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就是医疗的行为。2006年来找我帮忙找医院为他妹妹看病的一个西藏那曲藏族朋友，他们家都是干部。他妹妹得了眼疾，是免疫系统的疾病。本应该早治疗，但她一直没有去看医生，而是找喇嘛看病。结果耽误了治疗，导致一个眼睛瞎了，另一个眼睛的视力也急剧下降。为什么她生病之后不去医院，而去寻求超自然的宗教方面的治疗呢？这种就医行为模式是如何产生的？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医疗行为对一个民族的影响非常大，在去什么地方看病与不去什么地方看病的问题上分类是非常明确的，其行为受到内在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人类学家如果做好了，这样的研究这对于我们日后在西藏建立合理的医疗体制会有有很大的贡献。
杨小柳：我今天以我自己的研究作为切入点，可能谈不了那么宽，只是我做研究的一些感受。我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发展的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发展援助的问题。发展援助可能跟少数民族其他面临的诸多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有点联系，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发展援助是一种外来力量干涉，希望通过外来介入能够帮助少数民族摆脱原来的贫困和落后的状况，从而达到一种发展的结果。它是希望通过外力来达到内援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最早的促使我进入这个领域的，实际上是和我的田野有关系。在我读硕、读博其间，我有机会和周老师一起去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一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我看到了少数民族的贫困，也体会到了在少数民族开展反贫困的工作的一些困难。所以，我就进入了这个领域。从开始到现在我一直想了解：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援助方式和发展的措施之下依然还是那么贫困？什么时候我们的少数民族能够摆脱贫困？我们的扶贫攻坚工作再进一步和下一该怎么走？这是我目前一直想要解答的问题。通过我在民族地区做调查有很直观的一个感觉，其实和刚才刘老师讲的很有关系，就是感觉到反贫困工作中的那种普遍主义的发展思路和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文化多样性的矛盾。也就是说，我们去做扶贫的人认为做了能够自身帮助他们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事情，而不被当地人接受。在我做调查的凉山地区就出现了象刘老师刚才讲的大棚蔬菜的情况。举个例子，政府在适合发展畜牧业的地方做了一个30年的牲畜扶贫，目的就是通过技术的引进来帮助当地的老百姓去改善牲畜的品种，提高牲畜的数量和质量，帮助实现市场化。这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很符合逻辑的，而且极有可能通过大家的努力达到目的的一手段，但是我去到那个地方却发现，当这个扶贫的项目停止了以后，扶贫的效果在两三年之内就退回到改良前的状态。所以，我通过这个个案发觉，其实这个牲畜的概念，对于我们扶贫的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市场化的契机，而对于彝族的老百姓来说可能是一个文化的象征，因为彝族中可能会因为文化的需要而杀生，比如说家人因病魔缠身；或者客人来了，主人要依据客人的等级、客人来的次数，最少的要杀鸡，最多的要杀牛；婚丧嫁娶的时候要大量的消费牲畜。即便是在彝族老百姓内部有牲畜的买卖，这个也完全不是市场化的运作。实际上当地的老百姓家里有牲畜他就养着，周围都是熟悉的人，清楚能够到哪家买到牲畜。在扶贫工作者看来可以用于市场化运作的牲畜就在熟人之间消化掉了。所以说，地方的文化从来都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实际上有自己的一套体制，去解释我们发展者希望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包括我们所说的参与式发展，很多市场的观点，还有性别的观点，实际上他们完全以他们的方式去做。所以在这个里头做工作的话，会存在很多问题，就是少数民族本土文化，怎么样去对待它们，怎么样用他们能接受的并能达到我们目的的方式去做。后来，随着我研究的深入，我更加能感觉到，在少数民族贫困发展问题上，一个很重要的对于久不脱贫的问题可能有作用，就是我们国家对于少数民族贫困建构的……
徐：制度性的……
