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当时一个非常直接的回应，那么当时谈本土化，那么究竟什么是本土化？如今谈到中国话语，我们就会联想到张艺谋的电影，把《秋菊打官司》、《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拿给西方人看，确实满足了西方人的窥隐欲，西方的理论套用中国的素材以后，他们很快就会得出一个中国形象来，感觉西方的和尚比我们还会念经，刚才徐老师提到了《史记》，实际上我们的祖先在一定程度上早就关注中国社会到底是怎样的，换句话说，我们也有自己的话语资源。
另外一些东西，就是徐老师也提及了，就是同姓不同宗的洞见，针对黄宗智和杜赞奇华北宗族研究所作的商榷。谈起为什么写这些，我当时的考虑是这样的，看完了许多社会史的书，如《中国社会史通论》、《华北近代史研究》、《中国里甲制度》等，这些著作引用了大量的杜赞奇的研究成果。这说明，作为社会史研究的杜赞奇，对中国的学界，特别是社会史学界、人类学界、社会学界，都有相当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大家觉得他有名，如他的《文化、权利与国家》那本书，就获得过列文森奖、费正清奖，要从美国学术认可角度来讲，那是非常高的一个成就。但问题是，他一个做社会史研究的人，用的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留下的六册满铁资料。当时，南满洲铁道会社组织日本的一些所谓学者做的满铁调查，留下了非常丰富、非常详尽的资料，特别是从中国的角度讲，我们原来没有村级的资料，只有县志或者镇志。黄宗智和杜赞奇用了大量的满铁材料来分析华北的经济史和社会史，尤其是谈到华北宗族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只是借用了材料，没有作调查，所以就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分析宗族就完全按姓氏符号来分析，例如村子里头姓王的人，不管是哪一家的，他们都把姓王的当作是同一宗族，姓李的也全部当作同一个宗族。从我在山东的调查来看，完全情况不一样，比如姓王的可能完全是不同起源的，所谓不同起源，就是他的祖先迁来的地方和迁来的时间都不一样，从血缘上来讲，也没有任何关系，王姓在我调查的那个村子，可以分为四个宗族；李姓也是这样。我阅读日本人的满铁材料发现，实际上它本身就有同姓不同宗这样的记录，而且在不同的统计数据里，也有过把王姓分成四族的这种情况。
这里就有一个如何解读史料的问题。杜赞奇很自信地在他专著的前言中声称，他觉得他发明了一套方法，就是通过精读前后同样的内容，能够找到可靠的资料这样一种可信的方法。关键是，杜赞奇自信过头了，没有看到同姓不同宗这种现象，特别是，也可能为了建构这种宗族的功能与结构，他有意忽略了那个问题，或者根本没注意到那个问题。总之，造成的失误是很严重的，因为他最有名的一个具有中距理论意义的概念，叫做权利的文化网络，其中文化网络里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亲属关系，尤其是所谓宗族这样的一种亲属组织在文化网络中所起的作用，既然他对中国宗族解说有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概念本身可能就有缺陷，这就是我跟他对话、反应的最初考虑，但最直接的原因还在于，因为中国有些学者，引用杜赞奇的材料的时候不加任何甄别，如有一位学者在一本书里面引用了三十几次杜赞奇的材料，而且有些完全都是错的，引述那么多次，可能就是因为杜赞奇的那本著作有名吧！
我到哈佛大学以后继续关注这样的问题，特别希望在哈佛能够碰到杜赞奇，结果没有见着，也许是因为他当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主任比较忙，当时哈佛有一个会议邀请他参加，结果最终他没来。我倒是见到了他原先的导师和其他很多人，也都做些了交流。杜赞奇已经转向满洲国的研究去了。何况他的书一般人不太容易看得懂，搞得有点玄，因为里面有所谓的解构理论，有后现代主义的东西，又有一个很精致的外包装，特别是满铁的材料，很细腻，不是一般搞历史的人所能有的材料。当然，他还借用了很多人类学的概念来包装，所以外形上非常具有人类学的味道，确实是有很多人类学的概念，加上个案的研究方法的应用，比较有人类学的取向。
