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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那年正赶上五八年大跃进，全国上下轰轰烈烈的开展起大炼钢铁运动。
听大人们讲，当时全县各乡镇都成立了人民公社，县里、乡里不断来人检查工作，加上村干部，各级领导都反复强调、动员，说服全村社员群众把自家存放的钢管、铁棍什么的交出来，有铁的交铁，没铁的砸锅交铁，包括铁门鼻、用不着的铁镐、锄头，生产队长每天晚上带人挨家挨户地上门搜查，见到谁家仍然存有没有交出去的铁器，就让人抄走充公。由于当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村人都在挨饿，上边便号召全村社员吃食堂，这样就发生了下面的故事。
我们街坊家有一口小铁锅，平时多是老奶奶用它炖肉、炒菜、炒瓜子，也用它给断了奶的小孙女熬面糊糊什么的，村里让家家交铁，老人没舍得拿出去，就把它藏在院墙角落旁的那堆劈柴垛里。
当晚，队长又带人来搜查，他同往常一样讲了一大堆的动员话，老奶奶心存侥幸的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老天保佑我留下这锅。
“一家子都去队里吃食堂了吗？”那队长问。
“都去了呗！家里的旧铁锅、铁盆、铁铲都拿去炼铁了，还使什么做饭呀？”老奶奶说。
“这就对了！”队长说道。
忽然，在院子里四处踅摸的队长，看见院里那垛劈柴，眼珠一转有了主意，冲老奶奶说道：
“既然都到队里吃食堂了，也就用不着自个儿动火了，院里那堆劈柴就是放烂了也没用了。”转身向身边的社员吩咐道：
“把劈柴拉走，去大炼钢铁。”
老奶奶一听急了，怕漏了馅儿，赶忙说：
“你们不是查铁吗，怎么连劈柴也要？”
“啊！是啊！大炼钢铁嘛！没柴禾怎么炼？装车！”
说着，朝跟在自己身边随从前来的社员一晃脑袋说声“装！”来人不容分说，便往院外的车上装劈柴，没装几下就听“当啷”一声那个小铁锅便掉了出来。
队长先是一愣，转而对那个老奶奶说道，“好啊！竟敢私藏铁器，看你这把子年纪，留下了大锅不给你充公，还私藏小锅，那你家那口大锅也甭要了。”
说着，队长进屋抄起灶旁那块磨刀石朝锅里砸去，一下砸出个大窟窿。
“拔走！”等候在院子里的两名社员把那口砸坏了的铁锅从锅台上拔走了，临出门时，那队长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回头气势汹汹地对老奶奶说道，“竟敢反对大跃进，阻挠大炼钢铁，要不是看你这岁数，非斗争你不行！”
我也曾经问过父亲，当时村里人怎么炼钢铁。父亲说，在村头或者野地里，开出一片空地，用耐火砖和粘土糊成小锅炉，随后往炉灶里烧柴，把堆放在旁边的从各家各户收来的铁物件，什么瓦匠用的瓦刀、木匠用的锛头、女人用的剪子、小铁钳子，还有新锅、旧铲、菜刀，小孩玩的铁环、铁球、铁铅笔盒等等等等一同扔进小锅炉里开炼，直到将这些铁物件熔化成桔黄色的铁水，便用安着长长铁柄的铁勺伸进铁炉里，将铁水一勺勺舀出晾在地上放冷使其凝固成铁块，那一块块横三竖四地堆在地上的麻麻坑坑的铁疙瘩，就是炼出来的“钢铁”。
为了追求农业产品的高指标，村里以生产小队为单位，大搞起所谓的“深翻改土”和“高度密植”，甚至浮夸虚报，大放高产“卫星”。
我出生的那个村庄叫岔河集，它位于冀中平原的霸县西南部，因其濒临古之汊河河畔，又是商贾云集自然形成贸易集市之所，故名。
早年间，在我们村的北面也有一条河叫蜈蚣河，那河由北流经东西高家庄村西，又一直向南流至我们村的东邻夹河村的村西处便分了汊，主流还一直向南流去，分出一汊流经我村村北西去，由于河的主干是由河两侧的若干条汇聚的支流而成，其形状很像一条头西尾东而卧的巨形蜈蚣，所以那河叫做蜈蚣河。
我们村地处两河之间，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加之皇恩浩荡的缘故，使得我们的这个小村很快就成了百货杂陈贸易兴盛的集镇。
据传说，有一次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出了京城走水路，沿河道入蜈蚣河缓缓南行。一路之上，乾隆爷伫立船头，手摇折扇，举目远眺，怡然自得地欣赏着河两侧那一派北方江南的自然景观，不觉为自己的惠政恩泽所带来的风景如画的一统江山而自慰。
不知不觉间，龙舟驶进了汊河口处，蓦地，乾隆爷鼻翼不觉翕动了两下，只觉得闻到一股酒香，说道：
“来人！”
“万岁！”随同的差人施礼报到听候吩咐。
“打探一下，前面是什么所在？为何酒气飘香？”
“喳！”差人下船领命而去。
乾隆遂命船停泊河畔，自己在一行随从的簇拥下，下船，步上河堤，驻足观看这里的田园景观。
不多时，差人回来禀报：“启秉万岁，所到之处，是汊河口，酒香乃夹河烧锅使然。”
“原来如此。”乾隆又转身向西望去，问道：
“此村何名？”
“汊河集是也。”
“嗯！笔墨伺候。”
“喳！”
差人遂端上来笔墨纸砚。
乾隆爷一时兴起，移步龙案，稍加思索，即兴挥毫，凤舞龙飞，几笔便写下了“岔河集”三个大字。
乾隆爷御笔赐名之事不胫而走，更让原本就有水陆交通优势的岔河集远近闻名。尽管皇帝的御笔墨宝不知所在，可没多久，岔河集村便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商贾云集、水运昌隆的繁荣盛况。听老人们讲，老时年间的岔河集，大街两侧的各类店铺一家挨着一家，每逢集日，这里热闹非凡，整个儿一个岔河集，成了农贸大市场：什么粮市、菜市、鱼市、风味小吃、日用杂品、工艺器具、家禽牲畜，以及吹拉弹唱、耍把式卖艺的，连成一片，整个大街人头攒动，下雨都淋不到赶集人身上雨点呢！