杨小柳：可能会要贯彻到我们国家对少数民族是怎么建构的、以及建构的东西对于少数民族对自己认同和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看法的变化。所以，我想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选几个久不脱贫的少数民族作为调查点，就他们这一个少数民族贫困的建构，以及少数民族发展的话语是怎么样运作的，接下来做一个在原来已有的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不适应、改变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的看看我们能不能从本土文化这个层面往上看，还有制度方面，刚才徐老师提到的，他们自身发展的问题的一个印象。
我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不深，但我感觉到中国经验是很有潜力的。在我做的发展援助里头，人类学家提出的很多的观点、争论和个案，但是在这些研究成果中，独独缺少了在中国经验的研究成果。所以，中国经验是很有潜力的，因为我们发展体系是非常完备的，它可能与拉美、非洲的有很大的区别，因为这些地区有很深的殖民影响，所导致的后果、中间发生的事情也很不一样。所以，这是让我继续研究下去的兴趣所在。
在接下来就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田野经验帮我把我自己的兴趣引入到研究领域里头，同时，我也觉得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有一些小小的困惑：推进的深度。除了微观外，还要有一些别的尝试。
第三个就是人类学者对于自身的定位。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头，还要思考一下自己做的东西对于这个社会、国家政策的作用。我觉得人类学要扩大影响，就是要我们做好研究，让人家理解、感受到我们的成果。
徐：很好！承蒙大家的支持，牺牲了休息时间来参加座谈会，给我很多的启发，谢谢！
[录音整理：高烈波]
关注中国传统是人类学学科关怀的必然
时间：2008年1月13日
地点：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会议室
主持人：徐杰舜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博导）
出席人：朱炳祥教授（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博导）
孙秋云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博导）
钟年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博导）
澜清（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
宋雅思（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07级硕士研究生）
刘日晶（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07级硕士研究生）
朱炳祥（以下简称朱）：今天我们几位坐在一起，在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召开这么一个小型座谈会，来谈一谈徐杰舜提出的一个话题，即人类学与中国传统问题。此前他在中山大学等地方已经开了三次这样的座谈会了，这是第四次。这也是对我系人类学的一个促进。我系人类学硕士点是2003设立的，2004年开始招生。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的学制都改成了两年制，我系第一届人类学硕士生2006年毕业，有的已在读博士研究生。去年上半年，学校任命我担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人类学学科要发展，以后请大家多多支持。好了，我作为东道主，开个头，下面把话语权交给徐杰舜老师来组织这次座谈会。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今天朱老师说的这两个话题我们可以分为两段来进行，一段时间我们先来讨论人类学与中国传统的问题；另外我们留一部分时间来给朱老师出谋划策，提点建议，做方案的时候可以开拓思路。
人类学与中国传统这个话题我是最近两年提出来的，我想在座的教授、老师都是从事人类学工作十几二十几年的经历了，在做学问的过程中肯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逐渐逐渐地觉得我们不能再跟着西方走，不能再跟在西方理论的后面。西方学术界已经是在批判西方中心论的情况下把眼光投向了中国，他们把眼光投向中国是想找到解决目前世界很多问题的答案，为什么要把眼光投向中国呢？因为与中国的传统，与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或是文化传统有关。人家都要到我们这里来找答案找解决方案，我们自己为什么老是讲西方的话呢。