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概念――文本与情境的对应关系――来研究传统中国。传统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结构﹐其原型在汉代就形成了，后来虽然有许多变迁，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基本的社会文化结构一直延续下来。基于文本与情境有对应关系﹐文本结构与情境结构亦有对应关系。对应情景结构的文本结构﹐我称之为“文类”。比如至少从隋唐开始，到明清更为明显，一个中原帝国的子民生活在三种结构性社会情景里面，它们分别是帝国、郡县、家族。这三种社会情景有三种对应的文类――对应整个帝国的是“正史”，对应郡县的是“方志”﹐对应家族的是“族谱”。方志强调“空间单元”是“整体”空间（帝国）的一部分﹔族谱强调“血缘单元”是“整体”血缘（炎黄子孙）的一部分。文类如何产生？以正史为例﹐自从司马迁写了《史记》以后，跟着班固、范晔所著《汉书》﹑《后汉书》陆续循此体例被编出来。班固为何﹐以及如何效法﹑模拟《史记》而产生正史文类？第一﹐在书写间他所模拟﹑描述的是他所生存的空间情境（帝国），第二﹐因《史记》文本完美模拟及表现帝国情境﹐所以他模拟《史记》创作的体例，第三﹐帝国制度化的官修历史体制﹐也让由此产出的历史文本有规律性。由这样的分析，我还要强调一点，到了《隋书》著作时正史中出现《经籍志》，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晋书》中出现《载记》﹔这都表示因时代的情境变化，文类结构也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反过来又再定义文类的概念。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分析历代正史，就可以知道整个华夏帝国变迁过程的部分面相。
在人类学研究中，我们关心边缘﹐并相信从对边缘的研究中能得到更多知识。譬如﹐元明以来方志文类和族谱文类也在云南﹑贵州等地流行﹐产生许多的方志与族谱文本。但是在华夏边缘的情境中，我们可以由本地人所写的方志与族谱里﹐分析他们一方面如何生活在新的情境（帝国﹑郡县﹑家族）中而遵循一种文类﹐一方面他们如何透过文本符号来违逆一种文类﹐以表达特别的认同情感。明清时﹐云南﹑贵州出现了好几部方志，都可以循此作分析。最后我要强调﹐文字书写的文本与文类，只是所有人类表证世界的一部份而已。譬如﹐在座许多人所从事的仪式研究，仪式也可以当作一种文类，一种规范化的、制度化的各种符号的集结――分析仪式及它们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变化差异，我们可得知其所反映的社会情境本相。
徐新建：谢谢王先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进一步阐述了政治学、人类学和历史学以及中国情境和中国化里面的一些关系，王先生最近已把他的一些思考陆续归到了刊物上，出版了专著，这些东西是值得去细读的。这些东西在论坛上很快的讲一遍也记不住，我个人跟王先生多年的交往，我听他讲过很多次，一开始我觉得只是表层的，到后面慢慢理解，是一种非常深厚的思考。一开始提到西方的话语体系的问题，他们的含义不仅仅是在人类学中，亚里士多德本来就有，他在做的这个工作从司马迁引来这样一个脉络，我觉得王先生有一种宏大的抱负。这样一些话题把我们推到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地方，像刚才王铭铭教授讲的要关注地方的一草一木，王明珂教授又提醒我们不仅关注文字的文类，还要关注一种仪式的文类，一点一滴的行为，也是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学反思的基本功，我想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提醒。
兰林友：现在是上午十一点一刻，很快就到午饭时间了，大家恐怕想的是吃午饭问题了。上半场讨论休息时，没有点心吃，没有咖啡喝。我想说点什么呢？第一，没有点心吃，我肚子空空的，肚里无货，实在没有东西可谈。很多人看了我那篇对话肯定也没看出什么来，可以说我没谈任何话题，我刻意回避了对任何学者和中国整个人类学界的评论，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只是谈到如何穿衣服，怎么做饭吃的问题。第二，没有咖啡喝，是否表明我们会议的组织者并不想按照国际会议的通行惯例做，或者说并不想与国际会议的实践接轨，而是很本土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类学中国话语呢？本来，从哈佛访学归来，我得了失语症，什么都不想说的。今年六月底在上海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我一提到失语症，结果台湾中研院的一位朋友竟然说：你是不是得了更年期综合症啊？我听了以后一个激灵，就给他们好好说了一顿，发言特别出彩，不管怎样，是徐（杰舜）老师帮我治好了失语症，很多人看了我那篇对话肯定也没看出什么来，第一，我没谈论任何话题，我刻意回避了任何学者，中国整个的评论，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只谈到了穿衣服，怎么做饭吃的问题。那么这里面也是这样，上次在上海开一个学术会议，我一提到失语症，结果台湾中研院的一个朋友竟然说：你是不是更年期综合症？我听了以后一个机灵，就给他们好好说了一顿。对话里面应该从99年广西就是徐老师主持人类学本土化国际研讨会，我当时也参加了，对话里面我也提到了为什么我会有这些思考，我的思考不像前面有理论思考深度，也没有像王明珂教授那种平和的叙述，我只想比较情感的表达我自己的感受。