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深居大内，很少接触外廷官员，而宦官反倒离他最近，这就决定了皇帝必然倚重常侍左右的宦官。另一个原因，皇帝也经常以重用宦官来制衡内阁官员，以加强皇权。
宦官本身不算什么，但他们离皇帝最近，挟皇帝以自重，情况就大为不同了。这就是说，小人物如果占据了关键的位置，他的能量可就不小了。
宦官的腐败和阴狠险毒，常超过常人。首先，宦官是刑余之人，在肉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巨大摧残。不论宦官的地位有多高，在传统观念上总被人们视为奴仆。像宪宗朝权倾一时的突吐承璀仍被宪宗视为“轻如一毛”！试想，宦官心理能平衡吗？因此，他们必然要向世人证明自己的价值，并能做出士大夫们所不能也不敢做的事情，如立、囚、废、弑皇帝等，来证明他们也是人，是强者，也有人的尊严。
再者，宦官多数素质不高，至多是略通文墨，士人有科举入仕之途，而他们没有。要实现自身价值，他们只有另辟蹊径。因此，他们的价值取向往往为常人尤其是士大夫所不理解。宦官既无路实现自身价值，剩下的唯一追求就是物质上的享受。于是就把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甚至公开抢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又因素质低下，使他们不但不以这种行为为耻，反以为荣；不但不隐瞒，反而到处去炫耀，以此作为自身价值的实现。因此，宦官的腐败、阴险狠毒等行为也就不难理解。
本是一个卑贱屈辱的宦官，却放射出这么大的破坏能量。可见，地位低微的小人物也是不可小视的，只要他占据了关键的位置，或抓住了重要的靠山。
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初，为了汲取汉唐宦官干政的教训，规定内官不许识字，职供洒扫驱使而已。又明令宦官不许干预政事，干预者斩首。铸铁牌立于宫门之侧，以为儆戒。而他的儿子燕王朱棣靠武装力量夺得皇位，“靖难”期间多得建文朝阉官秘透军情，成祖登位不久，便对宦官陆续公开赋予大权。而到了宣德年间，宣宗便在大内设立“内书堂”，办起了宦官学校，专选十岁上下聪明伶俐的小内使数十乃至二三百人入学，以翰林学士执教，传授经文之类。宣宗并不重用宦官，而是重用“三杨”。但宣宗对宦官的待遇很优厚，他甚至给自己宠爱的几个太监颁发免死敕书，文辞褒美和开国功臣的铁券差不多。宦官虽未到达擅权乱政的程度，但条件已经成熟了。
王振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略通经书，后来做过教书先生，但是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是太难了些。于是他自阉入宫。在宫中，他也负责教书，宫人称其王先生，英宗朱祁镇呼振“王先生”，可能就是宫人对王振称呼的袭用。永乐、洪熙和宣德朝，多数宦官仅能识字而不知文义，这样，王振便在侪辈中显示了出类拔萃的才能，在宦海中出人头地当为意料中事。
宣德中期，这位知识型宦官“侍太子讲读，太子雅敬惮之”，就连宣宗朱瞻基也对其另眼相看。据说宣宗皇帝十分宠爱长随刘宁，一次宣宗上马出游，胡床被踏折断，刘宁匍匐在地以身代床，宣宗踏其背上马。又一次宣宗泛舟西苑，不慎船倾落水，生命危在旦夕，又是刘宁急潜水中，将皇上扶掖出水登岸。宣宗为刘宁的忠诚所感动，命掌司礼监。然而，刘宁“不知书，上命王振代笔”。这样一来，王振就进入了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的司礼监。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二十四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边，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以售其奸。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但是张太后垂拱而治，三杨忠心秉政。由于他们都是前朝元老，威望很高，王振自知难与匹敌，还不敢放肆，只好采取两面派手法，等待时机，再行窃权。为此，他对张太后和三杨百般殷勤，毕恭毕敬，极尽谄媚之能事，以讨得他们的好感。
一次，英宗朱祁镇与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玩耍，被王振看见了。第二天，王振故意当着三杨等人的面，向英宗跪奏说：“先皇帝为了球子，差点误了天下，陛下今天复踵其好，是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装出一副忠心耿耿、十分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样子。三杨听了，深受感动，慨叹地说：“宦官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啊！”
王振每次到内阁去传达皇帝的旨意，都装得十分恭敬和小心的样子，总是站在门外，不入阁内，深深感动了三杨，后来，王振再来传旨时，三杨打破惯例，特把王振请到屋内就座。三杨中杨荣谋略最高，他知道自己三人已老，便和杨溥、杨士奇商量，预先把一些正直有才干的人引入内阁，培植外臣势力，一旦自己三入退位，这些人可以有能力对付王振的势力。只是这一步想到的晚了一些。
