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体制破立的同时，掀起了学习欧美，开展文明开化，传布启蒙思想，兴办近代教育的热潮。
要破旧立新，改革图强，离不开学习欧美。兰学、洋学为学习欧美开辟了道路，但是，它们所提供的西方知识是很初步的。进入明治年代，有必要对西方作更直接、广泛、深入的了解与学习。在这方面，明治政府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一批启蒙思想家著书立说，大力推动，功不可没。
为了使自上而下的改革图强得以贯彻，获得支持，明治政府很重视开发民智。学习欧美，文明开化，启蒙教育，兴办学校，都与开发民智密切相关。特别是兴办近代教育，是开发民智的主要途径。
日本在学习欧美，开发民智方面做得好，是凭借着有关的良好历史文化传统，乐于学习外国的长处，注重实际有用的知识。同时在这方面又受到历史文化传统的制约，这就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与“和魂洋才”。
政府带头走出去、请进来
在明治初年全国学习欧美的热潮中，明治政府官员带头身体力行，其突出表现是岩仓使节团的出访。
废藩置县后4个月，1871年12月下旬，以协调行政统一的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和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的使节团，先赴美国再往欧洲，历访美、英、德、法、意、俄、比、荷、奥、丹、瑞士、瑞典12国。使节团成员48人，另有随行的留学生59人，其中女留学生5人。原定出访目的有二：一是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二是实地考察欧美各国，探求可供学习、借鉴的事物与经验。改约交涉刚到美国、英国就遭到碰壁，使节团便改为全力进行考察。
当时，国内局势尚未稳定，需要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而政府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却亲自出国，用长时间认真逐一地考察了几乎所有比日本先进的大小国家。每到一国都仔细考察，比较研究，各取所长。考察的内容从政治、经济、法制、军事到文化、教育、宗教、地方自治和社会状况，几乎无所不包。他们连续奔波，往往忙得筋疲力尽，但总是兴致勃勃地坚持不懈。原定考察6个月，后来竟延长到1年9个月，1873年9月回国；大久保、木户应留守政府的要求，提前于5月、7月回国。使节团成员久米邦武根据使节们的日记、书信等资料，编写了《美欧回览实记》100卷，1878年出版，共2110页。这一切都表明了他们如饥似渴，真心实意的学习精神，至今仍令我们感动。
百闻不如一见，这次考察使明治政府领导人增长了见识，转变了观念，坚定了学习欧美，推进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他们看到日本与欧美的巨大差距，鞭策他们急起直追；他们从各国的发展成就中，也看到了日本的前景，大受鼓舞。有的人出国前后判若两人，如大久保利通。出国前岩仓对他有个评语：“无才气无学识，唯一的长处是坚决果断。”政府内发生争论，别人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他总是沉默寡言，对答无词。对于国内改革，他是渐进主义者，如在废藩问题上，木户很积极，他却有过迟疑。可是一旦认准、同意的事，他必定排除万难干到底。出国考察后，他似乎变了一个人，成为积极改革的主要主持人。与大久保接近的地方官安场保和说：“由于欧美考察旅行，公的人品变化令我吃惊。从前，只是富于豪迈坚毅的气质，考察后却具有了潇洒风度，而且识见大增。原先，只是完全倾心于政治大局，对于其他事情并不留意。但回国后表示，为使我帝国对峙宇内万邦，必须建立富国的强固基础，其施政方针专在于大举奖励教育、殖产、工业、贸易、航海等事业。”
在英国考察时，大久保给人写信谈了自己的观感：“工厂的盛况早有所闻，此次考察益信传闻不虚。到处是黑烟冲天，大小工厂遍地，由此足知英国富强的原因了。”他回国后，新设内务省，自任内务卿，主管殖产兴业、国内治
安这两件大事，并推动其他各项改革。大久保成为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通常称这时的政府为大久保政权。
除了岩仓使节团，政府还向国外派出各种专业考察团。学习外国的方针，是从本国国情出发，博采众长。政府认识到，工商是富国强兵之本，教育发展水平决定经济发展的快慢；前者以英国为样板，后者主要以美国为楷模。关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既不学习大国，也不仿效小国，而是对普鲁士由“小国”走向“大国”的历程感到特别亲切和敬佩，决定要像普鲁士一样崛起于东方，并且在政治、军事方面以普鲁士为范例。
