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好吧，今天我们的讨论非常的好。我想讲总结的话李教授已经帮我总结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不是为了来讨论人类学理论方法的，也不是纯粹来讨论中国传统的，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的传统要如何面对中国和世界的问题。那如何面对恰就是李老师刚才讲的，中国传统当中好的东西对世界的解释力、行动力和解决力，可以把它甄别、概括、归纳出来，然后把它提炼出来，再提升到为中国、为世界服务上去。如果能做到这样，那人类学家或人类学本身和中国传统本身对世界的贡献就大了，它对世界的和谐就起了作用。
好，那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谢谢大家！
[录音整理：赵晓香吴桂清]
三.中国传统的多样性
时间：2007年12月16日下午
地点：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办公室
主持人：徐杰舜（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导）
出席人员：
周大呜（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教授、博导）
何国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导）
张应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导）
刘志扬（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博士）
杨小柳（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讲师、博士）
孙锦育（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秘书）
吴桂清（广西民族大学06级硕士研究生）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在做人类学的研究过程当中，出现了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以往，一直强调本土化的研究，它是西方人类学的中国解释。现在，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个拐点：研究从本土化拐向中国化、或者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即周大鸣教授此前提到的中国社会的研究。这个拐点的出现和现如今的世界的大趋势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早就在批判自己的西方中心主义，斯宾格勒早在80多年以前就对西方中心主义做了非常深刻地批判，但是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高潮还是在上世纪代末，9.11以后这种批判浪潮更高。面对这样的一种批判，中国的传统，以费老的和而不同、文化自觉而概括出来。世人越来越意识到，西方的思想对于现代世界的解释力、解决力、或称为行动力都受到了挑战，也可以说是软弱无力，尤其是布什的单边主义，其推行的结果是，从气昂昂的进入伊拉克到伤亡惨重。道是中国传统文化提炼出来的，对于世界问题的解释有一定的借鉴，正如张光直所说的：中国文化的可释性很强，关怀的是世界。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这样一种解释力、解决力和行动力，所以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个变化、或者说怎么样进一步去认识中国传统的人类学意义和价值。前不久，我们参加了在西南民族大学举行的第六届高级人类学论坛，其主题是人类学与中国话语，会上大家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共识：中国话语对于人类学有很大的意义。面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传统能否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的提练、概括和升华出来，对世界和谐、对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一定的解释能力。最近，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正在召开的世界气候正在变暖的会议，也再次向全人类敲响了警钟。气候变暖这个全球性的问题是任何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今天是12月16日，身处广州还需要着夏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坐在一起共同来探讨中国的传统对于人类学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我本身是半路学习人类学的，更想向科班出身的人类学的教授和同行请教。今天，我是特别感谢周大鸣教授，特意抽空将我们食宿住行安排妥当。接下来，大家随便的聊。我有几个要点：一个要点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在的世界要回归到人类学的理论上来，因为人类不能再次自相残杀，也不能跟大自然去斗争，所以世界是需要人类学的，中国也是需要人类学的。对于世界问题的解决，运用的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可行的，它本身是一个很丰富的宝库，而这个宝库是多样性的。中国的传统有很多不同的路线图，可以讲史学的也是一种传统，文学的也是一种传统，儒学和道学也是。我所讲的传统是多样性的，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一些。那么，我们在面对世界的时候，中国的传统如何去解释世界，去解决世界碰到的种种问题。这些方面，我想请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这个宝贵的礼拜天发表高见、各抒已见、共同探讨。
