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太宗文皇帝刘恒，开国皇帝高祖刘邦庶五子西汉第五代皇帝；
宋太宗明皇帝刘或，开国皇帝高祖刘裕孙太祖刘义隆第十一子宋第六代皇帝；
唐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李世民，开国皇帝高祖李渊次子唐第二代皇帝；
宋太宗至仁应运神功圣德睿烈大明广孝皇帝赵光义，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弟，赵弘殷次子北宋第二代皇帝；
明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朱棣，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第四子明第三代皇帝；
清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开国皇帝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第八子清第二代皇帝。
以上例子说明历代帝王在死后的称号是由谥号和庙号共同组成，庙号的选字具有实际意义。在古人起名习俗中，每个字都有特定的含义，是一种象征，让人从中就可领悟到名字的真正内涵。
（第二节）传统的取名仪式与方法
自古以来，人们把名字看得极为神秘，认为人名是与人的肉体、灵魂紧紧相连的。因此，古人相信，在一切祝福和诅咒中，名字是关键。一个人的名字跟他的人或灵魂是神秘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定要小心保护。
既然名字是如此重要，于是在立名之初，人们都要举行降重的仪式，慎而又慎地取个佳名。
我国古代，只有王侯将相和达官贵人以及名门望族才拥有姓名。因此，也只有这些社会的上层才有人力物力举行隆重的命名仪式。如王子出世，要举行“卜名”仪式，吹律定名。《大戴礼记保傅》载曰：
“太子生而泣，太师吹铜曰：声中某律。太宰曰：兹味上某。然后卜名。”
这说的是太子一生出来就哭个不停，这时候站在一旁的太师就取出铜乐器来吹，并要吹出与太子哭声相和谐的某个音律，太宰听后认为行了，才开始利用声音中动听的旋律来卜定太子的名字。
以“卜名”命名仪式的例子还有著名诗人屈原，在其代表作《离骚》的开篇之首，就由其嫡裔、生辰说到自己的名和字。诗云：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赐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诗人在诗中述说自己乃颛顼的后代，在寅年寅月寅日这个很吉利的日子里降世。他父亲在他初生的那天，灼龟卜兆，“肇”得嘉名。肇和兆古代通用。其名字乃得于卦兆。
诗人在《九歌》的“离世篇”中又道：
“兆出名曰正则兮，卦发字曰灵均。”
这两句说得更明显了。将兆卦名字的事记在诗中，可见当时人们对卜名仪式的看重。
到西周建国，姬旦制礼，人们给下一代命名的形式包括日期选择、参酌条件、遵循格式及宣示申报等等，开始形成一整套制度，并作为人生礼仪重要的环节之一。
据《礼记·内则》介绍，命名礼仪是一个复杂但颇有条理的过程：孩子出生后三个月内，父亲不入产房，唯经常使人慰问，显示对妻儿的关心。三个月后，命名礼择日举行，家族中有头面的妇女如祖母、伯母、叔母等，以及父亲已为孩子请好的老师（或保姆）都来参加。当日，母亲先行沐浴更衣，孩子也剪去胎发，并留一部分挽一对角儿。礼仪开始时，母亲抱子（女）出房，当楣东立，辈分最尊的妇人先看婴儿，并喊着做母亲者的姓氏说：“某某氏，今天要让孩子拜见父亲了。”当父亲的应答道：“我一定要好好教养他，使他守礼循善。”然后，父亲走上前去，握过小孩的右手，给其以慈爱的笑容并逗戏，百日左右的小孩，往往会以嬉笑咿呀和手舞足蹈相回报，从而给庄重的礼仪增添了融洽欢欣的气氛。