王振表面上讨好三杨，事事顺从，装成不干预政事的样子，但内心仍然按捺不住攫取权利的欲火，一有机会，就想法抓权，干一些干预朝政的勾当。他常趁无人在英宗旁边时，劝英宗用重典制御臣下，反对开“经筵”、倡导文治，建议英宗发展军事、以武治理国家等等。因此，英宗曾让他带领朝中文武大臣到朝阳门外阅兵，王振则利用这个机会，压制真正有才能的人，把他的私党隆庆右卫指挥佥事纪广报为骑射第一，一下子提升为都督佥事。
太皇太后张氏贤明有德，她见王振逐渐有抓权、逐渐朝政的迹象，心中十分不安。她害怕前朝宦官专政的历史重演而断送大明江山，决心进一步提醒英宗严防宦官专政，并准备严惩王振，以打消王振妄图干预朝政的念头。
一天，张太后让宫中女官穿上戎装，佩好刀剑，守卫在便殿旁边，肃穆凛然。接着，太后把英宗和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濙以及宦官邹东来等召到便殿。
英宗和五大臣见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英宗急忙按规定站立东边，五大臣站立西边。太后看了看五大臣，又看了看英宗，然后指着五大臣对英宗说：“这五位大臣是先朝元老，受先皇之命辅佐你治理国家，你有什么事情，必须与他们商量，如果他们不赞成，切不可去做。”接着张太后又把王振找来，喝令跪在地上，声色俱厉地说：“太祖以来就立下了规矩，宦官不得干预政事，违犯者定斩不饶。现在，你侍奉皇帝不守规矩，按照我大明法律，应当赐你一死。”
太后的话刚一说完，事先安排好的几个女官应声而上，把刀搁在王振的脖子上。王振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浑身直打哆嗦。英宗见状也大吃一惊，急忙跪下替王振求情。五大臣也跪下请求太后免王振一死。张太后见状，怒气稍息，改变颜色说：“皇帝年幼，岂知此等宦官自古祸人家国，我看在你们的面上，饶了王振，但是此后不许他干预国政，如有违犯，定斩不饶。”王振听后，连连点头称是，不断磕头谢恩。此后，张太后每隔几天就派人到内阁去查问王振办了什么事情，有没有未通过内阁而由王振自己决定的事情。王振受此教训，还真的老实了一段时间。
王振不惜低声下气，小心谨慎地侍奉宫中的皇亲国戚，好不容易当上了司礼太监，在一个时期内，他心花怒放，不知所以。哪知，三杨等元老重臣德高望重，张太后对他管制又特别严格，他想控制朝政的愿望难以实现，心中着实不快。但也毫无办法，只好在干预朝政的道路上停一下脚步，采取以屈求伸的办法，等待时机，以求一逞。王振知道，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紧紧抓住英宗和培植党羽十分重要。为此，他改变策略，先不去干那些直接干预朝政的事，而去进一步讨好英宗，并在暗地里广交朋友，大量培植私党，为以后专权培养基础。很快就取得了一些大臣的赞誉，也进一步得到了英宗的宠信。
正统六年（1441）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重建竣工，英宗在皇宫大摆筵宴，进行庆贺。按照明朝宫中制度规定，宦官无论如何也没有资格参加宫宴。可这时的王振已深得英宗宠信，英宗在宴会上见不到王振，就像少了点什么似的，急忙派人前去看望。王振见了来人，自比周公，大发牢骚说：“周公辅助成王，为什么唯独我不可以到宴会上去坐一坐呢？”使者将王振的话报告了英宗，英宗不但不怪罪，反倒觉得王振受了委屈，下令打开东华门的中间大门，让王振进入宫中参加宴会。王振刚刚来到门外，宫中百官即向他罗拜，表示欢迎。这件事充分说明，王振虽然受到张太后和三杨的限制，但他势力仍然逐步强大起来。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逝，失去了对王振最有控制能力的人。而此时三杨中杨荣在正统五年病死，杨士奇因为儿子杀人引咎辞职，只有杨溥在朝，而杨溥也老了，心计又没有杨荣多，而杨荣引入内阁的大学士马愉、曹鼐资历太浅，威望不够，王振擅权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英宗是一个常常发昏的皇帝，他并不是贪求淫乐不理朝政，而是过于相信王振，凡是王振说的，他马上就相信，而且认为是最好听、最正确的。而在他晚年，他重用大学士李贤，朝政也是井井有条。是一个有时昏、有时明的皇帝。
王振见阻拦自己掌权的所有障碍都已经被自然规律扫除了，当然轻而易举地就尽揽明王朝的政权。他早就看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不顺眼，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块牌子摘下来。随后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他还修建智化寺，为自己求福。
王振曾经劝英宗以重典治御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