然而，因为在哈佛我没有见到杜赞奇，我也就不想再继续他这部分的对话，所以就思考了另外的一些问题。很多学者到了哈佛，在那里做学者或者进修，大家都拼命找资料，复印或者买。据说有这样一位，干脆用扫描仪来扫描资料，他用过的扫描仪都破纪录了，最后连扫描仪都进了博物馆成为收藏品，可见大家对西方材料的渴求。为什么产生这么强烈的占有资料的心理，就是那里学术氛围很好，再有资料的确很丰富，多半的人看了以后有一种很深的危机感，觉得自己以前的研究不够，所以拼命地找资料。再从开会时设的议题看，如果外语不过关，在那种会议的场合，只有靠边的份儿，议题都是人家设定的，除了个别的情况，语言基本上通用的是英语，因此没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自己，因为这个原因，当时我做的资料收集工作是很少的，主要是听听华琛（JamesWatson）教授的课，如中国社会与文化、饮食与文化。还听了包弼德（PeterBol）教授的金华地方历史与文化的课程，他是研究金华的，研制了一套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信息系统，和复旦大学一起做的，技术手段非常先进，譬如，只要点击武义，和武义有关的所有信息都出来了。总之，他把跟金华有关的所有历朝历代的资料都收集起来了。
有些人觉得听课没有什么意思，也许上课内容本身的确没有什么意思，但我是通过听课寻求一种全新的学术思路。回来之后一直有些郁闷，不愿意多说话，一个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特别快，我们的大楼越盖越好，但我始终跟学生谈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也许我们从物质层面讲，后现代的建筑，远远超过美国，我们看浦东，看校园里的教学大楼，很多可能要超过美国的建筑水平，包括我们的鸟巢、我们的国家大剧院。而在哈佛老校园里面，你是看不到这样的建筑，许多都是一百多年以前的，古色古香，我们去了都找不着北，因为我们感觉我们没有历史，而人家美国人反倒有历史了，就这种感觉。我现在讲的最多的是，我们的人在哪里，现在我们发展非常快，各方面的问题也很多，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学者应该研究什么，这就产生了很多疑问，经过半年痛苦的思索，现在感觉好一点，要向徐老师学习，要做新农村建设的课题。这也是一个新的方向。
徐：我插一句，刚刚你说在哈佛的感觉，我是颇有同感，哈佛我也去过，觉得那个地方好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所有的房子比较古老，我在这里看到了中央民大的全是新房子，老房子不多了，昨天我到北大去，觉得北大简直太乱七八糟了，我都怀疑是不是北大，是个市场么还是个居民区？感觉什么都不是，昨天我在北大感觉特别不好，尤其是我想到今天要和兰博士谈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我觉得北大号称中国最高学府，而且现在号称北大领导集团脱颖而出，清华领导集团逐渐隐退。你讲的哈佛大学给你的印象，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美国它没有历史，就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是美国到处都是历史，我为什么这样说呢，我到哈佛去过，那一年我到威廉斯堡参加第十四届人类学世界大会，威廉斯堡是英国人首先登陆的地方。1606年12月20日，第一批英国移民144人从英国伦敦出发，经过5个多月海上航行，于1607年5月13日到达北美洲，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附近的詹姆斯建立了英国人的第一个永久居留地，在后来的100多年中，不断有英国移民来到这里，并带来当时英国的技术和文化，在当地印第安人的帮助下种植烟草和棉花，建立了自己的小城堡--威廉斯堡。它是美国历史的开端，保留了很多登陆的历史痕迹，一个是当时印第安人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有一个博物馆，博物馆里的人都穿着当时印第安人的服装，所有的工作人员在那里做缝纫，做饭，完全就是当时的一种场景，很松散、很原始、很休闲，你可以和里面任何人照相，怎样聊天都没关系。
兰：我跟他们聊过，那些人都是从现在英国乡下聘请的人，不是美国人，穿的衣服是所谓当时的衣服，的确是三百年前英国人的那幅打扮，相当逼真地复原了当年清教徒的生活场景。
徐：所以在美国，例如林肯签字的地方、打第一枪的地方，所有这些东西全都保留在那里，而我们呢。我在武汉这段时间，感受很深的是武汉很多辛亥革命的东西都给拆了。我感到很不可理解的就是沈阳，“九一八”第一枪的地方竟然在半夜突然把它拆掉，第二天不见了，所以我们说是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的历史在哪里？有人说美国没有历史，但它处处是历史，博物馆多的不得了，华盛顿国会大厦的那一条路上全都是很大型的博物馆，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真的可以看上好几天，而且它的博物馆非常的有内容。