走出去的另一种方式，是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外派留学生于1860年由幕府开始，到1867年的8年间，幕府、一些藩的留学生共153人。明治政府成立后，1869和1870两年就派出留学生174名。到1873年，日本的留学生共达373人，其中自费的120多人；两年后，留学生总数达500人左右。这时的留学生都是士族出身，除极个别人外，他们不辜负政府的期望，全都回国效力，在欠缺的条件下，为本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走出去的同时，政府重视把外国专家请进来。1875年，政府聘用的外国专家人数最多，约530人。在各部门则以工部省、文部省聘用的人数最多。起初，由于急需人才，不惜重金聘用外国专家，一般月薪在1000日元左右，最高达2000日元，但政府中地位最高的太政大臣，月薪不过800日元。政府部门的外国专家只是充当顾问，政府官员完全掌握决策的主导权。随着归国留学生、大学毕业生等本国人才的成长、增多，80年代初外国专家就减少了一半，以后继续逐步减少。
对于学习外国，同时期的中国清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之间，真有天壤之别。因为外国方面一再建议派人出国考察，清政府才于1866年派满族老顽固斌椿率使团访欧，这个头脑僵化的家伙对什么东西都看不顺眼，匆匆结束访问回国。清政府派出这样一个使团，就是因为不愿学习外国，害怕学习外国。第二年，美国公使蒲安臣即将卸任回国，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干脆任命他为中国出访欧美的特命大使，一位英国人为一等秘书，一位法国人为二等秘书，二位中国官员听从他们的领导。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让人耻笑。以后，清政府还曾派出考察使团，仍然是表面文章，应付差使。
关于出国留学，鸦片战争后不久，中国仅有容闳等3人出国留学，清政府和洋务派过了30年才开始行动，1872～1875年派出第一批留美幼童120人，1875年开始派出留欧学生。但对于留美幼童，后来却以“德性未坚，易沾恶习”为由，把他们绝大多数人中途召回了。
东方后进国要走上富强之路，学习西方的长处是唯一的选择。明治初年，日本争学欧美也表现在文明开化方面。
文明开化和启蒙思想
所谓文明开化，是学习欧美，在思想观念、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方面破旧立新的变革。文明开化的目的，既是为了开发民智，以适应富国强兵国策的推行，也是为了显示日本在努力与欧美国家并驰。
文明开化首先是启蒙思想的传播和思想观念的变革。明治初年，活跃着一批启蒙思想家，1873年（明治六年）启蒙思想团体明六社成立，其成员为森有礼、福泽谕吉、中村正直、加藤弘之、西村茂树、西周、津田真道、神田孝平等人，他们都是第一流的洋学家、思想教育界的名流。一年后，明六社拥有会员月30人，网罗了当时日本所有高级知识分子。1874年发行《明六杂志》，其论文的内容新颖，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很受欢迎。
启蒙运动是通过批判封建意识形态，唤醒人们的理性和自我意识，克服愚昧、守旧和无所作为。明治启蒙思想家们通过著作、译著、发行刊物、举行演讲、从事教学等方式，传播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功利主义以及自立、自强观念。福泽的《劝学篇》和《文明论之概略》，中村正直的译著《西国立志篇》（即斯迈尔著《自助论》）和《自由之理》（即穆勒著《自由论》），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和《国体新论》，都起过很大的启蒙作用。启蒙思想家的主要代表是福泽谕吉（1835～1901），无论从批判封建意识的深刻性，或从立论见解的卓越性，以及思想影响的深广度来说，他在启蒙思想家中都首屈一指，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
福泽谕吉说：“所谓文明，归根结底是人的智德的进步”。在人的智德方面，传播很广、影响很大的，是自立、自强思想。这同明治政府的奋发图强精神是基本一致的。中村正直翻译的《西国立志编》是传布最广的启蒙书之一，加藤弘之在向明治天皇进讲时，也以它为教材。这本书特别强调“自助”，其格言是“天助自助者”。所谓自助，就是能够自主自立，不依赖他人。这种自助精神是人们获得智慧、克服困难、成就事业的基础。因此，“当大多数国民‘自助’时，国家便充满了生机和旺盛的精神”。