周大鸣（以下简称周）：中国的人类学研究要从本土去挖掘研究的目标，才能走向世界，才能与学术界对话。如族群的研究很多很多，我们可以通过对国内的族群的研究来与国外的族群理论对话。可是我们现在谈到的多元，太多的受费老的多元一体理论的影响，实际上费老的理论，若仔细地去研读，只注重一体，而忽视了多元，更没有讲到多元和一体的矛盾与冲突。真正做到多族群“美美与共”，矛盾和冲突是不可回避的。许多西方学者看到中国多元宗教并存的现实，而忽略了这种共存是长期的矛盾和冲突中形成的，因而很容易得出，中国人没有什么单一的信仰，或者是中国的信徒很功利、见神就拜的结论。而中国的多族群是如何解决协调矛盾和冲突到达和谐共存的，这恰恰既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也是人类学可以做出来的理论贡献。人们还有一种误解，认为揭示分歧和矛盾是“分裂”，而“一体”就是“一元”。这样，自然制约了把费老的理论往前推动。现在既要保存各民族的文化、又要发展，各地方文化传统也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样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发展成一个模式，还是多种模式；二是，实际上保护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是在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而这多样性的文化如何共存呢？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一体可能是一种理念、或者说是一种趋势。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社会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若按照它这种发展趋势，就认为中国社会朝着一体方向发展、朝一元发展，而不是要保护多元性。多元比一体更为复杂。我们要更多的研究和挖掘中国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在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所以，在去年召开的会议上，我们谈到之所以要选择“文化多元性”作为议题，是因为在过去对文化的多元共存注意的不够。我们要更多地探讨这个方面的理论，希望能在前沿的理论有所突破。
何国强（以下简称何）：本人跟黄淑娉老师读博士研究生以前，受过7年哲学的科班训练，又在大学从事过几年政治学的教学研究。哲学、政治学皆属社会科学，而人类学既是人文科学，也具有社会科学的成份。我感觉到自己的知识储备生活经历在人类学领域发展比较适合，人类学同样需要我这种知识结构的人。尽管1987年我曾经跟一位人类学研究生到昆明市西郊观音山白族乡和宁蒗县永宁区做过调查，当时我就认识到需要系统地学习人类学。正式踏入人类学殿堂以后，我的第一个研究对象是广东省的客家农民。期间我接触到瑶、畲等南方少数民族，不过重点仍然是客家，直到完成《广东客家生计模式》一书。从此，我转到少数民族研究。我做了一些田野工作，调查区域主要是在农村，从青藏高原到万山群岛。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碰到了徐老师刚才说的全球化、地方化这样的问题。比如，客家人是个比较重迁徙的族体，自他们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带形成之后，粤东北的客家人逐渐向外迁徙，扩展到广东全省，后来又走向东南亚，乃至美洲。这是广东客家人全球化的一个缩影。目前我的调查点主要分布在三江并流地区，名为“三江”，其实包括四条江：在东经98°至东经100°30"，北纬25°30"至北纬29°之间，自西向东并列着担当力卡山、独龙江、高黎贡山、怒江、怒山、澜沧江、云岭、金沙江等几组山群和深谷，这个区域有七八个世居民族。他们以前是很封闭的，现在或多或少碰到了全球化的问题。去年我在川藏边境一个乡村小卖部，看见藏族孩子喝“红牛”牌饮料，6元一罐，喝了一罐又一罐；又见一个藏族汉子若无其事地掏出一迭红色钞票点数，约莫一百张。我瞪大眼睛，可想而知当时的吃惊样子，因为即使在广州，一般人也不会随身携带这么多现金，而且不会那么张扬。那个地方商品经济不发达，居然有这么高的消费能力，说到底，就是卷入世界市场，虫草、菌子的价格大幅度攀升，当地人付出与过去相等的劳动，获得比过去多七八倍的收益。资源的争夺现象严峻了，社会治安出现了很多问题，以前，羊肚子菌、松茸等蘑菇不值一钱，满山都是，近几年的收购价徘徊在每公斤40-60元左右。一边是掠夺式的采集，一边是资源枯竭。资源引起宗族械斗，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县乡干部成天在做调解工作。贫困化和发展问题，是民族学工作者经常碰到的。我的终端调查点不通公路，进出必需爬山、骑马。由于偏僻地区卷入世界市场，物价上涨很厉害，我们的经费大大缩水。