接着，做父亲的再根据孩子的出生时日、体形面貌等各种条件进行综合参酌，当场宣布给孩子的命名（亦有事先拟定的）。说出命名后，母亲立刻应答，略谓一定谨记夫言，教儿成德。然后，她把孩子交给老师或保姆。对方抱过婴儿后，即依尊卑长幼的顺序，把小孩刚获得的“名”一一向参加礼仪者宣告。祝贺声中，人之初，“名”得立矣。
命名礼的尾声，是告祖先告宰闾，这两道程序都由父亲唱主角。告祖先使新生儿之名获得家族内部的认可，告宰问则为存档，其式为“某年某月某日某生”，由“问史书为二，其一藏诸闾府，其一献诸州史”。从此，如不发生更名情况，命名礼上所给予的这一特称将伴随担当者终生乃至永远；命名礼仪集中到一点，就是对“名”的极度重视，所谓“尊姓大名”之“大”，便是这意思的体现。
载于经典的西周命名制度，大致奠定了汉民族几千年间给下一代命名礼仪的基本模式，同时给其他民族以程度不同的影响。当然，一方面，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又有嬗替，一些具体细节会发生变化。比如命名的时间，在实践中便有“三朝命名”、“满月命名”、“百日命名”、“周岁命名”乃至“发蒙命名”等许多形式。另一方面，它还远远不能囊括中华民族各个成员所共同创造的、姿采各异的命名习俗。实际上，很多少数民族的命名礼都极有特色。
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换，人名冠字渐渐不为后世所重。不过，摒弃了大一统的命名命字仪式，各个文化、风尚相对接近的地区则又滋生了一些新的命名仪式。
民间的起名习俗和习惯与士大夫阶层的起名规矩和习惯是有所不同的，但又并非截然不同。应该说，两者各有特征、特点，又相互影响，相互渗入。比如民间起名多通俗易懂，很少引经据典，也很少求助阴阳先生；士大夫家庭，虽讲究很多，好附风雅，但也不能“免俗”——取小名、避忌讳、图吉庆、男女有别等，往往与民间相通无二。
民间的起名习俗是多种多样的，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
一、“抓周”起名
民间流行的以抓周来预测志向，所谓抓周，又叫试儿，早在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就有试儿取名的风俗。根据《颜氏家训》记载，当时的孩子在生下来满周岁的时候，要全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祭拜祖先，佩戴长命锁，穿上新衣，接受测试。测试的用品主要是弓箭纸笔等男性用品，以及一些吃的东西和金银珠宝、儿童玩具。当时人们相信，孩子从小喜欢什么，长大以后就会干什么。所以试儿的目的不仅是为孩子定下一个名字，而且还有检验贪廉愚智的目的。后来这种试儿风俗便相沿成习。在《红楼梦》里，贾宝玉就是在周岁生日时接受测试的，因为抓了脂粉钗环而使父亲贾政很不高兴，认为他将来乃酒色之徒耳。再比如我国著名的学者钱钟书先生，一生都与书打交道，渎书破万卷，著有融通古今中外文化知识的《管锥编》、《围城》等著作，他的名字就是一岁时自己抓周时抓出来的；当时，他一下手便抓到了一本书，家人便给他起名钟书，一方面是希望他将来钟情于书，另一方面也是鼓励他多读书，读好书，成为大家。后来，他博览群书，精于书道，成为一代名家，果然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
二、寄名起名
为了保证自己孩子的健康长寿、幸福美满，孩子的父母、家人在取名实践中给孩子取贱名，此外，还在礼仪的领域千方百计寻求途径、方法，甚至把思路扩展到了宗教信仰领域，让和尚、道士给孩子取名。让和尚和道士等给孩子取名，民间叫“寄名”，是指孩子出生满月以后，父母将婴孩送到寺庙道观，请和尚、道士取一个法名或道名，从此在礼仪、象征的基础上将孩子托付给佛门、道观，从而缔结一种宗教和世俗的亲属关系。人们之所以将孩子寄名神佛，不外是认为佛门、道观都是超凡绝尘的神圣所在，把孩子托付给他们，自然要受到菩萨、神灵的保佑，妖魔邪祟、祸患灾疾不易侵凌。