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佑，最会阿谀逢迎。一天，王振问王佑说：“王侍郎你为什么没有胡子？”王佑无耻地回答说：“老爷你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一句话说得王振心里甜滋滋的，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徐希和王文亦因善于谄媚，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王振还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在各个重要部门。福建有位参政宋彰将贪污的数以万计的官银送给王振，立即被提拔为布政使。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对于那些稍有不服、甚至要和自己分庭抗礼的朝臣，王振的霹雳手段便立即使用上，决不留情。正统八年（1443）的一天，炸雷击坏奉天殿一角，英宗因遭此天灾，特下求言诏，要求群臣极言得失。翰林侍讲刘球上疏提出“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等项建议。王振知道刘球是冲着自己来的，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刘球入狱。
这时，正值编修官董璘因自己要求任太常卿一事而被王振关进狱中之时，王振便想通过董璘之事置刘球于死地。立即指使其党徒马顺用毒刑拷打、逼迫董璘承认他自己所请太常卿之事是受刘球所指使。刘球被逼不过，只好屈服。王振便以此下令处死刘球，并把刘球的尸体肢解。朝野大臣听说此事，皆不敢上疏言事了。
还有驸马都尉石碌，一天在家里责骂佣人太监员宝。王振又有了兔死狐悲的感觉，把石碌投入锦衣卫大牢。英宗对王振的所作所为全部赞同，他还总是称王振为先生不称他的名字，以示尊重。朝臣见皇帝犹如此，只有等而下之，连王侯公主都称王振为翁父，大臣们只能望风便拜，更有无耻者纷纷认王振作干爹。
不过也有宁死不屈服权势的。一次，御史李铎碰到王振没有跪拜，就被逮捕，关进监狱，后被贬官流放到辽东铁岭卫服役。还有，大理寺少卿薛瑄是王振的同乡，但他痛恨王振擅权专恣，不和他来往。一次，王振会议东阁，众公卿见王振来到，都俯首揖拜，唯独薛瑄一人不拜。这下可惹恼了王振，遂怀恨在心。后来，北京有位指挥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欲将其妾岳氏据为己有，但这个指挥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与岳氏密谋，诬告该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并逮捕该妻交给都察院审讯。薛瑄在审理这一案件时，发现所告与事实不符，即主持公道，为该妻辨冤，又一次触犯了王振。王振听说这件事以后，大怒，立即指使他的党羽控告薛瑄受了被告贿赂，并将薛瑄问成死罪。临刑时，他的几个儿子争着代父受刑，王振的仆人和侍郎王伟也出来为薛瑄申辩。王振一看众怒难犯，只好免去薛瑄的死罪，但仍罢官削职，放回乡里。
王振不仅喜欢权，更喜欢钱，一些人为了升官发财，每次朝会都向王振送礼。更有一些无耻之徒，为了讨好王振，极力帮助王振收礼，并当众公布礼物数目。比如，王佑就曾在众人面前说，某人以某物送给王振，某人没有送礼等。结果送礼者得到提拔，没有送礼者受到处罚。于是，人们纷纷向王振送礼，多至千金，少亦百金左右。时间一久，向王振送礼成了宫中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有人不送礼，也要受到惩罚。比如，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曾建议改建国子监以发展教育事业。但他比较正直，不向王振献媚，不贿赂不送礼，只是依制接待，引起王振不满。后来，王振便以李时勉砍掉国子监前古树的一些树枝为借口，罚李时勉身戴重枷在国子监门前示众，李时勉身顶烈日，坚持三天，他的学生一千多人伏阙上书，请求释放李时勉。
有个学生石大用上书皇帝，愿意自己代替老师受刑。王振看到奏章后，也感到很惭愧。正好国子监助教李继通过太后的父亲孙忠向太后求情，孙太后便告诉了英宗，英宗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王振见压力太大，便放了李时勉。
正统十一年（1446），铮铮铁骨的于谦，准备进京见皇帝，朋友们都劝他给王振带上一点儿礼物，他坚决不同意，两袖清风，来到京城，结果被王振暗地指使其党羽李锡给他加上对皇帝不满的罪名而关进监狱，并判处死刑。后来在山西、河南两省官民进京伏阙请愿的压力下，王振才免了于谦的死罪。王振依仗英宗的宠信，大煽淫威，虐焰之炽烈已达顶点。
王振就是这样，利用手中权力，一面结党营私，大力提拔那些溜须拍马、谄媚逢迎之徒；一面大打出手，残酷地镇压那些反对自己专权和对自己不恭不敬之人。王振则遍受贿赂，又大肆贪污，家中财富越来越多。后来王振败绩，籍没其家产时，仅金银就有六十余库，玉盘一百多个，珊瑚树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其他珍玩则不计其数，足见其贪污受贿的程度。
王振控制朝政以后，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终于招致了瓦剌贵族的进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