至于村上的水运盛况，曾有一位从城里下来的秀才，到岔河集后写下了这样一段令人回味的话：
“每当秋潦灌河时节，村人悉事津渡，南来北往的商船每至于此便梗途几十里。登堤眺望：但见羲驭将迁，客途就憩，残霞明水，凉雁团沙；喽喋吟叫的鹪鹭凫鸥，时隐时现于遣禾野草之中；驾驶木筏扁舟的艄公舵手们在一河粼粼波光中点篙划桨；乘渡运行的旅客、行色匆匆的商人，竟对撒了一河在碧波中荡漾的细碎残阳不屑一顾。船上，既有大呼小叫、指点赞叹这里美景的远行者，又有宦海沉浮的新官贬臣，还有担而趋者、踞而谈且笑着，擦肩接踵，影杂声错。蓦然回首，比比小聚于堤下的柴门茅舍，则是‘相向背于荒野返照，孤舟浅水，又恍如鲛水居，即有善绘者，亦未得其一二也’。”
更有一诗人赋诗曰：
渡头风急欲黄昏，
落日归人竞渡云。
霞敛暮村微有色，
霜澄秋水净无痕。
片帆带月归前浦，
断雁连云翼远衾。
隐隐渔光明灭处，
人家隔岸半开门。
岔河集原有两座大庙，街东头有座城隍庙，庙的规模与建筑风格与其它地方的庙宇无二，只是坐落于大街中央两棵大槐树之间的那座老爷庙却颇值得一提。
老爷庙又叫关帝庙，供奉的是关公关云长。
老爷庙坐东朝西，雕梁画栋，红墙碧瓦，飞檐辉映，气宇轩昂。大庙有三洞庙门，平时只开两边的侧门，中间的正门，只在集日开放。庙门前的不远处有一方石座，石座上空高高矗立着一杆迎风招展的旗帜，旗杆的底座有四个石夹春夏秋冬、年复一年地固护着，石夹们默默地、固护着那旗和那大庙的威风与辉煌。
仲春时节，阳光明媚。每逢集日，大庙的正门便早早洞开，这使得寺庙里的众僧以及前来上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的那些善男信女们不用再走侧门，便可以“堂堂正正”地顺畅地进门入院上香。从庙门旁的火池里所盛装的燃剩下的香根儿看，这里香火旺盛。尽管火池早晨才被清理过，可那池子里又香根儿将满，不到一上午工夫，火池里面究竟装进了多少段香根儿，恐怕也只有能够数得清星星的人，才能知道准数。
数以百计的借着赶集到大庙上香的人们，在众僧敲打木鱼和唱经声中，一一跪行到庙中大殿上香拜佛、求药。在这拜佛求药队伍的两侧，全是来赶集、做生意、玩杂耍儿活来凑热闹的人，黑压压的人头一起一伏地虔诚叩首，祈求神灵赐予自己及家人以福寿康宁；鼎盛的香火青烟飞出大殿，在院中袅袅地弥漫着，遮住了满院仲春时节的阳光。人们上香拜佛之后，自然忘不了要游览一下大庙的周围景观。
大殿的后面是禅堂。老爷庙兴盛的时候，庙里住着百十个和尚，有良田十顷，可想而知那禅堂该有多大。在大殿和禅堂之间的地方，有一棵荫蔽庙院的古柏。树下的和尚常常看不到枝叶间成群鸣叫的鸦雀，也早已经搞不清这是它们栖息了几代的老家了，原本可以清晰的分辨出鸟们是在第几根树杈上个唱歌的耳朵，如今也只能听得出它们那茫茫一片的啾唧之声了。
大庙里面的关老爷还有一个造福于民的用途，那就是每逢大旱之年，三乡五里的百姓们都要抬出他来求雨。
“那个时候，村里男女老少有好几百口子，前面抬着关老爷，后面抬着给他的贡品，围着村子、满地里去转呀，转！随后，就把那位关老爷毒毒的日头下晒三天，再轮上三天，过不了几天，天就真得下起雨来，可灵验哪！”
村里上岁数的老人们津津乐道地回忆说。
2
“咱家原来住在霸州县城里，”爷爷回忆说。
住在老县衙正南走100多米再往东拐进去的牛家胡同。那是一套门冲东开的瓦房四合院，院里有正房三间，倒座三间，西厢房两间，东厢房一间和一个门楼，整个房屋的建筑样子有点仿老北京的四合院。
从爷爷当时回忆的神态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家在那个时候就能住上这样的房子自然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爷爷在那个院子里生人，爷爷的爷爷曾在县衙当过主薄，属于旧时的小官吏，爷爷的父亲在县衙里当卒吏。
爷爷也有着只属于他自己的一段传奇经历。爷爷叫王云亭，单说老人的名字就有一番来历。
一个夏季的晚上，我跟爷爷一块儿聊天，问起老人的名字。我当时好奇地问：“爷爷，您说您的名字，是一个老先生给起的，是真的吗？”
“是呀。”爷爷说道，“老先生当时给我起名字时，手捋着须髯，闭着眼睛，慢慢摇头晃脑了几下，就说，四川绵阳有座西蜀子云亭，那里是西汉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扬雄扬子云的读书台。在文学上，扬雄以辞赋见长，与司马相如并称‘扬马’。因而使得西蜀子云亭成为享誉中外、名贯古今的名胜之地。你呀，就叫云亭吧！这就是我的名字的来历。”
听了爷爷那番话，我就想，自己长大后，一定要到西蜀子云亭看看。现在想来，当时的那位老先生给爷爷起这名字，对爷爷的期望寓意也就可想而知了。
老人在城里居住时当过巡警，居家迁回岔河集后，又在岔河集镇巡警局当过马队队长，吹得一手好洋号。
“那时，我有一把大肚匣子枪，身背匣子枪、飞身跨上战马，往岔河集镇街头上那么一走，嘿！那叫威风！”我真切地看到，爷爷当时说那话的时候，那张饱经风霜的老脸上写满了自豪。可接下去的话就没有那么神气了。爷爷又说：“直奉交战那年，有一天我稀里糊涂地不知怎么就把个匣子枪给弄丢了，那还了得！枪就是命呀，一个马队长连自己的枪都看管不住，除去寒掺不说，如果被上峰知道了也是要受处理的呀！这样，我只好把咱家的那辆花轱轳车和那头大杆子牛拉到街上卖了，又买了支跟丢的那把一模一样的枪别在腰里出出进进巡警局，就算是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事给糊弄过去了。当时咱家有40亩耕地，农忙时节雇有短工，当时在咱村里算是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主儿了。”