在我国，寄名的习俗曾经是普遍存在的。古典小说《金瓶梅》、《红楼梦》都曾写到寄名的习俗。《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写道：“过了一日，有宝玉寄名的干娘马道婆到府里来……”此外，二十九回、六十四回也都写到了巧姐儿和宝玉的寄名。《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是将儿子寄名到玉皇庙的吴道官那里的。近、现代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举出寄名的例子。鲁迅先生小时候就寄名到了寺院，得法名“长庚”。此外还有一件百家衣，还有一条叫“牛绳”的东西，上面挂些零星的小东西，如历书、镜子、银筛之类，说是可以避邪的。胡朴安的《中华全国风俗志》也记载了南方、北方的寄名习俗。比如记载南方吴县有小儿寄名神佛之俗。此风全境皆然。盖富贵家之小孩，娇生惯养，大半身体柔弱疾病。其家乃至庙烧香，用红布制一袋，置小儿庚于其中，俗名过寄，悬佛橱上。自是以后，每旧历年终，寺僧备饭菜，送小儿家中，名曰年夜饭，其家人必给僧以钱。凡送三年始毕。当过寄时，僧为小儿取名，譬如神佛姓金，即取名金生、金寿等类。
寄名有一定的仪式，大都焚香祷告，在寄名时出家人要给孩子一些东西，比如僧农、道衣等等。最突出的是寄名符和寄名锁（索）。《金瓶梅》里的吴道官除给西门庆的儿子许多东西外，还给了一副银项圈，上写“金玉满堂，长命富贵”，还有一道朱书黄绫符，上写“太乙司命，桃延合康”，银项圈和黄绫符就是寄名锁和寄名符了。
孩子寄名以后，有的要打扮成和尚、道士，以示出家。不过，并不是寄名神佛、仙道以后永不还俗，永远保持这种关系的。因为始作俑者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无意让孩子遁入空门而为僧为道，他们只不过想借神佛仙道的保佑躲避一时的灾厄。在他们认为孩子已经度过灵与肉的灾厄期，能够独立抵御外来侵害的时候，这种关系便终止了。终止关系的仪式叫“还俗”、“拔袋”，也就是把寄名时交给寺庙的寄名袋取回来，回到世俗的生活中来。在北京顺义县，过去的这种礼仪叫“跳板凳”，也就是在孩子长大的时候，选择吉日，备礼到庙上进贡，庙主找碴儿责罚小孩，小孩便乘机跳过板凳，回家留发。在天津，礼仪行为是12岁跳墙还俗，还颇烦琐：“跳墙事前，必须择一古日，买簸箕一只，毛帚一把，预备老铜钱八枚。及期，为父母者带领小儿，又向神像前焚香祷祝，一面使小儿持簸箕及毛帚，拂拭香案，洒扫地下。事毕，即令理发匠为小儿留发，随后使小儿立于板凳之上，左右手各持老钱四枚。旁观之人喊声‘老和尚’，小儿便将手中所持钱向后撒去，跳下板凳，并不回头，直跑至家中。此即所谓跳墙还俗也。”
三、以梦兆起名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很多梦的典故，如孔子梦周公、燕颉梦兰、庄周梦蝶、江淹梦中得彩笔、李白梦笔生花等等。过去，由于人们不了解人脑结构及做梦的道理，对于梦，既迷信，又神化，总认为梦是一种预兆，于是便产生一种信仰。孩子降生，父母如得吉梦，便可预知孩子必为人中俊杰。所以，孩子诞生之前如获梦兆，尤其是吉梦，常以梦给孩子命名。
因梦而命名，在秦时就产生了，随后以梦兆起名之风盛行。据记载，李白临降生时，李母于梦中与太白金星相遇，因此取名为“白”字“太白”。岳母梦大鹏止于其屋而生岳飞，故命名曰飞，而字鹏举。陆母梦秦少游而生陆游，故命名曰游，而字务观。以梦兆起名，并非古人专利，现代人亦然，著名作曲家冼星海也是因其母于孕期梦中一情景而起名。他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做过一个梦，梦中她抱着一个孩子坐在船头，正仰望夜空，忽然看见一颗流星飞落到海里，于是她们母子俩就朝着星落的地方划过去，把星星从海里捞起来，醒来后，她将梦中所见告诉了丈夫，丈夫说：“等孩子生下之后，就叫‘星海’吧。”于是伟大的音乐家冼星海的名字便由此而生。
四、排行起名
