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德累斯顿
阿图尔·叔本华在德累斯顿生活了长达四年之久，这是他最富于创造性的自我表现时期，也是他那思维天才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地活动的时期；这种天才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紧张的连续工作过程，带来了他此前所积累的所有的经验、观察、思考和思维过程的收获，并由此奠定了他的哲学体系的中心建筑，这一哲学体系在他这一完成之后只是还由各种各样的扩建和改造来补充。但是，在他着手规划自己的代表作之前，他还要完成歌德激励和资助他的那些研究。当自然研究者们把诗人的职业看作是不符实际的，并说定它是或多或少严肃地胡诌诗句的手艺，而决不愿承认诗人气质的思想家具有实质性的研究和科学推论的天赋时，当他们对这些加以高傲地嘲笑或简单地忽视时，歌德却庆幸在《四重根》的作者身上发现了一位真正的独立思想家，这是一个喜出望外的幸运，这个独立的思想家适宜于作为好学的学生在其寂寞的认识道路上陪伴他。歌德向老朋友卡尔·路德维希·冯·克奈伯尔描述说"年轻的叔本华"是个"值得注意的和有趣的人"。叔本华也以火一般的热情投入了事业，并且正是在歌德的指导下进行的这些光学练习，使得他在魏玛的逗留时间延长得超出了原初计划的时间。单是独立地研究新的材料，就很快地使这个最初仅仅是充满敬畏地学习的年轻人产生了自己的思想。他与歌德完全一致的方面是同牛顿的色彩学说的对立。按照牛顿的色彩学说，阳光的任何光线都是由七种有色光线组成的，所有的颜色都是阳光的一部分。与此相反，歌德宣称颜色正是产生自光和黑暗的共同作用，他根据自己无数次的试验说明："我们在一方面看到光，看到明亮，在另一方面看到阴暗，看到黑暗；我们把混浊放在二者之间，从这些对立面中，借助于想像出来的中介，同样在一种对立中形成了颜色。"
叔本华评述说："歌德把忠诚的、忘我的、客观的目光关注事物的本性，牛顿仅仅是一个数学家，他总是匆匆忙忙地只是测量和计算，并为此目的而把一种用肤浅地理解的现象拼凑出来的理论当作基础。真理就是：只要你们愿意，随便扮什么鬼脸！"然而，他在仔细思考所面临的问题时还超出了歌德，并论证了这样做的必要性："即便我们（我在此指的是很少的人）在此之外还看到了歌德驳斥了牛顿的错误学说，一方面是通过他的著作的论战部分，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牛顿学说所歪曲的任何一种颜色现象的正确描述，这一胜利也只有在一种新的理论取代了旧的理论时才是完全的。"因此，他在歌德那里并没有看到真正的--反牛顿的--视觉和颜色产生的理论。他之发现这一理论，乃是从生理学的颜色的现象发出，沿着研究每一种颜色的本质与对它的感知之间那迄今为止未被发觉的联系的道路进行的。他可以总结说："颜色本质上主观的本性只有通过我的理论才获得其完全的权利，尽管颜色的感觉早在这句古老的谚语中就已经得到了表述。但在这里，康德关于审美判断或者鉴赏判断所说的话也适用于颜色，它虽然只是一个主观的判断，但却要求像一个客观的判断那样获得所有正常人的赞同。"
当然，"独立思想家"以及他的这些思考不可能不在一些问题上与歌德的论断陷入矛盾--在一些非本质性问题上。关于这个问题，叔本华曾写信以如下的方式向歌德描述了他的见解："关键在于白色的制作。牛顿在这里只是完全偶然地并且只是在字面上接近了真理，而您则已经说明了事物自身的本质，即通过对立来扬弃一切颜色，在这方面要纠正的只是，例如产生出来的灰色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并不属于作为颜色的颜色，而是仅仅属于化学的颜色，此外，要为您辩解而需要说的话都已经详细地说过了。在我这里，白色的制作仅仅意味着：如果在视网膜的同一个地方直观红色的活动与直观绿色的活动同时产生，那么所给予的是白色或光线的感觉，也就是说，是眼睛的完整活动，它的两个等分的部分是绿色和红色，即使不等分也是一样。巴黎的马鲁斯和阿拉戈最近进行了困难的试验和有教益的研究，是关于光线的偏振和消除偏振的，其时同质的光显露了出来。但这一切都是无效的劳动：一旦他们和牛顿一样在光的一种独有的原初的可变更性（可分性）中去寻找颜色的本质原因，他们就走错了路，因为那原因不在这里，而是在于视网膜活动的一种原初的独有的可变更性（可分性）……"