福泽谕吉的《劝学篇》批判了封建道德对人的束缚，十分强调个人的独立精神，这与斯迈尔的“自助”、“自主”是一个意思。他在《劝学篇》中指出，“试看今天日本的形势，实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无文明之实；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内在的精神。”那么什么是“文明的精神”呢？福泽回答说：“就是人民的独立精神”，“它是一种极其伟大而又重要的东西。”他所讲的“独立”，是指不论在智慧上，还是在钱财上，都“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他把这种个人独立看作国家独立的基础，只要“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劝学篇》的一句名言是：“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因为有独立精神的人，才会把自己当作国家的主人，深切地关怀国事，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承担在自己肩上。
福泽的《劝学篇》共17篇，是作为小学课本、民众读本而分篇出版发行的，后来合为一册。包括翻印版在内，出书竟达数百万册，流传之广世所罕见，影响非常大。福泽认为人人都能独立，未免有些理想化。但是，他认为人人都应有独立精神，讲得很有道理，也非常切合当时日本的实际。尽管在明治政府统治之下，人们的独立精神仍然受到限制，但是，正因为人们在各自的事业上独立自主地努力奋斗，才有国家的独立富强。福泽提倡的“独立精神”，至今仍是留给后人的重要精神财富。
在文明开化中，在出版书籍之外，传播媒体报纸杂志起着重大作用。幕末仅有不定期的报纸。明治初年，各种日报和其他报纸纷纷问世，到1877年共有一百四五十种。幕末仅有《西洋杂志》，明治初年各种杂志也相继发行。众多报章杂志的发行，既是文明开化的表现，也促进了文明开化与各项改革，使破旧立新的新思想、新事物得到广泛的传播与认同。
为了移风易俗，天皇和政府官员带头示范，甚至用法令加以推行，把文明开化的风气导入日常生活，诸如使用阳历（1873年元旦开始），允许武士剪去发髻，提倡穿西装，普及肉食，禁止华族染黑齿，不许男女混浴，禁止复仇，非军警人员不许带刀，不要随地便溺，等等。在大都市，建造了洋式砖房，装上了煤气街灯，开起了西餐馆，奔驰着公共马车，还有数不清的人力车在穿梭奔跑。因为公共马车一时未能普及，也不完全适应需要，有人想出了人力车，很快普及全国，车夫成为新职业，一些破落士族也加入车夫行列；中国的“黄包车”就是从日本传来的。80年代，东京等大都市，有了更快速平稳的铁道马车。东京的日本桥、银座、筑地一带出现了从来没有的繁华。
一些人把文明开化简单、片面地理解为在生活方式上刮洋风、赶时髦，男人西装革履带着怀表，妇女打着阳伞挟着书本，就以为很文明开化了，把怀表和阳伞看作文明的标志，有的人甚至进了屋还照样打着伞。有的人认为，不像西方人一样吃牛肉就不算文明，西装革履吃牛肉火锅被一些人视为头等文明开化的表现。想当年培里来日时，美国船舰向日本人分发食品，凡分到牛肉的人都随手把它倒进海里。真是彼一时此一时，虽说是赶时髦，也折射出文明开化带来的巨大变化。
当然，文明开化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改变日本人原有的生活方式，日本人往往过着“和式”与“洋式”两种生活方式。在本国原有文明与外来文明激烈碰撞时，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欧美近代文明的基础是产业革命所确立的机器大生产，明治初年日本在这方面的差距还极大。明治政府领导人注意到，必须纠正“虚饰多而实效少”的弊病，应“徐徐诱导，勿为无益之举”。同时他们也认为，文明开化有“排除忠孝仁礼之风”，“令人不胜焦虑”。后来，旧思想、旧观念有所回潮。
多数启蒙思想家都曾作为幕臣，在幕府的洋学翻译研究机构任职，是幕末开明派。进入明治年代后，几乎都曾在政府中担任官职，即使拒不任官的福泽，也是倾向于官方立场，他们是官僚自由主义者。他们都有较深厚的儒学教养，除福泽曾强烈抨击儒学外，其他人并不否认儒学的价值，或者力图把儒学与西洋思想相折衷。这些情况不能不使他们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如加藤弘之在“天赋人权”思想的宣传上很有贡献，1874年兴起自由民权运动，要求成立民选议院，其立论依据就是“天赋人权”说和“四民平等”思想。但加藤弘之和其他启蒙思想家以“时期尚早”不予支持，甚至强烈反对。1875年，明治政府为了压制自由民权运动，颁布了《新闻纸条例》、《谗谤律》。同年9月，明六社宣告解散。以后，启蒙思想家们先后向右转向国家主义立场，如加藤弘之于1882年发表《人权新说》，否定了“天赋人权”思想，鼓吹国家主义。文明开化、启蒙思想在观念、意识上有冲击，但有很大局限性。