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有“多子多福”、“儿孙满堂真幸福”的俗话。多子女现象极为普遍，再加上近亲兄弟姐妹也多，为了表示家族的兴旺，总是要在名字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样，在起名时，表示排行兄弟姐妹的方法就很有讲究。
以兄弟排行起名，主要表现在用字上，一般可分为四种：以有排行意义的字取名；二是沿用一字取名；单名沿用偏旁（或字头）取名，单名用合文相同字取名。这也是通过名字反映兄弟特别征象在字面上的明确表现。
具体体现于以下几方面：
1.以有排行含义的字起名
富有排行意义的名字，如溯其源，则春秋时代的以伯、仲、叔、季命字，已清楚表示排行的次序，不过只标明自己的行序，没有和兄弟们明确的联系。这种排行的方法，自周秦而汉唐，直到现代，还被普遍运用。汉人在孟、伯、仲、叔、季之外，还加长、元、次、幼等许多排行的形容字，在起名时大量使用。伯是老大，仲第二，叔第三，季最幼。欲表示在兄弟姐妹中居长，则用“孟”字。
以三国时夏侯渊的五个儿子为例，看看伯、仲、叔、季等排行起名的方法。夏侯渊长子名和，字伯权；次子名霸，字仲权；三子名称，字叔权；四子名威，字季权；少子名惠，字稚权。五个儿子的字，便是以排行起出来的。另外，也有在名中使用的，如古代孔僖的两个儿子，分别叫孔长彦和孔季彦。近代文学家陈衍字“叔伊”，现代的射箭运动员李淑兰，她生于沈阳，排行老三，所以家人给她起名淑兰（淑与叔同音）。
按排行起名使用一、二、三、四等数且字嵌入人名中以说明其人的排行，这种用法多出于贫寒之家。常见于文化层次较低的人名或人际关系较亲的称谓中如《水浒传》中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皆渔户出身；武侠大刀王五也出身贫寒。历代农民起义的人群中，以一、二、三命名的人举不胜举，如元朝的蔡五、布王三；明朝的刘六、刘七、方四、王二；清朝的赤脚张三、于七、吴八十、苏四十三等。现代著名作家姚雪垠因是“冠”字辈，排行第三，故原名姚冠三。现代著名农民诗人王建禄，因排行第九，故人称为“老九”，并以王老九名世。
值得注意的是，以一、二、三等数字命名的女性却不一定出于贫寒。在古代，女子的社会地位不高，生女往往随意命名之。如《水浒传》中的扈三娘乃是千金大户；清朝王伦起义中的马三娘也非贫俚之人，其中还有张三娘、李四娘、吴二娘、郑大娘、沈十一娘、陈六娘等不少以数字命名的女性。由此可见，旧时妇女用数字起名是一个普遍现象。当然，这里也有个别不是以排行起名的。
表示排行的还可以借汉字的大写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等。如赵壹、陈克陆。“冠”、“亚”字为体育常用术语，表示名次的第一第二，用在名字上也可以表示排行或其他含义，如“亚女”为家庭的第二个女孩。今天在许多独生子女家庭喜欢给孩子起“冠南”，表示家庭所生第一个男孩。
2.二名沿用一字取名
二名沿用一字取名是指兄弟之间的名字，二名各有一字相同。此方法亦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如《左传》中记载有长狄兄弟四人名为侨如、樊如、荣如、简如。元末农民起义首领之一张士诚与弟张士德、张士信。到近现代，兄弟二名有一字相同的就更多了，为中国人民的胜利、人民的幸福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毛泽民、毛泽覃烈士是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健是毛泽东的堂妹。我们周围的同志、邻居、同事等兄弟姊妹各有一字相同者数不胜数，如剑波、剑文、剑海，明星、明理、明杰、明强，丽英、丽华，吕文、吕武，德志、德惠，洪年、克年、新年，红英、建英、风英、文英等等。
3.单名沿用偏旁（或字头）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