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刚刚成为记者的曹聚仁，就进驻八十八师的司令部，进行零距离的新闻采写。当时，“发布军事新闻也是一个大问题，统帅部命令各军师部不得擅自发布新闻。总司令拟定新闻，向苏州长官部报告，再由长官部转告上海市政府，由新闻处转告中外记者。可是日军方面每天发布五六次新闻，在宣传上争取先机，上海市政府所发布的都是明日黄花，不为中外记者所重视。”从新闻战上看，显然，我方处于不利的局势。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让曹聚仁暂时代任自己的秘书，这样，曹聚仁便可以随着军部而进退，便有替《大晚报》、《立报》和中央社发新闻的机会。不过，所发新闻的责任得由曹聚仁承担。曹聚仁进入前线指挥部，我方淞沪抗战的新闻报道才转入正常。
在八十八师司令部，曹聚仁与师里的主要军官一同吃饭。事后，曹聚仁回忆道：“饭时，他们有时检讨敌情，有时讨论作战计划，有时分配作战，我就在旁上静静地听着。我听了他们的谈话，再从军事地图去了解情况；有时，看了军事地图，胸中先有一个轮廓，再去听他们谈话，格外线索分明。我一做战地记者，就找到这么有利的环境，那是同业朋友中所从来没有碰到过的。”
战地记者在前线采访，必须了解军事，了解战局。这样，才能使新闻报道真实，又不泄露军事秘密。曹聚仁在前线指挥部，了解的军事战况很多，哪些战况可报，哪些战况不能报，他调控得自如、得当。他认为战地记者要多写“侧面报道”，这类新闻多是千字左右的特写，讲的是战场上发生的趣事，一是有故事性，读者爱看；二是能鼓舞士气、激发斗志。
《三个军帽》可说是“侧面报道”的代表作。这是一篇特写。某晚，日军从北四川路靶子路口，沿福生路向北站发动黄昏攻击。那时，中国军队凭着一堵砖墙守着巷口，只有三个哨兵。而日军却有一分队，眼见是寡不敌众。三个哨兵摘下头上的军帽搁在战壕边，就匆匆离开。日军迫近战壕向三只军帽猛烈射击之际，三个哨兵在后面向日军猛投手榴弹，把日军全部消灭掉。这篇新闻刊发在《上海字林西报》上，鼓舞了士气，也引起了新闻界的关注。
“曹聚仁独立记者的作用很大。举例子说，从9月13日起，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立报》，便开始以‘本报战时通讯’的名义刊登曹聚仁的通讯稿。起初，稿子还断断续续，到10月1日起，《立报》的头版头条几乎包给了他。据该报总编萨空了的统计，两个月来，曹聚仁便在《立报》发表了50余篇战地通讯、特写，加上几篇‘战场小语’，共发了六七十篇文章。”
2.台儿庄大捷的率先报道
1938年3月底，曹聚仁与新婚妻子邓珂云一起由武汉到达徐州。按曹聚仁事先对抗日战局的分析，相信以徐州为核心，在鲁南这一线上，会有一场新的战斗出现。他们到达徐州的那一天，台儿庄战事正在激烈进行中。有不少中外记者赶到徐州采访这次战役，其中有《大公报》范长江、《新华日报》陆诒等名记者。