我望着爷爷的脸，听爷爷讲家史听得出神，久久沉浸在自豪之中。
3
关于我们家的那段每当想起就令我骄傲一阵子的家史，爷爷自是知道得更多，可存放在他老人家头脑子里的关于我们家的那本发黄的史册，随着这位享年84岁高龄老人于公元1979年的溘然长逝，便永久地带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去了。
爷爷生有五个闺女，只有父亲一个儿子。全家由城里搬到岔河集居住时，便拆了城里四合院的正房和倒座，东西配房只收了几担玉米就给了自己本家的一个弟弟，至于搬迁的原因不得而知。爷爷把家搬回岔河集时，便四百块现大洋买下了村里徐家的一个小院。小院盖有四间正房和东西厢房，全都是泥坯房。
爷爷上了年纪，依旧身体健壮，会武术，晚上给生产队看场，村里一些后生就去找老人学武术，带过不少徒弟。
至今健在的父亲在岔河集生人，有三姐二妹，一脉单传。父亲13岁上开始干农活，上到小学四年级辍了学。1948年的秋后，父亲去村南拉大筢搂柴禾，被傅作义的16军抓到雄县板家窝村当了壮丁，去了两个月，这期间，父亲不愿给国民党当差，曾经两次因逃跑险些被活埋，通过国民党一个谍报组组长的关系，也粜了18口袋棒子换成了伪钞去将父亲赎回。父亲年轻时，身体强壮，勤劳本分，又有心计，常出河工，从1955年开始当生产小队副队长，整天价早出晚归地带着社员下地干活，他非常能吃苦。耪棒子地，三锄一个拨儿拐，骑马打夹垄，他全活儿，既锄松了土壤，除掉了杂草，又不伤害禾苗，耕耩锄刨不在话下；遇到拔麦子之类的累活，他总能抢在别人头里，三伏天穿着夹袄，愣不说热，可从后背上流出的汗水却总是湿透衣衫。
我的母亲端庄秀丽，同其他农村妇女无异。生产队那会儿，也是整天价下地干活挣分，回到家还要做饭、喂猪；春冬两闲时，晚上给我们做针线活。
这是一年的冬天，晚饭后，母亲坐在了收拾去碗筷的点着一盏小油灯的炕桌边上纳着鞋底儿，我趴在桌子上写作业。写完了，我正要收拾书包，忽然，我望一眼母亲，只见她在灯下，左手握住鞋底儿，右手握着锥子刺穿了底子，然后拔出锥子，将那针线刺进去，转手拔出；接着，拿过锥子在头皮上刮刮算是抹了油，以便扎鞋底时滑快省力，再将针线刺进鞋底，带着顶针的中指用顶针灵巧地一顶那针鼻儿，鞋底的另一面便露出了针线。我正望着母亲做针线活儿的身影出神，母亲抬头看见了我正望着她发呆，就问：
“写完（作业）了？”
“嗯！”我答道。
“那就把书本装好睡觉去吧！”
“妈。”
“嗯？”
“我姥姥家比咱家富吗？”我想起母亲曾经告诉过我，说姥爷是中医，就好奇地问了这么一句东不东西不西的话。
母亲笑了，明白了我的意思，是对她娘家的家事感兴趣，就说：
“我的娘家成份高，从我的爷爷那辈儿发的财。”
母亲回忆接着说，她的父亲哥儿四个，原先都开着自个儿的大买卖，也都有钱。她的父亲是中医，家里骡马成群，使奴唤婢，家业兴旺。可“七，七”事变后，有一天，一个八路军的干部在姥姥家住了几天，也不知怎么，被汉奸告密，一个小队的鬼子从据点出来，在姥姥家村口冲着她家院里就打开炮了，当场炸死了家里那几头骡子和母亲的爷爷、叔、伯、姨总共六口人，家业从此衰败。姥姥去世后，姥爷续弦，后母常给母亲气受，母亲有一个姑嫁到了岔河集刘家，为不让母亲再受后妈的气，就出面做媒嫁给了父亲。母亲那年16岁。
我听得入了神，一点不困，可母亲怕我明天起不来，就催促我去睡觉了。
我家在当时的村里来说，是比较富裕的。原因是我大姑、二姑、四姑都在北京，他们每月都给我奶奶寄钱过来，有奶奶花的，自然也就有我花的，全家都活便得多。
我从穿着上比村里同龄人都好，姑们都给我买衣服寄过来，我几岁上就能穿上让城里孩子都感到羡慕的“棉猴儿”，后来，我最喜欢穿的衣服是海军水兵服，穿上那衣服走在街上，让跟我一般大的伙伴们羡慕地了不得，他们好奇地跟在我身后前呼后拥地走着、围着、走着，似乎那也是一种享受。有一天，我往前面走，后边跟着几个小伙伴，望尘莫及地又欣赏着我的“棉猴儿”。
“春生哥，我披披‘棉猴儿’行吗？”一个小伙伴突然问道。
我先是一愣，随后扭头用眼的余光瞅一下那个小伙伴，不屑一顾地说道：
“去！”
说着，我继续头也不回朝前走，只觉得身后的脚步声没有了，我庆幸自己终于甩掉了拖在身后的“尾巴”。
我有一般人所没有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养成我性格的高傲，时常不愿意搭理人，他们说我“大”，我却不以为然。你们说我“大”，我就是“大”！我王春生就是比你们强，你们没有棉袄穿，我有棉猴儿还可以不穿呢！因为我王春生生在春天，春风送暖，我就可以不穿棉衣嘛！
与众不同的生活境况，造就了我将来一定要出人头地的个性。我的这种朦胧的个性，主要来自我姑们的影响，是他们影响我从小就去追求美好的生活。父母一天累得够呛，可当别人劝说他们把我们兄弟俩从学校里拉下来，随大人们到地里干活挣工分的时候，他们把脑袋摇得像个拨郎鼓儿，说拼命也要供孩子们念书，尽管父亲有时也因实在太累，对我没去打菜、打草或替他去除下猪圈闹脾气，只感到自己的歉疚，对父亲给予了深深地理解和同情。
我上三年级时，就有一套固定的“学生装”了。头上一顶蓝色的“鸭舌帽”，上身一件艳蓝色小立领明扣衣褂，姑姑给买的那支黑色“金星”钢笔插进左上衣兜，衣褂的下摆上方、左右对称缝制着两个带盖儿的衣兜；下身穿一条深蓝色制服衣裤；脚下一双白色球鞋。一天早晨，我吃完早饭，正要背书包去上学，忽然发现我的上衣笔兜下方有一处浆糊类的脏东西，就喊我母亲说：
