，坚决要求波兰政府要由五大国帮助改组，这样他才能接受波兰代表团。5月1日，旧金山会议执委会全体通过了接纳两个苏维埃共和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为会员国的决议，这样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又强大起来，杜鲁门闻讯暗暗怀恨在心。

针对社会主义力量在联合国中的增加，杜鲁门——一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也急于寻找亲美的国家以扩充反共阵营。于是，南美洲的阿根廷被提出来。虽遭莫洛托夫极力反对，但在美国的操纵下，厄瓜多尔提出的接纳阿根廷参加会议的提案仍以29票对5票通过。其实，杜鲁门并不真正信任阿根廷，因为它的政府在二战中立场长期不明，直到1945年4月9日才向“轴心国集团”宣战。杜鲁门说：“我觉得阿根廷的举动很像杂耍的‘乐队车’一样，但我指令斯退丁纽斯在适当的时机支持接纳阿根廷，以促进西半球的团结。”

5月21日，杜鲁门接到美国代表团报告：由创始国（即中、美、英、苏、法）提出的安全理事会的投票手续，遭到了几乎一切小国的攻击。攻击目标是雅尔塔协议中的“大国否决权”。

所谓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即：在联合国讨论的“重大问题”上，五大国只有在全体一致时，提案才能被通过，每个常任理事国都有对“重要问题”的一票否决权。

5月23日，斯退丁纽斯回到华盛顿，杜鲁门同他讨论了会议急待解决的一些问题。杜鲁门坚持雅尔塔会议关于安理会投票问题上的决议，指示国务卿劝说各小国同意这种方式。他们还讨论了会议闭幕日期的问题。

到6月2日，又一个问题困扰着杜鲁门。关于安理会投票程序的争论似乎已陷入僵局。焦点在于，对一个争端的讨论和协商，是否可由理事会中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及用否决权而中止。俄国坚持可以使用否决权，其余四国反对。

斯退丁纽斯提议用已在莫斯科的哈里·霍普金斯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个问题，杜鲁门马上同意。6月6日，霍普金斯电告杜鲁门；斯大林已同意美国的意见。这样，僵局打破了。在“托管问题”上，各国争论不大。杜鲁门宣称他支持“民族自决”原则。他认为：“在和平确立以前，我们必须控制太平洋中的某些岛屿，但这些地区对世界上别的国家不应关起门来……在我任期内，我打算在我们负责的任何地区内尽力促成自治政府。”这些地区包括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等，美国借此在许多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基地。

另外，大会还通过了战后对战争罪犯的审判问题，以后的纽伦堡和东京审判都依此原则。

杜鲁门原指望在6月23日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闭幕式，但苏联代表团又提出了一项异议。在向《联合国宪章》提出的修正案中，有一条保证在联合国大会上各国言论自由和建议自由的条款，苏联代表要求删去，美国反对。于是，杜鲁门又直接与斯大林联系，斯大林建议双方都作妥协，于是条款经修改后通过。制定联合国宪章道路上的最后障碍物被清除了。

6月19日，杜鲁门离开华盛顿赴旧金山，在华盛顿州稍停后，于6月25日下午到达。当他从“圣牛”号飞机走下来时，当地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他从汉密尔顿飞机场乘车进入城区，在人们的簇拥下，和美国代表团一同住进费尔芒特旅馆。当日晚上，杜鲁门举行宴会，招待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各国代表。

1945年6月26日下午3时，《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在旧金山退伍军人战争纪念馆举行。在大礼堂的讲台上，参与联合国会议的各国国旗组成了一副色彩绚丽的长画卷，在这个仍充满战争硝烟的世界里，这一幅象征团结的画面令人感动。

杜鲁门跟随他的代表团走上讲台，他们就坐在一个圆桌旁，桌上摆着包括联合国组织五种官方文字写成的新宪章的书册。杜鲁门同在宪章上签字的各国代表们一一握手，表示对他们卓越成就的感谢。

历史性的一幕很快过去了，代表们又赶往歌剧院，在那儿将举行全体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当大会主席宣布请杜鲁门总统作演说时，代表们致以了热烈的掌声。

杜鲁门首先高度赞扬了这个《宪章》的意义，“在它上面我们可以建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把“宪章”比作美国的宪法，希望它们能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接着，杜鲁门赞扬了签字各国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个会议的成功，主要在于你们把思想坚定不移地放在主要的目标上”。同时，他号召与会各国继续努力，彻底击败法西斯帝国，他热切地希望各国团结起来，真正地按《宪章》行动，希望“列强”起领导作用。

最后，面对着台下的几千双眼睛，杜鲁门用深沉、略带沙哑的声音缓缓地说道：“让我们不错过时机，抓紧这个绝好的机会，建立一个全世界的理智统治——在上帝的领导下创造持久的和平。”

在一片激动的掌声中，旧金山会议闭幕了。

六天后，杜鲁门向参议院提交《联合国宪章》并获批准，10月24日，《宪章》正式生效，这天被定为“联合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