在文明开化中，还有另一项重大的进展，即兴办近代教育。
“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
为了使富国强兵、殖产兴业顺利推行，必须让一般国民接受最起码的教育，同时需要培养中高级人才。
1872年9月，政府颁布了《学制》和《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学制》对学校设置和学校教育作了规定，《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主要是讲述了人人“非学不可”的道理，指出“学问乃立身之资本，凡为人者皆不可不学也。夫迷途失向，陷于饥饿，家破身亡之徒，终皆不学之过也。”
“告谕”提倡教育是为了“国家富强安康”，但是向民众诉说的却是从个人利害着眼的功利主义教育观，这比后来的国家主义教育观要实际、进步得多。
在制定、实施《学制》的同时，岩仓使节团的考察，特别是看到美国教育之发达，使政府官员感触很深。他们在对比中深刻体会到：“东洋之不及西洋，非才劣，非智钝，唯在于对济生之道用意甚少，于高尚之空谈中度日”。
木户孝允写信告诉国内，要奠定“牢不可破之国基者唯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唯真正在于教育而已。”木户的话表现了明治政府对于教育的长远战略眼光。
明治政府重视教育的实际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政府经过多年实践，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近代学校教育体系。《学制》于1879年废除，此后发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法令，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以双轨制为特征的比较完备的学校教育体系，其中包括小学、中学、高等学校（大学预科）、大学以及师范学校、实业学校、专科学校等，适应国家对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同时，以培养“忠良臣民”、“良民良兵”为宗旨的国家主义教育确立了支配地位。
政府强调普及教育、“国民皆学”，并采取各种措施、主要是财政支持使之实现。《关于奖励学业的告谕》要求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政府从此把推行义务教育作为长期坚持不懈的政策。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开始实施义务教育制比较早，如英国是1870年，法国为1882年，美国为1918年，德国为1919年，日本则为1872年。不过，日本到1875年虽设立了24000多所小学，入学率却只有35.4%。这是因为受实际条件、主要是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一蹴而就。当时，政府还无力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小学办学几乎全靠学生的学费和社会捐助；不少地方的捐助有名无实，实际上是摊派到各户。对于贫困家庭，办学、上学成为不轻的负担，许多家庭还无力送子弟上学。一些地方当局规定父兄不送儿童上学要受处罚，或县知事到各地巡查，或出动警察督促儿童上学。这表明了政府对实施义务教育的重视与决心，但强制做法甚至在有的地方激起反对小学的农民起义。
以后，政府主要从宣传教育、改进教学内容、提高师资质量等方面，吸引儿童入学。从1885年到1895年，小学的入学率从49.6%上升为61.2%，男童的入学率为65.8%～76.6%，已经相当不错了。这除了政府的努力，还有赖于民间的积极性。在江户时代，民间就形成了重视掌握实用知识的风气，设在寺院内，主要教儿童识字、珠算等知识的寺子屋到处可见，有的地方一个村就有好几所。明治年代，家庭经济逐步好转，小学教学也有改进，明显优于寺子屋，于是送儿童上学的家庭越来越多。不过，入学率虽提高了，读完三、四年的却不多。
从90年代起，政府由于财政状况的好转，对普及小学义务教育采取了两项关键性措施：一、1896年颁布《小学教员教龄津贴国库补助法》，对在同一学校连续工作5年以上的教师发给教龄补贴，数额为基本工资的15%—35%。改善小学教师待遇，提高了小学教师的地位，加强了教师队伍。二、1900年8月，公布修改的《小学校令》，规定免收小学生学费，义务教育费由国家财政补助；把义务教育年限规定为4年（原先是三或四年）。
1907年，实行六年义务教育制。1908年，小学入学率达到97.8%。历时30多年，义务教育制终于实现。这离不开国家的财政支持，因为有一大批落后地区和贫困家庭的儿童难以入学，或者即使入了学却不能读毕业，入学率不等于完成义务教育。免收小学学费才真正保证了义务教育的实施，这也真正表明了日本政府对普及教育的重视。