“妈！我的衣服脏了。”
“先将就半天吧！我该下地（干活）了。”
“走你的吧！”这时，奶奶打屋里出来，对母亲说；“我给他拿烙铁烙烙吧。”
说着，奶奶从里屋挨着炕头的炕沿旮旯里取出那个长把烙铁，放在外屋的煤球炉子上烤烤，把我的上衣在桌子上舒展开，口含一口水喷在衣服的污浊处，拿起烙铁“呲呲”冒着热气地烙了两下，污浊全无，衣服洁净如洗，我这才欣慰地穿上，背上书包去了学校。
我容不得我的衣服上有半点污点和皱褶。我的这个爱干净的生活习惯，是受了奶奶的影响。奶奶8岁上就死了娘，跟着她的叔叔婶婶长大成人，她的父亲早年间说是去闯关东，就一去不复返，连个音信都没有。奶奶13岁上就嫁给了我爷爷，奶奶长得端庄、文静，天文地理，无所不知，农活女红，心灵手巧，老人的一生勤快的性格，不仅影响了她的子女，也影响了我。我跟着奶奶学会了什么“小小子，坐门墩”、“拉大锯，扯大锯”，什么“小耗子，上灯台”等等的好些童谣，跟奶奶学会了夜晚认天上哪是“七星勺”，哪是“八砖井”，学会了讲牛郎织女的故事，知道了天上的云彩早看东南、晚看西北有雨。奶奶不光大秋时节精通场里的各种农活，论针线活也数头份儿，年轻那会儿，由于孩子多的拖累，不管自个儿整夜整夜地做针线活，上了年纪了，全村人家有丧事还是来找她做装棺衣裳呢！
母亲生有我们姐弟四人，我上有俩姐下有一弟。父亲是一脉单传，我又是在母亲生了我两个姐之后有的我，所以，我的出生令全家如获至宝，因而成为深得奶奶宠爱的掌上明珠，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的出生究竟给全家带来了怎样的喜悦我当时不得而知，可从我记事时起，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我同奶奶如影随形，成了老人冬天的小棉袄，夏天手里摇动不止的蒲扇，却是全村人有目共睹的事实。那是1961年，奶奶被大姑接到北京去住，时间一长，奶奶就开始想我了，叫大姑写信给我父亲，把我带到北京去。父亲收到信后，就骑车把我放进竹筐驮到了北京。
我那年4岁，大姑家住在交通部宿舍楼，楼下是四路无轨电车车站。每天都从窗口往下望那电车的线路，对那车上为什么还伸出两条“大辫子”感到新奇。有一次，我自己去卫生间撒尿，坐在那个进口的坐便器上感到新鲜，在里面蹲了半天不想出来。
“差不多了。”我不知道在卫生间里呆了多长时间，忽然心想，该出去了。于是，我用便纸擦了屁股，提起裤子系好腰带，走到卫生间门前，想拉开门出来，可那门不知咋的，怎么开也无动于衷，任凭我怎么扳、压、推、拉，扶手就是打不开。我后来着急了，急得用脚踢门，急出了一头汗，喘息着眼泪也流了出来。大姑在客厅里发觉从卫生间里传出的响声不对，就走过来，朝卫生间里喊到：
“春生，你在里边赶什么呢？”
“大姑，我被锁在屋里出不去了。”
“奥！你等着！”
大姑从卧室抽屉里找到钥匙把门打开了，我像个囚犯似的被放了出来。
在大姑家住了一年多，等我再回到岔河集时，已经变得满口京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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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童年，离现在已经是恍如隔世般的遥远了，可那些有趣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因为它标志着一个人所经历的社会时代，标志着一段美好的人生经历，也正是那些童年时代的趣事，让我始终在心灵深处珍藏着对家乡的一份难以割舍的亲情。
我们是一代印证父母饥饿年间人生经历的产物，我们印证了一个国家社会历史阶段的落后与贫穷。那个时期，我们的祖国刚刚成立不足十年，但是我们年轻的祖国以他敢为人先的雄伟气魄，史无前例地打出了大跃进、合作化、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令世界上的超级大国感到了震惊。我们的国家忍受住了饥饿，我们的国家勒紧腰带还清了所有的外债，我们以一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形象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从而开始了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国家依然是很落后的，依然是一穷二白的，我们经历了那么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煎熬，饱受了那么多的来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统治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刚刚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我们所暴露给世人的自然一身衣衫褴褛、千疮百孔的躯体。记得那时我们只要能吃上净米净面的纯粗粮的饭食就是最好的佳肴美味了。一年四季除去过年那几天能吃上顿白面馒头、熬肉菜之外，平时都是吃玉米面窝头或饼子、腌咸菜就稀粥，据说，当时不用吃拿棒子骨碌碾碎后掺上小枣皮和野菜搅拌在一起、再撒上些许玉米面蒸出的菜团子，就已经是步入天堂了。除去一日三餐，大人孩子们的食欲范围基本上是零，那怎么办？大人毕竟已是成年人，有了自控能力，可我们这些当时的小孩子却抵御不住食欲的诱惑，拿什么来满足胃口的贪婪需求呢？于是，我们想到了春天去爬到树上捋榆钱；夏天去爬上枣树偷摘树上那刚刚长出的带着枣花的只有豆粒般大小的青枣；秋天借打草的机会去生产的瓜地里扒瓜；冬天去生产队的饲养棚的牲口槽里，乘饲养员不备，拨开那些喂牲口的粗草料，捧起一把细碎的草料吹去草末，把露出的炒黄豆装进衣兜里，一粒粒塞进嘴里解馋。那时，如果能吃上家里大人用杂面放上糖精加水后在簸箕里摇成的炒嘣豆，会成为我们一连几天的难忘的谈资。当然，如果再能从家里拿出个鸡蛋去小卖部换几粒糖块儿或是一把苹果干、柿饼子什么的，那就更是一种想都不敢想的奢求了。