讲到当时的情境，有学者提出来为什么像弗里德曼这样的教授在宗族研究方面取得比林耀华教授要更高的国际性的非议的问题，的确引起我的思考，所以我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比较的完整的看了他的一些东西，并且跟弗里德曼进行了比较，特别是里面整个章节的借用，这种地方边缘的材料来建构所谓中心理论的时候，我们是探讨一个什么问题呢，学术边缘和学术中心这种关系，也就是在知识生产格局里面的分工体系里面我们到底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所以当时我就写了一些文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的那个“妙无寻处”，我们很多时候大家在下面谈的时候，甚至我们谈到了卖煎饼，要美国人来买我们的煎饼的时候，我们想的，我们有一种感觉，我们的经济在起飞，在越来越火的时候，大家最怕的是别人说你没钱权，作为中国人一种身份表达的焦虑实际上是越来越多，包括话题的设立我个人也认为应该有一些自己的议题可以设立，但是目前我的能力在哪里，所以我对话里面很多的用到了“底气”，实际上我们没有底气，很多时候都没有。但是我们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费孝通先生，无论他在开创性的本土研究的乡村中国还是提出了一些范例。但是我们现在到底要做什么？特别像大家前面谈的比较多，集中国化感觉是不可能的，那么从文化大层角度讲，从社会学的角度讲，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能力本身都很不够，包括很多人都提到了我们的路还很远，甚至有些比较悲观的可能觉得没你的事儿，那么现在我个人认为大家踏踏实实去做是可以的，大家都提到了不能光做论道，应该做一定的田野，这是一方面。但是光资料的积累并不一定能提出东西来，那么刚才也有老师提出来，原来的那个保护民族的那几个问题，第一我们花那么大的国家工程，收集那么多的材料，但是实际上一直扔在那浪费，也就是说关以一种资料累积，并不一定导致理论的提升，我个人认为这样，这是一种很基础的东西。但是从学科史的基本角度讲，目前我们需要从课题上提出，特别是我们阅读经典部分，这些年做了一个努力，但是根本不够，阅读经典这一部份我们还很缺，还有一个就是从学科史书里，对英国这一部分，社会人类学这一部份应该做了一些，但是对美国的文化人类学传统，以及法国的德国的这以传统，目前做的相对来讲还是不太够，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出试图走出海外去，所谓的海外民族志。我们确实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国内做博士还是到国外念博士学位，基本上的选题都锁定在中国，特别是中国少数族群的这样一个话题上，包括昨天晚上的青年论坛里面，我感觉大家的选题基本上选在少数民族或者方法论的方面比较多。谈到这些出入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有两个角度还是可以做一做，从历史的资源角度讲，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些人的作品，另外一个是我个人在做的试图从现实关怀的角度，现实问题取向的角度做一些，这个觉得比做论道空谈比较好一些。
徐新建：兰先生委婉的对会务组的工作做了一些批评性的建议。他考虑的问题在最近和徐杰舜老师的对话里面有一些很尖锐的看法，刚才也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没有提到学术的，学者的，我想他是有考虑的。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底气部分，其实跟王明珂教授和王铭铭教授的话题是有关系的，这个话题今天用我的话说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为时过早，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来谈中国话语的建构，我们学习补课都还不够，兰教授讲了补课和底气的关系，这些都是提供给我们讨论的，很好的一些观点。
下面一位做主题引言的是来自宁夏的孙振玉教授，前几年我们在宁夏也做过一个很好的人类学论坛，当时谈论的是人类学与生态问题，我们记忆犹新，当时在西北的情境和我们的一个宣言是值得回忆的，所以最好来看看孙振玉教授来提提他的观点。
孙振玉：我是搞文本研究的，这些年出了一些书，都是关于回回理学的。（回回理学是中国理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回族的历史文化创造。“回回理学”这个概念是我提出来的。）我的田野做的还不够多。由于是民族学出身，人类学毕竟不是本行，仅是知道一些。再加上近年来出国等原因，这次来参加会议，获悉我国的人类学，似乎又有新的发展：一个是知道中国人类学出了一个“南派”，我想，与其相对的应该是“北派”。北派当以北京为主。至于我本人，我认为自己是无派。为什么呢？我的位置是在西北，西北在我国的人类学界没有声音，如果有也声音不大。西北的传统是民族学，理论和方法都是民族学的。那么现在让我来谈论人类学的中国话语，首先应该是谈人类学的“无派”的话语，然后才能谈中国的话语。我所获悉的还有一个发展，这就是近年来史学人类学似乎被人们谈论的更多一些。对此，我就有一个疑问，不知道这个史学人类学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现在做田野是不是做到尽头了？是不是现在对田野的资料已经厌倦了？然后才想起开拓文本的东西，历史文本。我想说的是史学人类学不代表人类学，它只是一个支脉，更多的应是一种理论和方法。当然，做这个（史学人类学本身）没有问题，做的越多越好。我只是有一个担忧，不能冲淡了主流的东西。这是一个考虑。