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终究是建立在彼此信任、彼此尊重上的，如果事事猜疑别人，那么，将很难与别人建立良好的友谊，自己也会变成一个孤立无援的人。信赖对方，才能赢得对方的敬意。即使偶尔被出卖了，只要你是正直且宽宏大量的，最后的成功会证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小叛逆是发生不了作用的。
尤其在同一个工作岗位的人际往来，互相信赖、互相联系，是工作顺利的基本条件。因为，缺少了信赖，团队将没有办法同心向共同目标迈进，当然更谈不上所谓“苦干”的敬业表现了。
往往一个人无法办到的事，由几个人分工合作，就能发挥很高的效率。企业组织本来就是小团体与小团体的结合体，假使构成这个结合体的每一分子都彼此猜疑，这个团体必然涣散而不堪一击。
一个领导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信任下属，尊重他的个性、欣赏他的创意。这种尊重与欣赏可以使你工作行事无所不利。不能信赖别人的人，会使生活中充满猜疑，自己做事情不顺利，连带会使受猜疑的人自暴自弃。如果是一个有才华的领导，猜疑心太重还可能使自己壮志未酬而身先死。
（十）淡而不厌——如何有效地节制自己的嗜欲
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人德矣。
——《中庸》
子思说，君子的道，平淡而有意味，简略而有文采，温和而有条理，由近知远，由风知源，由微知显，这样，就可以进入道德的境界了。洪应明说：“有妍必有丑为之对，我不夸妍，谁能丑我？有洁必有污为之仇，我不好洁，谁能污我？”人都有爱好甚或嗜好，这本不要仅，关键是如何引导爱好与嗜好，有效地节制，不使之过度与极端。
我们来看历史上一些风云人物，原本没有什么文化，但经血与火的生死考验，风云变幻局势中从政的切身体会，使他们的见识往往高人一筹。比如放牛娃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提倡“谨嗜好”，显然比他手下那些有文化的文臣僚属们看得深远；就是对今人的品德修养，也仍然有借鉴意义。
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年（1387年）八月，朱元璋与侍臣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话。朱元璋说：“人君一心当谨嗜好，不为物诱，则如明镜止水，可以鉴照万物。一为物诱，则如镜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泊浊，岂能照物？”侍臣说：“陛下谨嗜好，正心之道莫过于此。”朱元璋又说：“人亦岂能无好，但在好所当好耳。如人主好贤，则在位无不肖之人；好直，则左右无谄佞之士。如此，则国无不治。苟好不当好，则正直疏而邪佞进，欲国不乱，难矣。故嗜好之间，治乱所由生也。”虽是古文，但话并不难懂，道理也很明白。朱元璋认为人应当有所好，但不能有不当嗜好，特别是要“不为物诱”，否则就会好坏不分、是非颠倒，危害巨大。应当说，这是朱元璋积几十年人生经验得出的真知灼见。
嗜好，也就是爱好、习惯、怪僻，可以说人皆有之。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过一本《中外名人嗜好大观》，数百位古今中外名人，嗜好也是千奇百怪。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喜欢听驴叫，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生性爱鹅，陈毅元帅业余爱好下围棋，美国前总统罗斯福酷爱集邮，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是小提琴迷，德国大诗人席勒只有闻烂苹果味才能激发创作灵感，如此等等，有的简直令人莫名其妙。明人张岱有言，“人之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有点嗜好，可以怡养性情，充实生活，且于他人于社会无碍，自然不能一概反对。
话虽这么说，但嗜好也不能不加节制地任其发展。特别是那些有可能向恶的方向发展的嗜好，按照朱元璋的话说，更是要“谨”。
凡事当有度，即使是有益的嗜好，也要适当把握，不能沉溺其中，以防贻误正事。像春秋时机卫国的国君卫懿公，喜欢养鹤，这当然不能算坏事，但这位先生爱鹤成癖，竟然让鹤享受大夫待遇，封给鹤卿的禄位，并配给一辆豪华专车。后来狄人进攻卫国时，卫懿公号召国人上前线作战，人们说，“让鹤去吧，鹤有官位官禄，比我们强。”结果狄人大败卫军，卫国很快灭亡了。对嗜好不加节制，导致人心离散，国破家亡，教训太深刻了。
对不良嗜好，更要十分警惕，千万不能沾染。例如黄、毒、赌之类，沾染此道的人，在尝试刺激的同时也把自己送进了火坑。赌得倾家荡产、嫖个妻离子散的、吸毒进了班房的并不少见。
要注意“不被物诱”。种种不良嗜好的实现，都要有金钱作物质基础；对钱与物的不择手段的追求，必然又引发新的不良嗜好。受钱与物的诱惑，就会是非不分，美丑颠倒，原则丧失。
人生在世，多少都有一点个人嗜好。我想，对嗜好不应该顺其自然，在作出有益、无益，甚至有害的区别之后，还是如朱元璋所说，“谨嗜好”为好。