我家先前在城里居住，后来搬到岔河集，花四百吊钱买下了本村徐家的一个草房土墙院。院里有正房四间，东面是磨房和门楼，西面是猪圈和茅厕，院子的西南角长着一棵大槐树，每逢夏季，全家人就在树下吃饭、乘凉。说来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光景，每个夏天的晚上，劳累了一天下来，全家人开始在院子里放上地桌、板凳，围坐在一起吃饭，饭后，在地上铺好凉席，枕着用麦秸或高粱叶子编成的或方或圆形的蒲团，谈天说地的在一起说闲话儿。小院里，春有槐花扑鼻的香气，夏有星夜当空的恬静，秋有蝉鸣伴奏的酣梦，一幅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村生活图画。
那是1963年的夏秋之交，又到了阴雨连绵的季节，我们家原本破旧的那四间泥坯房经不起多雨季节的冲刷，整个浸泡在雨水里的屋顶便开始了愈演愈烈的漏雨和坍塌，全家人提心吊胆地开始端来盆罐接住从屋顶泄漏下来的雨水，接满了盆罐就赶紧端到院子里倒掉再接，就这样，直到大雨停止。天一放晴，父亲赶紧从街上买来白布，把一口废弃的旧锅架好，放入桐油进行熬煮，随后将买来的那一大块又长又宽的白布放入锅中煮泡，待所有白布都被煮泡一尽之后捞出来晾干，就制作出了所谓的“油布”，将那块大大的“油布”吊在屋顶下面，以防下雨天房子漏雨。就是那年的夏天发了一场大水，从距离我们村村北三公里开外的大小柏林庄和前后狄村、于家庙排洪渠来的水一下子汇聚到岔河集，然后再流入村南的中亭河，我们村里的居民，家家户户都进了水，所有的泥坯房都处于大水的浸泡之中，站在村口向四野望去，岔河集成了一方孤岛，四周一片汪洋。
一天下午，我和村里的同龄伙伴们一起跑出村外去看大水后的景观，随后，又独自一人玩耍，后来玩累了，便不知不觉依偎在一家柴禾堆旁就睡着了。直到傍晚，我还没回家，全家人炸了窝，四处寻找，听到家人的喊叫声，我才应着回了家。随后的命运可想而知，我自是招来父亲的一顿责骂，奶奶怕我再有个什么闪失，就叫父亲骑车把我送到了新城县姥姥家居住。
在姥爷家我深得姥爷的关爱，姥爷是个老中医，他常在姥姥和外人面前夸我是块好材料，有一次，姥爷单独跟我在一起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你长大后就学医吧！当医生，共产党用你，那边的人（国民党）过来了，也照样用你，当医生，失不了业。”
那句话，可以说，是姥爷对我平生立志从医的第一次启蒙教育。
我开始记事的时候正赶上“四清”，当时我对“四请”的概念是模糊的，只知道整天让村里那些“多吃了”、“多占了”、“贪污了”、“盗窃了”的大小队干部“上楼”（接受整风教育）。村里来了工作组，帮助村里搞“四清”。可让我想不到的是，父亲竟也上了“楼”，成了被整的对象。
打小时候，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劳累，整天见不到他的人影，就是夏季有午休了，我也很少看见父亲在家里的炕上睡过晌觉。大概是由于过度的劳累，再加上被“整”心里烦的缘故，父亲经常跟家里人发脾气。我为父亲叫屈，可又不敢当面问父亲，就问奶奶，想知道父亲为什么挨“整”，从奶奶的口中得知，他们说父亲贪了污。在当时，作为一个生产小队的副队长，免不了要陪队上来的客人吃顿饭什么的，你吃了吗、喝了吗？吃了、喝了就算“贪污”，“贪污”了就得“退赔”，于是，家里变卖了所有值钱的东西。
那是1964年春节，父亲把我家自养的那头大肥猪宰了，想叫全家过个好年，没成想，被“四清”工作组的头儿给知道了，带人来到我们家。
那时，父亲已经叫工作组的人叫去大队好几天，说“四清”的事儿不完不让回家，白天到队里下地干活，晚上回大队部，家人送饭，把铺盖搬进事先腾出来的房间里去住，考虑交代问题。工作组长对奶奶说起父亲的事：
“王鹤峰的问题还没完呢，你们家事先也不报告就私自宰猪？得充公、退赔！”
“弄走！”工作组组长吩咐随同前去的社员道。
就这样，全家人眼巴巴看着，让工作组带来的社员把我家那头刚宰了收拾好准备下锅的猪给拉走，只给我们一家人留下了散落的一地猪毛和那锅刚烧开的水。
又过了几天，说是父亲的问题交代清楚了，并答应退赔才被放了回来。为退赔，父亲犯了难，通情达理的母亲劝父亲说，退赔就退赔，只要有人就什么都有，退了赔，咱心里也就踏实了，就可以一扑纳心地过咱的日子了。
“唉！都怪我，一辈子不会说假话。”父亲显然是在自责地对母亲说。
“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母亲说，“有话咱就照直说，多咱心里都不愧得慌。不就是陪上边来人吃了十几顿饭，分了一口袋棒子吗？咱赔就是了。”
“可赔什么呀？”
“跟咱爸爸说说，把他那辆自行车推去，再把这大柜拉去。”