我们应当回忆一下费孝通先生在他晚年所致力于做的实际上就是在中国传统里面提升人类学的理论，好比说他的“文化自觉”，好比说他的“和而不同”，都非常经典，当然还有他的“多元一体的格局”问题。这些都是很宏大的视野，很宏大的叙事，但是放到具体情况下呢，它就具有这种解释力就具有这种行动力。我看过我们孙教授写过的对费老的多元一体论的一个评论，写的非常好。最近我跟朱教授接触比较多一点，我请他做过一次访谈，谈了一下人类学与中国体系问题。去年十月，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召开的第六届人类学高级论坛上，朱老师也去参加了并发了言。在那个会上呢，我就觉得要把中国话语再次提炼为中国传统。我这个提法有几点考虑，一个是中国的希望在这里，一个是世界的希望也在这里。这是我的一个观点。世界上怎么样的打闹，最近还在到处杀人，一定要回到和平上去，迟早要回到和平。那怎么回？要到我们人类学里去找。人类学有这样一个资源可以提供，尤其是中国传统里面可以提炼这些资源。这是人类学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取向。人类学要是没有用的话早就衰落下去了，那么为什么它不衰落它越来越发展呢？说明它跟世界的希望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希望在人类学。
我第二个观点是中国传统是人类学研究的学术宝库。五千年的历史，现在再追溯长一点可能是上万年，最近三峡巫山人材料的公布，那是两百万年，这个材料是最有利挑战中国人是非洲人来源的说法，也就是非洲起源说。所以我觉得这么长的历史又没有中断过，要多么丰富就有多么丰富。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学术宝库中提升出东西来呢？
第三个观点是中国的传统有多样性。无论是民族的多样性还是文化的多样性都说明了这一点。太丰富了，最近也就是暑假我和我的夫人，她也是做这方面的研究，去了黔东南，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搞建设搞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项目又多啊！到处都是水泥房子，环境破坏很严重，所以2004年我们在银川开会即第三届人类学论坛时就讨论了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当时参加会议的李亦园先生是大声疾呼人类的永续发展问题，他很担心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在这样下去会出现特化，人类将自己毁灭自己。我们到贵阳飞机场看到的一条大标语上写着“这里是人类疲惫心灵最后的休闲地”，据他们说是联合国官员对黔东南的评价，也就是说那里是原生态的，它长期滞后长期不发展而保留了一片所谓的净土，也不是一点不发展，最起码电视也进去了，手机也进去了。当时我们去看过之后就有一种感觉，按余秋雨说的，就是“原生态力量的震撼”。象这样多样性的东西在中国还很多。包括我们湖北，我对湖北不是太了解，下去的地方也不多，但最近我去了随州。随州是炎帝神农的故里，但是它的知名度不高啊，倒是宝鸡讲它也是故里，他倒是要把我们都请去给他作宣传。随州做为湖北的来讲，整个湖北就没有把这个文化当作自己的东西，它还在那里有点自生自灭的味道，地方都没搞（开发）。故里的讲解员引导我们祭拜祖先还要我们积功德，我们当然还要积点功德啊。我觉得这多少是一个讽刺，湖北这么好的资源，炎帝的资源拿到手里都不用，不做文章，让一个随州市的一个小小的镇在那里做，他做不大。但是宝鸡做的很厉害，天水做伏羲文化做的很厉害，绍兴做大禹文化每年都是大禹祭，它是省里祭市里面承担，我是头一二届都去过，所以我觉得文化的多样性在我们湖北也是很充分的，光这一点我觉得就值得湖北省大张旗鼓地宣传出来，这对我们文化的认同，民族的认同都是很有意义的。我看到一位美国的先生就把一位美国画家画的一幅油画神农，很大，送回来。现在每次游街都把这幅画抬出来。总之这些东西太多了，为什么中国的文化能这样传承，传承这么久，但又为什么在五四以后打倒了“孔家店”，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批林批孔”，现在又有国学的复兴？这段时间，易中天很火热，于丹很火热，人家说于丹把孔子碎片化了，碎片化比没有好啊。总之我觉得这也是多样性，这些多样的中国传统，这些多样性的状态，它就有面对中国乃至世界当代问题的解释力、行动力、解决力。
我最后一个观点是我们整个世界回归人类学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必然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但是每个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的实践经历中必然要遇到传统文化的问题。我曾经在成都开过一个座谈会，我们做了首次对话，第二次我们在南宁请广西民族大学的几个教授做了座谈。第三次在中山大学和周大鸣等教授一起的讨论。今天是我开的第四次座谈会，主题还是这个，先我们几位教授然后同学谁都可以发言还有澜博士也可以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