自80年代以来，小学入学率的不断提高，实业教育的逐步开展，国民素质、劳动者素质有所改进，有助于推进富国强兵事业。但是要改善国民和劳动者的整体素质，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据农商务省1903年的调查，在日本工业中最具代表性的纱厂里，没受过教育的男工占28.7%，女工为41.5%，而小学毕业的男、女工仅为14.9%和8.1%。这表明实施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是一个长期战略任务，期望很快取得近期显著效应是不现实的；正因为如此，必须早重视、早落实。
明治政府的另一措施是着重发展了近代高等教育。1873年工部省的工学校开学，专门培养高级科技人才，1877年改称工部大学校。同在1877年，对幕府留下的朱子学和洋学的教育、研究机构进行改组，创办了近代综合性的东京大学，后称东京帝国大学，设法、理、文、医、工艺等部。文部省把教育经费的大部分给了东京大学，从欧美聘请专家、购买图书设备，大力引进欧美先进的科技文化。东京大学是为国家输送官员和其他高级人才的最高学府。1897年后，又相继设立京都帝国大学、东北帝国大学（在仙台）、九州帝国大学（在福冈）。此外还有私立大学，如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大学、大隈重信创办的早稻田大学。到1918年，全国共有大学、专门院校118所。
大学教育和出国留学快速而显著地增强了日本的科技力量，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如1879年开工的京都至大津的铁路、1880年下水的军舰“盘城”号、1885～1890年的琵琶湖水利工程和水力发电厂，都是日本人自行设计、建造的。80年代后半期，大企业已普遍聘用大学工科毕业者担任技术人员，他们一般都曾赴英留学、考察，外国的或工匠出身的技术人员被逐步取代。
在发展近代教育方面，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要落后很多。1897年才出现第一所公办小学南洋公学外院；1895年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创建，是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当初仍是一个旧式书院，专攻诗、书、礼、义、春秋，1910年才设经、法、文、格致（理科）、农、工、商、医8科，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
“和魂洋才”与“教育敕语。”
明治政府的改革以“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为指针，具体到文化教育上就是“和魂洋才”。
文明开化的开展，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使保守派越来越按捺不住内心的忧虑和反感。1879年在政府内发生了一场德育争论，天皇侍讲元田永孚是保守派的代表，争论的另一方是伊藤博文。此时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已不在人世，伊藤博文（1841～1909）接任内务卿，成为政府主要领导人。元田永孚是横井小楠的门生，他趁天皇视察了学校，便写了天皇圣旨《教育大旨》，指责“最近专尚知识才艺，追逐文明开化之末端，破坏品行，伤风害俗者不少。”强调“今后须基于祖宗之训典”，宣明仁义忠孝之道，“道德之学”应以此为主，其他之学可听从各人自学。也即要求教育以“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为宗旨。伊藤博文撰写《教育议》上奏天皇，进行辨解。元田再写上奏文《教育议附议》，批评伊藤“对圣旨之所在，似未融会”，进一步阐述了必须“明仁义忠孝”的主张。伊藤博文不再做声，他作为天皇的官员，不可能去反对忠孝之道，保守派轻而易举地占了上风。
此后，强调“忠君爱国”的国家主义教育风行起来，1881年文部省把“修身”课置于各课程之首，其次是重视历史课，并制定《小学教员须知》，要求小学教员懂得“导人善良比教人多识更为紧要，故教员应特别致力于道德教育。”
问题在于，“须知”对道德教育的根本要求，是“振兴尊王爱国之志气”，首先是忠君爱国。1882年，元田永孚根据天皇之命，又编写了修身课本《幼学纲要》，发给全国小学，其中充满忠孝仁义的说教。