“大柜不行，这是你进门子时带来的陪嫁，不能给他们。”
“咋不能给？有人什么都有，以后咱再挣呀？要是还不够，就再把你跟闺女拔的那一万斤干草也拉去怎么也够了。”
唉！那可是我跟闺女……整整一夏天，唉！
“别想那么多了，睡吧！”母亲“噗儿”地一口轻轻吹灭了灯。
我的乳名叫春生，还有个俗名叫傻蛋，不光是我，村里还有好几家孩子的俗名都带个“蛋”字。这样的俗名正印证了农村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习俗。当时，村里大人们给孩子起名，女孩子大多叫“芬”呀、“芳”呀、“兰”呀什么的，是希望闺女长得漂亮；男孩则起名“刚”呀、“强”呀、“壮”呀什么的，是希望小子长得结结实实；另外，越是长得俊俏的孩子、伶俐的孩子，却偏偏起个傻名、笨名、丑名，例如，我叫的傻蛋，则是大人希望阎王爷不再“叫我”，希望我长命。
说来有一件事，不管与大人给我起的这个傻名有没有关系，可那次的“掏喜鹊窝历险记”，确实让我有惊无险地转危为安了。
我那年六岁，一天中午，我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出村玩耍，远远地就望见村外阎家园子里的那棵高高的加拿大杨树，杨树的树梢间夹着一篷大喜鹊窝，遂即产生了掏喜鹊窝的念头。我们很快来到那树下，大树长在一眼老砖井旁。我们望着那树上的喜鹊窝出神，它充满了神秘感，当时，我仰望着那篷喜鹊窝在想，那里面有什么？有喜鹊蛋吗？要是真的有一窝喜鹊蛋的话，上去把它掏下来，拿回家去煮煮吃，那味道肯定比鸡蛋要香得多；要是那些个喜鹊蛋已经孵出了小喜鹊，就把他们弄下来，拿回家去养着，把他们都养大，当它们可以飞了的时候，都排成一行在蓝蓝的天空飞呀，飞！那该多好看呀！想到这，我对同伴们说道：
“你们等着，看我上去把它掏下来。”
说完，我赤裸着上身，脱掉鞋子，一步步慢慢地爬了上去。
我慢慢地爬呀，爬！快了，快了！我暗自欣喜，再爬一下就可以骑在那树杈上，像从裤兜里掏那个似的，稳稳地掏出那窝里的小喜鹊蛋或是小喜鹊。就这样，我爬着，想着；想着，爬着。终于，我伸手抓住一跟树叉，又往上一纵身，就骑了上去。我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望一眼四周，远处是河堤、树木、一望无际的碧绿田野，近处是偌大岔河集村的鸟瞰景色，又自豪地俯视一眼底下的那几个小伙伴，心说，这样的景观你们是见不到的。
忽然，我骑上去的那个树杈由于被虫蛀的缘故，支撑不住我全身的重压，“咔嚓”一声断裂了下来。
这时，一直在下面仰头关注着我的那几个小伙伴惊愕地“呀！”地尖叫了一声，同时，七嘴八舌地朝我大声喊叫道：
“别慌，春生！双手抱住那树身子，俩腿夹住，一点儿一点儿往下来。”
不慌？吹呢！当时没吓死！我立刻只觉得出了一身的冷汗，眼前也有些发黑，赶忙伸出双臂抱住那树干，两腿死命地夹住，心慌得怦怦直跳，再居高临下地望一眼紧挨着树旁的那口砖井，禁不住浑身抖动起来，我给自己打气般得长长吸了口气，定定神！然后，夹紧树干的两腿一伸一缩，两只手臂也本能地配合着一步一步从树上往下爬着。
我下到地上后，就在我两脚跳到地面上的时候，小伙伴们围过来，嗔怪地说：“刚会儿我们的那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可把我们吓坏了！”
“呀！春生，你的身上破了！”
我低头一看，只见我的两臂和肚皮有不同程度的挫伤，在火烧火燎地撕扯般疼痛。我用力睁睁眼，强打下精神，尽管在他们几个中间，我的年龄最小，仍然壮壮胆子低声说道：
“没事！”
我们一同走回村里，随后我自己回到家，往炕上一躺就睡着了。我受了惊吓，病倒了，直到那天晚上，我还高烧不退，烧得直说梦话。
事后才知，当时，父亲给我去找医生，奶奶在我身边一个劲儿的洗换敷在我额头上的那块凉毛巾，且一直唉声叹气地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村里医生来了，给我开了点药，又打了退烧针，没见多大变化。后来，到底是奶奶出去找了人来，给我“叫”了“叫”魂儿才逐渐好了。
遥想童年，村里孩子的娱乐活动也是很丰富多彩的。每到春节，家里大人一年挣的那点儿工分，只能在年底结算时，被大队会计扣除一家人的粮食钱等开销后也就所剩无几了，除去每户从生产小队分到的那点猪肉外，再也没钱去置办年货，也就更没有闲钱去给孩子们买鞭炮，所以孩子们要想不花钱还能过上放炮的瘾，也就只有吃了初一早晨的过年饺子后，一抹嘴就得出去找大孩子们，跟随他们去挨家挨户地捡拾吃饺子前放过的鞭炮中没有炸响的药捻儿炮，带回去独自燃放。平时，放学后，或是赶上星期六、星期日，学校里放假，就聚在一起，弹球儿、来吃包儿吃菜、打木仗，再就是捉迷藏或借着放猪、放羊去漫洼野地里点火烧荒。当然，抓籽儿、跳房子那是小闺女们玩的把戏。
有一些童年时期的玩耍活动带有着“战斗”的色彩。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了，正值“文革”时期，苏修侵略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全国上下一个声音，都在“提高警惕，准备打仗”，从全村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到我们每一个“红小兵”小将，都以一颗红心向着北京，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行动”，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崇高思想觉悟，几乎日夜都在呼喊“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因此，就连我们的与之毫不相干的恶作剧式的玩耍活动，居然也蒙上了一股“战争”的火药味。