4月5日，曹聚仁与另外16位采访战事的记者，受我方参战部队指挥官孙连仲的邀请，到台儿庄前线察看。范长江与孙连仲素来相识，4月6日早晨，他便进入孙的卧室交谈军情，后来曹聚仁也进入卧室与孙交谈。这样，有关台儿庄战役的军情就落在范长江和曹聚仁手里。这天中午，台儿庄前线的另一名指挥官池峰城约前来采访的记者下午在运河车站见面。走到半路，一名副官长赶来，邀记者们在一个村庄交谈。在与副官长闲谈中，曹聚仁捕捉到了一个信息——我军正在准备反攻的重要行动。而这个时候，恰巧范长江、陆诒已赶赴总司令部发电讯，其他记者缺乏新闻眼，听了就算数，曹聚仁却把它当成宝。一回到总司令部，曹聚仁便找军部的参谋长交谈，要他对这一行动进行推断。这个参谋长认为，从各种迹象看来，敌军在向后撤退，我军正在反击，至于成果如何，不得而知。那天晚上8点25分，曹聚仁利用总司令部军用电台向徐州随军组的同仁报告了总攻台儿庄将获得大胜的消息。这位同仁参考长官部的报告，写了一则战讯发到武汉中央社总社。当天晚上四更（1—3时）时分，曹聚仁回到了徐州，并立即与同仁通电话，前线胜利的消息被完全证实。由此，曹聚仁成了第一个报道台儿庄大捷的记者。4月7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在全国各报刊出，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4月8日，曹聚仁写了一篇《台儿庄巡视记》的长篇报道，9日，这篇报道刊登在全国各报。
作为记者的曹聚仁，无疑是中国现代新闻史上著名的记者。确定他名记者地位的，是他对淞沪抗战的独家报道，对台儿庄大捷的率先报道，以及他在抗战时期对战局的全面报道。
曹聚仁作品精选
节操
中国历史上所谓士君子，以节操为重，取巧躲避，却并不是儒家之道。东汉末年，党锢祸起，张俭亡命困迫，无论投向什么人家，只要知道是张俭，明知要惹大祸，大家甘于破家相容。范滂初系黄门北寺狱，同囚的很多生病；滂自请先受榜掠，三木囊头暴于阶下。滂遇赦归乡，又以张俭案株连，朝廷大诛党人，诏下急捕范滂等。督邮吴导抱诏书闭户伏床而泣，范滂听到这消息，知道督邮为的是他自己，便到县自首。县令郭揖解印绶，愿与范滂同走，语滂曰：“天下这么大，你怎么到这儿来？”范滂道：“我死了，大祸也就完了，怎么可以牵连到别人呢？”滂别母就狱。他的母亲安慰他道：“和李膺、杜密死在一起，岂不是很光荣的吗？”党案牵连到李膺，有人劝李膺出走。李膺道：“处事不怕难，有罪不逃刑，乃是臣下的本份。我今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往哪儿逃呢？”便就狱受毒刑而死。党案株连所及，各人的门生故吏及其父兄，都在禁锢之列。蜀郡景毅曾叫他的儿子从李膺为门徒；因为未有录牒，免于禁锢。景毅便自请免官，道：“因为敬仰李膺的为人，才着儿子去从他；难道漏列名籍，便自苟安了吗？”这种种地方，都可以想见当时士君子重节操，轻性命，不肯躲避取巧的情形。
祸患到来的时候，亲戚故旧远嫌避祸的，本来也很多。但就儒家的节气来说，远嫌避祸，也是不应该的。孔融性刚直，时常和曹操相冲突。友人脂习每劝融明哲保身。后来孔融被曹操所杀，陈尸许下，没人敢去收尸。脂习即往抚尸痛哭，被曹操所拘囚而不顾。又如张俭因党案逃至鲁国，欲投依孔褒，恰巧孔褒不在家，孔融年仅十六，擅自收容下来。后来事泄，褒、融二人均被收送狱。孔融挺身道：“我作主收容张俭的，请长官办我的罪！”孔褒道：“张俭是来找我的。和舍弟没有关系的，请办我的罪。”吏不能决，只好探问他们母亲的意见。孔母道：“我是家长，我负责任，请办我的罪！”一门争死，连郡县都不能决。我们看了这种舍身赴死的精神，千百年后还振发起来，无怪当时震荡—般人的心灵，大家都要砥砺节操了！
“哀莫大于心死”，假使人人偷巧躲避为得计，那么，中国读书人，都要个个都变成“汉奸”了！“礼义廉耻”之说方兴，我愿国人注重“耻”字，就该把“节操”比一切都看重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