同在1882年，天皇颁发了《赐予陆海军军人之敕谕》，通称“军人敕谕”。因为发现军人受到自由民权思想的影响，竟有军人为了要求开设国会而在行宫前剖腹自杀，当局感到必须以天皇这一最高权威来控制军心。“军人敕谕”经其他人起草、修改后，由参谋总长山县有朋（1839～1922，原长州改革派武士）定稿。敕谕宣称，遵从神武天皇的传统，朕亲率兵马大权，望子子孙孙永传此旨。然后训谕道：“朕乃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头首，其亲殊深。”要求军人应像手足（股肱）一样，绝对听从天皇这一头首的指挥、命令。敕谕列举忠节、礼仪、武勇、信义和质朴五项为军人必须遵循的道德，特别强调“军人以尽忠节为本分”，应“不惑于舆论，不干预政治，唯有一心遵守自己忠节之本分”。军人敕谕的要害，是把忠节与政治隔绝，所谓“忠节”就是奴隶般地盲目服从。
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压力下，天皇于1889年2月颁布宪法，并定于1990年召开议会。但对宪法还有不同意见，同时政府在修改条约谈判中让步过大，遭到舆论抨击，以致“人心激昂，竞发政论”。当局很担心，不知议会召开后会出现什么局面。日本于1885年改行内阁制，宪法公布的这年年底，山乡有朋出任内阁首相兼内务大臣。他于次年召集地方官会议商讨对策，同样抱有危机感的地方官提出了“大兴德育”的建议书，认为祸根是“偏重智育”，以致培养的人“热衷于政论”，“紊乱社会秩序，终将危及国家”。
在山县的主持下，由井上毅和元田永孚起草有关诏敕，以井上为主。井上毅也是横井小楠的门生，长于儒学、国学，富有文才，也曾接受洋学。井上、元田起草的诏敕，由山县上呈天皇。在议会召开之前，天皇于1890年10月下赐了《关于教育之敕语》，通称“教育敕语”。
这个敕语主宰了日本几代人的头脑和心灵，今天日本还有人吹捧它。全文300多字，为便于了解，把主要部分摘录于下：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尔臣民，应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行公益，开展世务，常重国宪，尊国法，一旦危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斯道，实乃我皇祖皇宗之遗训，子孙臣民俱应遵守……
这是一个神道、国学、儒学和近代国家主义的混合物。敕语所说“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主要指天神和神武天皇的“建国”伟业具有深厚恩德，这是国民道德的渊源。正因如此，“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世世代代继承皇祖皇宗的伟业）”。这种“君民一体”的传统，是国家和教育的根本所在。在这里，把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与神国思想、天皇神圣观相拼接，突出忠君爱国观念。敕语有着浓厚的复古、神秘的色彩，同时为适应时代变迁，又加上近代世务观念，即所谓“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广行公益，开展世务”。但归根结底是强调国家主义：重国宪，尊国法，“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贯穿敕语的核心思想，是造就忠孝合一、忠君爱国的忠良臣民。
随后，“教育敕语”和天皇、皇后的“御影”（照片）被分发到全国各地的学校，并规定学校在庆祝日、大祭日的庆典上，全体师生必须向天皇和皇后的“御影”行礼，山呼万岁，再由校长奉读“敕语”，大家必须低头毕恭毕敬地听着。后又规定歌颂天皇统治千秋万代的《君之代》为必唱歌曲。仪式具有强烈的宗教气氛，重复举行这种仪式，加上天天通过课堂灌输“敕语”的思想，很容易潜移默化青少年的单纯心灵。第一高等中学举行恭迎教育敕语的仪式，教师内村鉴三信因奉基督教，认为教徒只向上帝致敬，没有向教育敕语敬礼。结果遭到口诛笔伐，并被解除教职。军队里还规定，士兵必须背诵“军人敕谕”。它稍长，如果背不出，要遭罚，甚至被殴打。这是用强力来主宰士兵的心灵。
“军人敕谕”、“教育敕语”实际上是向国民提出的道德规范。各种解释教育敕语的著作铺天盖地而来，多达三百几十种，影响很大。天长日久习惯成自然，以至连言词都统一到教育敕语或军人敕谕上来，特别是大小官吏、各种团体和市町村的头头脑脑，开口闭口离不开“忠君爱国”、“忠孝仁义”这一套，不断向民众进行灌输。当年日本国民的极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读过几年小学就很不错了，很容易接受这种无休止的灌输。特别是男子，读小学和服兵役的六七年、八九年灌输，让他们的头脑基本定型、僵化了。男子当家作主，他们的思想又影响着家庭和后代。
思想、道德领域已经显著复旧。国家需要的是“和魂洋才”，首先是保证“和魂”，成为“忠良臣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