曾有一段时间，那是在春天里，我们每天下午放学后，事先向邻村孩子下了“战表”，纠集起全村的男孩子背上小筐以打菜为名，来到村外与邻村交界的那条大沟两侧“埋伏好”，摆下了“战场”。双方都在紧张地准备着“打仗”。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备足了相互间“打仗”用的鸡蛋大小的土坷垃头。
“开仗！”双方的“指挥员”一声令下，两个村的孩子们听到了“命令”，便每个人尽可能多的捡起身边的土坷垃头，以最快的速度向对方的“敌人”投掷出去。两边的“战士”冲杀过来，直到离近了，用投掷的土坷垃都能打到对方了，才相互撤离散去。
时间一长，似乎是觉得这种形式的“战斗”不够刺激，后来两个村的开仗，没有了事先的“文明的”准备阶段，逐渐变得双方都不给对方以准备的机会，只要见对方的“敌人”一露头，立刻就招呼一声“同志们冲啊！”便跑过去便向对方投掷坷垃头，一边投掷一边随机再捡再投，这样，使整个“战斗”变得智勇双全起来，既需要有“八路军战士”不怕牺牲的勇敢，又需要有“打败美国佬”的坚强的决心，由于这种突然袭击方式的开仗，增加了“战斗”的残酷性，而变得比原来刺激多了。“战斗”的结束和“胜利”规则依然是以对方冲过沟去，把“敌人”追击到村边为止。
从此以后，每次“战斗”都变得激烈多了，而且每次都要求对方必须是“奋勇前进”，甚至有时还必须的“前仆后继”，尽管我们也曾被“敌人”追击过沟来，我们“撤退”到村边。但是有一次，我们在进攻“日本鬼子”过程，“追击”过了那条大沟之后，“乘胜追击”时，我们队伍中的一名“八路军战士”一坷垃头打在对面退去的“日本鬼子”的头，随着被打中那个“敌人”的蹲地哭号，我们立即撤退，跑回了本村村边，全体“八路军战士”禁不住庆祝般的跳跃着、带着音符的呼喊起来：
“我们‘中国’胜利啦！我们‘中国’胜利啦！”
那场“战斗”的“胜利”，无疑增添了邻村孩子们“为战友报仇”的对我们“仇恨”，却也增添了我们的“战斗”豪情，都表示要在今后的“战斗”中，争取更大的“胜利”。可后来，忘记是“敌人”被彻底“打败”了，还是“形势”变了的缘故，那样的“战斗”没坚持多久，再也没有“打响”过。
还有一种活动就是脱模子。事先用家里的破鞋底子、头发什么的，拿到街上找串乡叫卖的货郎去交换那种用泥巴制作、烧制而成的，形同小菜碟儿、底部印有花草、人物等各种图案的模子，随后，将那些换取的模子拿回家，另外找来胶泥土加水和泥，团弄得有了粘性之后，扯下块小包子面筋般大小的泥巴填入模子里摁实，随后轻轻磕出，将这个泥制品拿到窗台上晒干，再放入点着火的灶膛里去烧以增加模子的坚硬度，擦去模子表面上的那层黑灰气，找到平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让他们去用实践来的柴草去交换，或者是拿模子来交换模子以互通有无，增加自己的模子品种，提高自己模子的交换能力，借以享受其中的乐趣。
逮鸟，也是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大都在春天到头麦熟这段时间里进行，就是聚集十几个同龄的小伙伴，一起去村外很远的早已没有了芦苇的大苇塘里，把事先带去的30几把夹子，在麻雀们（当时村里人都叫它们“老家”）经常觅食的地方架设好，夹子周围撒上些许鸟们爱吃的食物，上面轻轻支好一个半遮半扣的筛子，筛子的一端系一条长长的绳子，绳子的另一端握在拉绳子的人手里，直等到那些鸟们大都进入到筛子下面觅食之际，拉绳人轻轻地、猛地拉动手里的那条绳子，那些只顾觅食来不及飞去的鸟们便被筛子扣住，自然也就成了孩子们的猎物和口中的美味。当然，这种游戏需要众人耐心地等待，兴许是鸟们也从多次地被俘中汲取了教训，所以表现出久久不来就范。
有一次，小伙伴们在离逮鸟夹子和筛子老远的地方趴了好长时间，都快晌午了，肚子早就叽里咕噜地叫开了，可那些精鸟们还没来吃东西。
“妈的！（麻雀）怎么还不来吃食？”一个小伙伴显然有些焦急地自言自语道。
“老夹肉一口，二十四味都有。”另一个伙伴企盼地说道。
“唉！都饿得前心贴后心了。”又一个伙伴泄气地说道。
“别说话，坚持就是胜利。”说这话的显然是个领头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伙伴们等不及的人越来越多起来，领头的还在给大家打气。后来，大家都感到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不顾那些夹子和筛子什么时候逮住麻雀，一致同意收了夹子回家吃饭。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忘记是谁了，竟提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我倒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大家都竖起了耳朵听着。
“咱这夹子和筛子还在这儿支着，”那个聪明的小伙伴说道，“麻雀们不管什么时候来吃食必定落网，咱们先回去吃饭，吃完饭再回来收获战利品。”