叔本华小心翼翼地说明了他作为颜色理论的作者与歌德作为创造性的新直观方式的实践家之间的关系："谁沿着科学的经验道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并发现了一批事实并按照直接的联系有秩序地描述了它们，他就像是发现了一块新大陆并暂时草拟了它的第一张地图的那个人。但是，理论家却像是那些每一个把人引入新大陆，在那里攀上一座高山，从山顶将大陆一览无余的人们中的一个。他来到这上面，这是他的功绩，但他从这上面俯视，而在下面游荡的人们却错过了最近的道路，他更精确地确定山脉、河流、森林的比例和位置，而这一切如今都是易于反掌的。"不过，奥林匹亚山神却对长大超越了他的权威的门徒有点儿恼怒了，并没有对后者深奥的工作致以他所期待的喜悦的、无条件的承认。相反，就他那简洁直率的表达来说，他更加赤裸裸地以讥讽的口吻说：只有当学生不如老师的时候，他才愿意更长久地承担老师的担子。可以想像，叔本华对此肯定感到深深地失望，但他并没有让老人为此付出代价，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充满感激的崇敬，在同样的情况下，他是不会把这种崇敬给予"与他同时观看太阳的人们中的任何一个"的。然而，《论视觉和颜色》一文并没有带来比歌德的论文更好的命运。印刷好的作品出版于1816年的复活节博览会。四年之后，叔本华在第二版的前言中讲道："自此之后，无论是生理学家还是物理学家都对它不屑一顾，而是依然故我地停留在他们的文本中。"在这期间，无论是歌德的还是叔本华的颜色学说，都被学术上得到认可的那种学说的大多数代表们怀疑为业余水平，并因此遭到他们的轻率的拒绝，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化，但也一再有个别地位决不低的学者对他们表示支持。由此，说这些文章的科学意义问题在严肃研究的论坛前早已得到裁决，这一广为流传的信仰必须遭到最坚决的驳斥。
二、伟大的作品
即使叔本华还被他的母亲、他的妹妹和大多数凡夫俗子视为不可救药地不合群，甚至从根本上说是敌视人类的，即使这种成见按照天生的和有经验的悲观主义者的表面假象和严重的过敏而不无道理，那也不可以由此推论出，他在任何时候都是过着真正离群索居的生活。无论是早在哥廷根大学时代，还是在魏玛，包括在德累斯顿的几年（1814～1818年），他都有着自己的朋友和熟人圈子。当然，他在选择朋友和熟人时是非常小心和挑剔的。但是，值得说明的是，他所选择的标准决不总仅仅是理智上的品质，而更经常的是性格上的品质，以致在叔本华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些友谊的场合，在这些场合中，对方必须能够并且愿意容忍他那些或多或少善意的冷嘲热讽。面对精神上与他相比处于劣势的人，他很少能够克制自己的这种冷嘲热讽。此外，受之有愧的重视、幻想出来的重要性和非分地或者错误地加冕的权威--那些不真实的价值和错误的评价，它们多半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势力代表着所谓"同时代的文化"--经常诱发他辛辣的嘲讽，这自然而然地给他带来了不可避免的、事实上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人际对立。他甚至有时还因此而失去了他所在意的那些人际关系；因为对于一个有着过于敏锐的判断力的天赋，为此而被不公正所激怒的自我意识的叛逆本质来说，即便是具有活跃的理智和敏感的同情的人也没有多大意义，这是令人惊异的。在德累斯顿时，与路德维希·梯克的友好交往由于叔本华对他年轻时代的好友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轻蔑表示而突然中断。但除此之外，如此快地成熟起来以致达到其值得赞叹的思维能力之高峰的哲学家，归根结底在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中间，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个寂寞的人，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对于他的精神发展，或者干脆说，对于他的思想世界的形成能像大学教师G·E·舒尔茨、F·迈耶尔和歌德那么重要：在他那个时代，舒尔茨向他指点了柏拉图和康德，迈耶尔向他介绍了印度哲学，而歌德则是由于他那观察、思维和存在的整个方式。