我还有一个考虑是，在这里（本次人类学高级论坛）提出的人类学的中国话语，窃以为是一个虚假的命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认为，如果可以这样提出问题的话，那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个国家，这么多个民族，每个国家或每个民族也同样可以提出他们自己的话语，包括美国在内也可以提出他们自己的话语。为什么不呢？！这里，要追问的是，中国的人类学真的没有自己的话语吗？还有，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话语，是关于什么的话语？就人类学的话语这个话题而言，我认为，单从学术层面上来看，应该是个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是中国经验和学术主流话语的问题。学术主流话语，可能是因为人类学这个学科从近代诞生以来就是以欧美为学术主流。这是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的。不是说一定要强调我们的中国话语，而是强调我们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经验，怎样才能对世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并在其中谋得我们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样来看待问题，也许不会带有情绪化（情绪化处理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学术是需要理性的，需要胸怀的，如果一味地纠缠中国话语，那么每个国家都可以纠缠他们自己的话语，这样做，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价值的。任何一个学者，我们在自己的田野中，只要做出有分量的东西就已经是在对世界人类学做贡献，你可以代表中国，也可以代表世界。我们的话语，应该是基于本土经验的，超越本土的话语，我想是没人听的。难到说，有关我们中国本土的话语，外国人说了，我们就会听吗？因为时间有限，这个问题，不想再多说了，但它值不值得思考，还可以请大家讨论。这是一个在学术层面来看的问题。再从今天讨论的层面来看，我发现大家还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搞人文社科研究的人总离不开现实，人类学更应该关注现实，跟现实的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既然人类学的中国话语这个问题已经提了出来，我想也不是无源之水。因为，确实有这样一种现象，这就是，本来是有关我们中国本土的事，外国的话语，好像就好使得多。不管我们自己研究得有多么多，有多么深入，好像总是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外国学者说上几句话，一下子就有人起而呼应。这在我所关注的回族学的研究中，就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一位美国学者，在中国做了几个田野个案，回去写了一本书，其中，有一个观点，讲的是“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制造”，意思是回族本来是不存在的，是我们创造出了这个民族。书在国外出版后，据说颇有读者缘，于是我国的追捧者也就大有其人。我想，徐杰舜教授之所以为这次人类学高级论坛设定“人类学的中国话语”这个主题，与我所指出的类似情况应该是不无关系的。实际上，西方人来研究中国，本身是一件好事情，出了问题，也不关他们的事，而是我们自己的态度问题。说尖锐一点，是我们的学术人格出了问题。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是西方空无主义者，我也在国外（两个国家）做过较长时间的研究，研究过土耳其和马来西亚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国外的研究经验对我个人的学术成长也是很有益的。我也很看重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及其在我国的应用和借鉴。就我个人的研究领域而言，我没感觉到外国学者研究得比我们深，但他们的贡献还是应该承认的。有些关于中国的研究成果，在国外引起轰动，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由于各种原因，国外大众对我们有许多无知，所以它有影响；而我们自己呢，把那些实际上满足国外“无知”观众需要的东西，反过来当作学术佳作去欣赏，这恐怕是我们的学术良知还有待提高吧。人类学在西方的确发展的很深入，他们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我们也很有用，我们批判地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那只是一种工具，这是我的一个观点。至于有关人类学的中国话语这个论坛主题，我在提交论坛的文章里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今天我发现与王铭铭教授和周大鸣教授提出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这就是把我们中国的研究做好了，把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做好了，自然也就走向世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