几年前雇一匹马用一天价格是50元，现在是天价——要1千元，讲价到8百元，主人再也不肯让步。我们雇不起马，经常走路。这倒没关系，民族学的资料本来就是由“脚”爬山开踏进来，不是由“手”抄录转贩出去的嘛！可见，偏僻山区的全球化困境，田野工作者也遭遇到了。我还想说一件事，时间也是去年，地点还是在川藏边境的金沙江峡谷。一天，我们的调查组正在公路边休息，恰巧一个藏族汉子骑摩托车经过。他停下跟我的一位学生搭话，之后骑车走，几分钟之后，瞧见他在远处摔了一跤，他爬起，骑车过来，硬是赖我们，嚷着赔医药费和摩托车修理费。我瞅见他的眼睛是红的，嘴里喷出酒气，担心他乱来，连忙跟学生打招呼不要睬他。他的男亲戚赶来了，一人拔出腰刀在我面前擦拭，并捡起一个碗大的石头放在脚下，说：“如果不交钱，要把我们当中一人打成那人摔伤的样子。”我感觉到碰到了原始氏族，有一种血亲复仇的影子。在乡政府的斡旋之下，最后我们交了1千5百元，才允许离开那个地方。我获得切肤之感：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做梦都在想发展，在这个事件中，为了搞到钱，不惜使用了“夹坝”手段。过了几天，我带着一个博士研究生徙步下到金沙江峡谷，跨过阿尼吊桥，到对岸西藏自治区贡觉县的敏都乡去。听说江边的那一段山路有狗熊出没，离1986年长江飘流队遇难的叶巴滩不远。这位学生以前曾在辽宁省少年体育学校田径队，现在身体也不错。他背负行李爬山，掉队了。我的背包也很沉，还带了一个旋转仪，帮不了他。我听见他在山下连声喊我，甚至传来“救命”的呼声。我在高处看得真切，见他没有危险，只不过有点孤单罢了。便回应他，鼓励他坚持。这是高海拔地区，为了节省力气，不能大喊大叫。白天没有狗熊，正午时分，得让他挺上来。身处这样的环境，当时我确实产生一连串的想法：这种穷乡僻壤如何全球化？全球化是否就是虫草、野生菌几种产品变为商品输出？让少数炒家操纵价格，或者是让外面的钱来投入教育？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当地的全球化要分几步走？
半个世纪前，随着国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地方格局发生了改变。三岩原是无政府的社会，犹如川滇边境大小凉山独立倮倮。在赵尔丰征剿之前，三岩从未臣服中央王朝，也不向西藏地方政府进贡，反倒把达赖喇嘛的马帮抢了。由于内部没有出现强权，各家支、帕措打来打去，互相制衡，没有形成整合。这些历史情景使我不由想起伊文斯—普里查德，爱德蒙·利奇的模型。研究者不满足于传统理论，力图引入一些新理论解释现象是很自然的。
我觉得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结合，比和语言学的结合来得美妙。我的思考，至今未有结果。徐老师一席话纵横捭阖，涉及诸多宏大问题，令人服膺。我的思维跨度没有徐老师那么大。我学哲学时，总感觉哲学有空洞的毛病，什么都能联系，却什么都不能解决。我选择民族学，偏爱田野工作，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避免空泛其论的弱点。作为一个田野调查员，我只会微观社会，为了分析透彻，才学着给小型社会找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可能是地方历史的；也可能更大——是地区的或者国家的，至多如此，如果要在国家背景中再给出一个世界背景，虽然有必要，但觉得中间环节太多，我们更需要直接原因，而非间接原因。
徐：我为什么从宏观的角度讲呢？正因为人类学一直做的都是比较微观的，关照微观社区，这种关照若离开了大的世界背景，就会犯下方向性的错误。我刚才讲的要宏观一点，关照宏观社会是为了更好的关注微观的社会。
何：当我们把认识焦点集中在一个社区（一个自然村，或者由几个自然村构成的村落，乃至由几个村落形成的乡镇）时，看到的确实只是个有限的空间，绝不会想到一个无限的、大尺度的空间，但是要将这个社区与周边环境的互动关系讲清楚，倘若没有大的背景知识，可能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且也无法和外国人的研究对话。我两次去外面找材料，这些材料和我的教学研究有关，叙述了南亚、安第斯山区等与青藏高原类似的环境，当地人也都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是教书与研究一身二任的，如果只会照本宣科，讲人家的，没有什么意思。也不能吸引学生。所以讲课要适度插入自己的东西。我们除了自己做调查，还要教学生怎么做。在田野工作中，言传与身教水乳交融。我们人类学系的教师每年要带本科生去实习，有的人还要带研究生去选点。在带研究生的场合，我们一般不会死板地告诉他们该做的具体事项，比如，生活作风，与人沟通、安全防范、烧火做饭、野外生存，笔记画图、摄影录音，整理写作等等。这些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我们一般不会多费唇舌。学生在旁边看，跟着做，自然掌握了。除非懒惰，或者悟性不高。要是后者倒没关系，适时询问，用心学习，没有学不会的。要是前者，肯定要挨批评，我们也会耐心做思想工作，弄清原委，对症下药。但是，对于渗透在技术里面的方法论和理论，不是一看便懂的，我们要仔细讲解。学生经历过一次田野，日后就会独立操作了。学生心里有一杆秤，他们也在衡量教师，至少是在两个方面衡量：一是这个老师是否负责，包括耐心、责任心、爱心，教学方法，公平度等等；一是这个老师是否有科研成果，包括经验、经历、学术视野等。这两点可以用“师德和水平”来概括。施教的时候，老师讲，学生听，他们心里是有评价的。因材施教，不能光讲别人，还得讲自己；不能光讲外国，还得讲中国，不能光讲外校外系，还得讲本校本系。想办法打开阔学生的眼界，所以，学术的时代潮流是回避不了的。因此，人类学的教学研究在内容上就有一个全球化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