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边防向为明廷所重视，不然，明朝也不会把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
早在朱元璋时代，大将徐达就开始着手北边防务，逐步建立了东起辽东，经大宁、开平、东胜较为平直的防线。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对残元采取进攻的防御战略，五次亲征漠北，三扫虏庭，花费了不少人力和物力，边防是巩固的。但是，朱棣于永乐元年（1403）错误地将大宁都司（今内蒙古宁城）内迁，使大宁成为一座空城。
大宁，“居宣辽之肘腋，为燕蓟之屏翰”，控扼着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的通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大宁都司的设立，在形势上使宣府和辽左连成一气，互相策应，成为燕蓟外线屏障。大宁都司内迁，一方面使其南面的燕蓟失掉了大宁这一外线屏障而变成边防前哨；另一方面，使大宁西面的开平卫过于突出、孤立，难以自存，不得不后撤。同时，大宁的后撤，还使蒙古族可以毫无障碍的向辽东扩展，使原居住于潢水（今沙拉木伦河）以北的朵颜等三卫逾河南下，在老哈河以南，长城以北地区自由进出，对京师构成一定的威胁。
由于大宁都司内迁，开平卫（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北）也不得不南撤。开平卫本是元朝上都，与大都（北京）并称两都，成辅车之势。它“北控沙漠，南屏燕蓟，山川雄固，回环千里”，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朱棣曾说：“惟守开平、兴和、大宁、辽东、甘肃、宁夏则边境可永无事矣。”但他于永乐元年（1403）放弃大宁，永乐二十年（1422）阿鲁台袭陷兴和城（今河北张北），又将兴和守御千户所移入宣府（今河北宣化）城中，遂使开平孤悬绝塞，左右无援，不得不于宣德五年（1430）迁卫于独石堡（今河北赤城北）。开平内移丧失塞北土地三百里，燕蓟又失去一屏翰，宣府成了第一线。与此同时，明廷虽然划出山西行都司所属的宣府、万全、怀安、保安、怀来、延庆等卫，设立万全都指挥使司，力图加强边防。但是大宁奔而不守，兴和丢而不夺，开平内移，防线后撤，不仅使北部防线由较为平直变得迂远弯曲，延长了防线，加大了防守的困难，而且防御纵深缩小，“关门浅露”，敌可直接窥伺畿辅，京师的防卫比洪武时期削弱多了。
与边防卫所后撤的同时，军事制度也逐渐废弛，到了正统年间显得更加明显。首先表现在卫所中的军卒逃亡，兵额减少。卫所中的军卒逃亡，洪武年间已经开始。洪武三年（1370），建国仅仅三年军卒逃亡竟达四万七千九百余人，到正统三年（1438），即建国70年，逃亡军士已达一百二十万有余，到正统十四年（1449），即建国80年后，逃亡军士一百六十三万。全国军队逃亡人数日增，边防部队也不例外。“洪武时，宣府屯守官军殆十万。正统、景泰间，已不及额。”卫所军卒逃亡的原因，一是待遇低下。他们月粮一石，难以养活妻小，加以军官克剥，生活无着，一有机会竞相逃亡。一是水土不服。南方的百姓充军北方，北方的充军多发南方，水土不服，不逃即死；原籍遥远，勾解亦难，因此军伍常不足额。
其次，是军屯的破坏。卫所的重要基础是军屯。军屯的破坏使卫所军卒的粮饷供应不足，是军卒逃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军屯的破坏，主要是由于官豪势要、巨室豪族以及镇守总兵官等对屯田的侵占。兵部尚书王骥曾经指出：“贵州二十卫所，屯田、池塘共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余亩，所收子粒足给官军，而屯田之法久废，徒存虚名，良田为官豪所占，子粒所收，百不及一。贫穷军士无寸地可耕，妻子冻馁，人不聊生。”侵占屯田之弊，早在永乐年间已经发生，正统年间，日趋严重。如，正统元年（1436），镇守太监王贵在陕西“占种官田一百余顷”；总兵镇守官在甘肃凉州等处，“占种田地，侵夺水利，不纳税粮”。正统十年（1445），辽东都司卫所官将膏腴土地“耕种收利入己”；甘肃官豪势要、各管头目，“将膏腴屯田，侵夺私耕”。军官不仅侵夺屯田，还私役军士为其耕种。镇守陕西的太监王贵就私役军余九百多名，为其种田；宁夏总兵官史昭和左参将丁信“私役官军，动以千百计。广置庄田，各有二十余所”。军屯的劳力被私役，军屯的田地被吞占，军屯制度自然受到严重破坏。由于明朝的管粮官不问屯田有无，军士是否被占役，只管追征屯军的余粮，克扣月粮。军士不堪剥削虐待，只有纷纷逃亡。
第三，太监监军误事。正统年间，不仅朝廷内有太监王振擅权，各地有镇守太监，如辽东镇守太监亦失哈，陕西镇守太监王贵等；军队出征有监军、监枪太监，如正统四年（1439）遣太监吴诚、曹吉祥监督诸军讨麓川，九年，太监僧保、曹吉祥、刘永诚同成国公朱勇等各率精兵万人征兀良哈，十三年，总兵陈懋讨邓茂七，曹吉祥、王瑾监督神机火器等。这些刑余之人，虽然不懂军事，但权力很大，“号令皆制于监军”。在这些人控制下，将领即使有才干，也难以展布，军队作战往往因此而失利。
第四，军官腐败无能。卫所军卒逃亡，屯田破坏，无一不和军官腐败有关。都司卫所的军官唯知肥己，对士兵或占纳月钱，或私役买卖，或克扣月粮，或减其布絮，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致使士卒衣食无着，只有逃亡。而对逃亡的士兵，军官一则可以索取贿赂，一则可以吞噬月粮，不加过问。另一方面，明廷对军官没有严格的训练，制度虚设。“外而卫所虽蒙设学，未见考试其成功；内而京师虽已训教，来蒙设立武学。盖学制之设未备，则教法之条不立，武举之科未启，则得人之效未著。”加以承平日久，将领不想学也不愿学军事，多数人无驭军之才，无用兵之道，只不过充数而已，是以遇敌作战往往败北。
第五，士卒战斗力减弱。卫所军队不仅因士卒逃亡，兵额不足，而且因世袭，士兵终身服役，多老弱之辈。就是对这老弱青壮参差不齐的士卒，也没有严格的训练。洪武时期，虽规定了一系列训练制度，但已有日趋削弱之势。到正统年间，士兵或被军官占役，“或转贩货财以为商，或习学技艺以为工”，训练制度更加废弛，致使“手不习攻伐击刺之法，足不习坐作进退之宜，目不识旗帜之色，耳不闻金鼓之节”，情同乌合之众。这样的士兵如何能抵御蒙古精骑的冲击呢！
宣德以来，没有大的战争，社会基本是安定的。在这种形势下，卫所军制的固有弊端——世袭和军卒待遇低下的问题暴露出来了，军官也日趋腐化，加上政治腐败，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使得兵额减少，屯田破坏，卫所制度在衰落，军队失去了它应有的战斗力，以致在也先大举进犯时而一败再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