这主意不错，得到大家的一致通过，就都怀着守株待兔般的梦想回家了，因为当时大家都感到吃了饭回来，肯定等待他们的是那扣倒的满筛子的麻雀。可那次，等我们吃了饭回来，发现不光连个鸟毛也没见到，就连那些夹子和筛子也都不见了，后来，问了一个放羊的老头，才得知那些夹子和筛子叫村里的一个哑巴给收走了，大伙都感到气不打一处来，有的埋怨不该把夹子和筛子丢下回家，有的说应该在稍等一会儿肯定能逮住麻雀，也不至于把夹子和筛子让人拿走，总之，那次大伙儿感到好没趣儿。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岔河集是水乡。我最爱好的活动之一就是逮鱼。逮鱼这活儿，一年四季方法各异。春天一般用拉网逮鱼，长约两米半左右的木杆儿拴住网纲，网子有一个个的兜子，网的底部坠着一块块儿铁脚子，为的是在拉网逮鱼时把网子坠入水中。用这种方法逮鱼，一般要拉三到四网，把水搅混了，鱼被混水呛得不能呼吸了才往水上浮出，正如村里小孩子们玩游戏时唱的童谣那样：“一网不逮鱼，二网去赶集，三网连三网，四网逮上条大金鱼。”春末夏初，河里刚开化时，河水凉且浅，比较适合摸鱼。
有一年中秋节前，河水过膝，我同父亲、弟弟三人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半，两个多小时我们摸了30多斤鱼。我们爷儿仨自是非常高兴，我跟父亲说，今天运气好，平常很难逮着这么多的鱼。
“那不是运气不运气的事。”父亲胸有成竹地说。
“那是怎么回事？”我不解地问父亲。
“那是因为，”父亲说道，“我们来回趟水，把河水搅混了，河水缺氧了，水里的鱼呼吸困难了，自然就被抢了上来。摸鱼的人到处乱踩，形成了一个个脚窝，只有顺着脚窝摸去，发觉有鱼后双手合拢一抓，才立刻就能掐上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来。没听人常说吗？混水摸鱼就是这个道理。”
“奥！明白了！”我心满意足地说道。
秋天里逮鱼，也适合用拉网拉河底的底鱼，最佳时机是在头封河之前，这个时候同春天河里的冰刚刚化开时一样，水冷，鱼不动，呆在河底的鲫鱼、鲶鱼、嘎鱼、鲤鱼、泥鳅最容易上网。到了冬天，就只有凿冰捞鱼了，适合用戗网猛地插入凿开的冰窟窿里快速捕鱼，用抬网两个人捕鱼也可以。
我最喜欢的逮鱼方法是“接活流儿”。多在夏末秋初，河水浅浅，在河里挖起河底的泥拦腰筑起一道河堰子，只在堰子的中间留出一个豁口，在豁口处挖出一个圆坑，坑上面架起一个筛子用于接鱼，河水从河堰的豁口处潺潺流出，那些混在水中的鱼们便不知不觉被“一网打尽”了。采用这种方法逮鱼需要耐性，常常是昼夜不停地等待。有一次，我同弟弟一起打堰子，累了，便直起腰来小憩。
“哥，我们今天能接到鱼吗？”弟弟问。
“能，一定能！要有耐心。”我信心十足地告诉他说。我站在清澈的河水里，眼睛几乎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浅浅的流水，时刻准备着奇迹的出现。蓦地，我漫不经心地抬头望着堤上远方那湛蓝的天空，想起在北京姑家居住的那幢漂亮的别墅楼，心说：
“我什么时候也能在这堤上盖幢那样的楼啊！”
由于我从小就生长在农村的缘故，所以对于农村生活的苦涩与父辈们的艰辛我是耳濡目染的。为了补贴家用，缓解全家人生活的贫困，我四岁那年就知道了，父亲常跟爷爷一起去北京卖羊杂儿。他们为什么要去北京卖羊杂儿呢？因为我的三个姑姑都在北京，有亲戚，可以落脚呀。卖羊杂儿可是个辛苦活儿！每天都得到羊肉铺买来生羊杂儿，煮大半夜才能煮得熟烂，天不亮装车动身赶路。当时那去京作小买卖的路全都是土路，父亲推着花轱轳木轮车赶路，爷爷在一旁跟着走，头天晚上赶到大兴县庞各庄住一夜，第二天起大早进北京串街叫卖，北京的胡同多，一般哪次都能卖光。不过，有的时候，常常碰上专门驱赶乡下小贩的像是食品卫生防疫部门的管理人员就没那么幸运了。
有一次，父亲和爷爷在大红门一条街巷里，刚把那车羊杂儿卖完，爷爷一见来了人，赶忙把卖羊杂儿的钱换成的那一布袋大米围在了腰间，外套上那件大皮袄，闪身进了旁边的厕所，慌忙解下丢进茅坑，直到那几个臂带红袖标的防疫部门管理人员走后，爷爷才出来。
爷爷探头探脑地悄悄悄从厕所里出来，一看管事的那些人真的走了，忽然又转身回去。“爸！”父亲知道爷爷回去干什么，就叫住了他的父亲。
“我去拣那……”爷爷是想回去从厕所里拣回那袋子大米。
“算了吧！”父亲叫住了爷爷。
爷爷也知道，如果让那些“管事儿”发现了，不光没收了那袋子大米，还得罚钱，倒不如忍个肚子疼，省得落个“赔了夫人又折兵”。
“四清”开始后，父亲上“楼”挨了“整”，自然也就不能再从事他那卖羊杂儿的营生了。尽管随着时间推移，父辈们进京卖羊杂儿的事像一桢发了黄的老照片一样失去了色彩，可它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却充满了终生难忘的苦涩，让我感到了父辈们人生经历的辛酸苦辣，它从那时起就深深刺痛了我幼小的心灵，激励我一定要用自己的奋斗与拼搏去改变生活与命运，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一晃儿，我到了上学的年龄。那是1966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我刚从村外大坑里洗澡回来，一进家门，便被父亲喊住，他递给我一个母亲缝制的书包，说让我上学去。我背着书包和凳子走在了大街上，忽然发现大街小巷的房屋墙壁上贴满了彩色标语，一队不知从哪个学校来的戴着红袖标的学生喊着口号过来，其中一个在人群里正等着生产小队长派活的社员小声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