兰：进了纽约、哈佛的博物馆，你感觉那才是真正的博物馆。今年“六一儿童节”，我陪女儿去北京自然博物馆参观，我的学生在那里也有了一定的位置，我就和她说，你看你们就知道造假，树是假的，当然恐龙是假的还可以理解，其他好多东西也都是假的。而美国就像刚才徐老师讲的，我们进去以后什么是博物馆就有了概念，好多我们自己找不到的东西，包括中国的东西在那里都有。
徐：我在哈佛大学图书馆查过，那么多的中文资料，连我徐某人的书他们都有，我都很奇怪，我的书你们怎么收集到的，在这之前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经常在中国大陆买书，在华盛顿大学也是这样，人家非常重视历史，非常重视对全世界资料的收集，我今天之所以要同林友博士讨论这个中国话语，就是我觉得，西方人类学的这些理论，他们建构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基本的一些内容，从古典进化论，到现在最流行的解释人类学、象征人类学这一套话语是西方的学者在西方的土地上、西方的背景下、西方的材料上建构起来的，我们现在只是用，我们以前用的最多的是古典进化论，中间很长一段时间是功能的，功能最早是从出来的，所以功能学派的东西比较大、比较广，后现代以后就是解释的、象征的、符号的这些东西特别的流行，那我们紧跟在西方学者的后面，西方学者早就把眼光转向了，这个我感触非常深，昨天我专门到北大把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那本书买了，分为上下两本，一百多万字，人家是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反思自己的文化，他们要回到原点，他们要找第二面镜子，找一面镜子参照自己有一些什么不足，我觉得这个学者真的是太伟大了，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是从批判自己的文化开始。回到我们中国的文化，说老实话，五四的时候已经把我们中国的文化给批掉了，这方面我很同意最近一个学者的意见，他说这个批判就已经过头了，没有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东西说的一无是处的，也没有一个民族把自己文化讲的一无是处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中国当时做的太过了。
兰：这个有可能是当时打怕了以后，就像病人，急了，什么药管用就用，下猛药，关键下得太狠了，而且过了这么多年，还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徐：不仅意识不到，我觉得更加严重、恐怖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是把房子拆了，这个是把墙角挖了。
兰：实际上这部分的历史不管是禁区也罢，总之是还没有很好的清理。
徐：但是就在这样的一百年当中，西方学者不断的把眼光转向中国，我们讲弗里德曼研究宗族，他是研究了非洲以后觉得不足，他觉得宗族永远是在中国更值得研究，尽管他没有到中国做田野，他用了这些材料，不管怎么说，他总是想在中国那里得到一点什么东西，就是你刚才讲的，他用了那么多的林耀华先生的材料，我们林先生在世界上并没有被摆到大师的位置上去，弗里德曼倒成了研究中国的大师，但是我觉得西方的学者作为中国的镜子的时候，或者在中国建构他们的学问的时候弗里德曼是一个例子；武雅士也是一个例子，他是从民间宗教上讲的；施坚雅也是一个例子，他是从市场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农村，实际上我是很佩服他，他是在中国做过田野的，他是从经济的角度、市场的角度切入进来。总之，无论是弗里德曼的宗族，还是施坚雅的市场，还是武雅士的民间信仰，他们都是想从中国的材料、中国的社会里面来看这个世界，对他们有什么价值没有，而我们正好一轮又一轮的麻木地跟在人家后面走，一直走到现在，反过来才觉得我们自己的很多东西是值得总结的。如果概括我们自己的东西，现在很多的西方学者都觉得费老师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的观念将来可能成为指导今后世界发展的理论，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从中国的背景、中国的材料出发，也建构出人类学中国的话语来，费老师晚年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我曾经在他旁边听他讲了很多著名的报告，关于“文化自觉”的问题，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我觉得这都是在给我们作榜样，在建构中国的话语，在建立中国的人类学的体系，但费老不是去讲我是在建构这些，他是用自己的实际的研究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