"在我的手里，主要是在我的思想里，正构思着一部著作，一种哲学，一种把伦理学和形而上学融为一体的哲学，……这部著作在成长，正在慢慢地具体化，就像一个孩子在子宫里成长着一样。我不知道，最先形成的是什么，最后又将形成什么……我看到了一个环节，一个容器，一个接着一个的部分，这就是说，我心不在焉地写下了，部分是怎样适应于整体的，因为我知道，一切来自一个根源。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只有这样，一个整体才能生存……我，坐在这儿的我，朋友们认识的我，并不理解一部作品是如何诞生的，就像母亲不理解她体里的孩子是怎样诞生的一样。我注视着它，并且像母亲一样说："我害怕怀孕"。"
这些出自叔本华死后遗留的关于自己的说明的话，动人地描述了在他的代表作形成过程中他的内心状态。这部代表作简直征服了他，就像一个艺术家的创作由以形成的那些念头和画面征服了那个艺术家一样。某种在本质属于艺术家的东西也的确存在于这种观念的孕育中。完全就像艺术家在自觉的、深思熟虑的作品中观察、整理、构思那直觉地感知的东西，并将之提高到一种可以清晰地纵览的整体的直观性一样，思想家在这里完成了一个最终令人惊喜的、自身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构建和扩建：我在言词中、从而也就是在概念中的思维，也就是理性的活动，对于我的哲学来说，无非就是技术的东西对于画家来说所要的那种东西，是真正的绘画，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但是，真正哲学的、真正艺术家的活动的时间就是我用理智和感觉纯粹客观地透视世界的那些时刻。这些时刻不是什么有意的东西，不是什么任意的东西，它们对我来说是给定的东西，是我特有的东西，是使我成为哲学家的东西，在它们里面，我把握了世界的本质；它们的结果经常在事后很久模糊地重现在概念中，并如此长久地固定下来。"--就连接也使人想起某些创造性艺术家的论断："固定"，即作品的最终不可更改的形象，只是最初接受的"灵感"的"模糊重现"。然而，思维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一种完全清晰的、明确的结果，它可以由创造性的思想家自己作出最精确的界定："我的全部哲学可以总结为这样一句话：世界是意志的自我意识。"
如果人们要找出这种世界解释的哲学史前提，那么可以遵循叔本华自己的答复。他对格威纳说道：除了"他仅仅设想了"（我们今天可以说：想透了）康德哲学之外，"在他的理智发展中特别是爱尔维修和卡巴尼斯具有划时代的影响"；这两人"使他认识到理智的第二自然"，对这种自然的思辩论证给他带来的不朽的荣誉，他本人是把它当作"自己的学说的焦点和本质性贡献"催发的。格威纳在"两个著名的法国感觉主义者"的名字之外还附加上了"诗意的悲观主义者"夏托布里昂的名字。一旦睁开的眼睛感知到了什么，哲学家个人的思想工作从被感知的东西中为认识带来了什么，这在他主观上合乎逻辑的考虑方面和客观的总结方面没有任何先驱可言。因此，叔本华在给出版商弗里德里希·阿诺尔德·勃洛克豪斯的信中有理由这样写道："我的作品是一种全新的哲学体系，这是完整意义上的全新：不是对已有的东西的新表述，而是最高度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想到过的新思想。"但是，叔本华最终怎样以他的思维工作的这一最富有人格的收获来处在由心灵一致的指路人、先驱者和启发者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勾勒出、但并没有完成的精神风景画中，这还是由格威纳从叔本华与康德的关系中造成疏远的因素出发作出了杰出的说明："早在作为一个大学生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了康德精神中的巨大亏欠，并且相信必须把这追溯到沉思的完全缺乏。他当时说："如果不是歌德同康德在同一时代被遣派到世上，仿佛是为了在时代精神中与他保持平衡，那么，康德就会像一场梦魇一样罩在一些有追求的心灵上，压迫它承受巨大的痛苦。但现在，两人从截然相反的方向起着极其令人舒畅的作用，也许将把德意志精神提高到甚至超越古代的一个高度"。在此，我们发现了他自己的体系与双重的线索交汇的那个点：通过在意志中体现绝对命令和柏拉图的理念，不仅把康德的伦理实在论补充成感觉主义者的物理实在论，而且补充成歌德的审美实在论；尽管如此，意志的本质在自身中包含着二者的唯心主义基本观点。这就是他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