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魏文伯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当时徐太素教授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一次，徐教授因与某校方领导发生争执，负气之下，提出辞职。魏文伯得知此事后，亲自驱车前往复旦大学调停，未有结果。几天后魏书记又派人派车将徐教授请到自己家里，再作恳谈，极力挽留徐教授留校继续工作。然而，徐教授却坚持不改初衷，执意离开上海，返回老家安庆，著书为生。魏书记以自己最终没能留住徐教授这位著名学者而深感遗憾；而徐太素教授则深深为市委书记尊师重教、礼贤下士、诚恳待人的精神所感动。他回到安庆后，便立即主动给魏文伯写来一封长信，详细介绍自己今后的著书计划，并称魏文伯为“足以依赖，愿与之深交的共产党良友。”
从此，魏书记和徐教授便有了书信往来。鸿雁传书近十载，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魏文伯突然“失踪”。
1973年，魏文伯获释回家。当时，恰逢徐教授在上海，他辗转打听，最后终于找到了魏家新搬的地方。徐教授扶着楼梯走上三楼，见到他寻找六年却不见踪影的老友，穿着一身臃肿的大棉袄，正笑吟吟地站在楼梯口迎接他。他不禁悲喜交加，喊了一声：“魏老”，便潸然泪下。魏文伯紧紧握住徐教授已经枯老的双手，又紧紧抱住他消瘦的双肩，也是热泪盈眶。
一年多后，徐教授应魏文伯之邀，专程由安庆来到上海做客。这一次，他与魏文伯同居一室，朝夕相伴，尽兴长谈。
徐教授在魏家做客一个多月，要回安庆了。一天，在他们依依话别时，徐教授突然认真地问：“魏书记，如果你官复原职，你首先想作些什么事？”
魏文伯思索良久，一字一句地说：“其中，有一件事我必须做，我要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说说话。中国的知识分子好啊！也苦啊！”
徐教授被触动了心弦，几乎要掉下泪来。竭力掩饰着道：“魏老，我现在不苦，你苦啊！”
天有不测风云。徐教授返回安庆不久，便因中风溘然长逝。消息传到上海，魏文伯伏案大哭。哭罢，他笔走龙蛇，挥毫作悼亡诗一首：
悼友人徐太素：
大局须安定，
人心苦捉摸。
老朋相见少，
知己未逢多。
监室余离后，
登门尔首过。
遽闻长睡去，
泪洒几成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魏文伯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并出任中纪委副书记兼司法部长。他果然没有忘记对老朋友的许诺，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出了巨大贡献。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时就建立在一些小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