人固然会有许多癖好，而一个有修养的人必须自省其所好的道德标准，看看和志向是否一致。孔子说过：“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就是说，能以眼前的事为例一步步做去，就是最好的实现仁道的方法。比如推己及人：你自己想要的，人同此心，大家都想要，都应该得到；你自己不喜欢的，别人也不喜欢，所以你也不应该把它加在别人身上。
孟子则说：仁、义、礼智这些好品质，每个人都天然地禀有一点，像同情心、求知心、恋母心等就是明证，这些都是“善端”，有了这些“善端”，关键是要能很好利用，“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与舍，全在自己。孜孜以求，尽管只是从自己禀性的那点端倪出发，达到目标也是不难的。
老子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则不辱，知止则不殆。”意思是说过度执著于权势地位，一定会磨损生命；财富储积过多，一家会失去很多。知足的人不会受辱，知止的人就没有危险。“知足之戒”可作中庸为人处世的座右铭。
自古以来，许多人以这种人生哲学为生活指针，以保身于乱世中。比如，后汉时的疏广以渊博的学识被朝廷征召为太子太傅，教导皇太子。5年后，当太子的学识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便引身求退，他说：“吾闻知足而不辱，知止而不殆，功成身退，天道也。今官仕至二千石，宦成各立，如不去，惧后悔矣！”于是便辞官返乡。
疏广的一些好友见他这样做颇为担心，就说：“如此子孙无一文”，规劝他购置田产以遗后世，疏广不以为然，他说：“留给子孙过多的财产，无疑是告诉他们可以怠惰。贤而财多，则损其志；愚而财多，则益其过。而且富者易抬人怨，我不希望我的子孙犯错或得罪他人。”
疏广终得天寿而去世。后人提及他做人处世之道，均佩服地说：“行知足之计，免殆辱之果。”此等人才称得上中庸睿智。
“从欲惟危”，欲望本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但如果欲望过度，就会带来许多不幸的祸害，甚至祸及社会、国家。所以，古人对于贪欲特别严以告诫。
《韩非子》中记载着一则故事。晋献公想要攻取虢国，但必须经过虞国，正百思无计之际，苟息进言：“赠之以垂棘之璧和屈之骏马，再要求借路，如此必得应允。”献公不放心地说：“垂棘之璧为镇国之宝，而屈之骏马为我无价的坐骑。如果对方收我国礼物，却拒绝借路，那又该如何是好？”苟息道：“假如虞国无意借路，必不敢接受礼物。一旦收下礼物，必会借路我国，那时一切就成功了。这样宝物就好像由内库移到外库；骏马也好似由内庭马厩移至外庭马厩一般，根本用不着担心。”“我明白了！”献公满意地说。随即派苟息为使臣，带着墨玉和骏马赴虞国，交涉借路之事。
虞公看了晋国送来的大礼，大喜之余便欲接受，这时有位大臣挺身阻止，他说：“且慢，此事千万不可行，对我国而言，虢国如同车之轴，车与轴互相依存，缺一不成。如今若借路给晋国，用以攻打虢国，等到虢国灭亡之际，虞国也必有亡国之忧，请王三思而行。”然而贪心的虞公未纳忠言，而接受了晋礼，同意借路。于是晋国便顺利地攻打虢国，胜利凯旋。
三年后，晋国再次起兵，这次打的是虞国。虞国不堪一击，很快就败亡了。苟息取回璧和骏马，献还给晋献公。献公喜出望外，说：“璧仍是完美无瑕；而骏马则强壮不少。”
韩非子对此作了以下的评论：“虞公战败并失领土，乃因其短视近利，未考虑到损失的可能性。”并说：“顾小利，则残大利。”
嗜欲过度，就成为“贪”。贪是人性的一大弱点，虞公的愚蠢值得人们引以为戒，以免自己陷入贪的漩涡中。自古以来，多少人才毁于贪，多少英雄豪杰因贪而沦于万劫不复的泥潭；现实中，有些人面对小利的诱惑，难以把持，结果贪图眼前小利的人，常损失原来获得的大利。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老子的这种观念，现在人会认为保守落后，消极悲观，但对于利欲所浸泡的人，何不是一味良药。当过度的追求物质与官能享受，沉湎于中，不可自拔，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回到一种中间状态，这是中庸的智慧。
人生的一切欲望，归纳起来不外乎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为了满足这两种欲望，相应地产生了两大追求：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有种人把物质欲望当做人生的全部，因此对精神欲望的追求不高，而另一种人精神欲望相当强烈，对物质却不十分看重。中庸做人之道：追求功名利禄时不要抢在前面，当进行品德修养创立事业时不要落于人后，享受物质生活不要超过一定的范围。
一个人过分追求物质享受，会养成各种不良嗜好，甚至会作威作福。不良的嗜好对人的危害好似烈火，专权弄势的脾气对心性的腐蚀如同凶焰。假如不及时缓和一下其强烈的欲望，那猛烈的欲火即使不将其烧得粉身碎骨。正如老子所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慎独”意识，缓和自己的贪欲，尽量避免“伸过头”、“蛇吞象”的现象出现，如此才能潇洒地走好自己的人生历程。
（十一）杀身成仁——把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一点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
提高自己的境界，一方面是自我向内的，即心里的空间要大，一方面是向外的，即思维的格局要大。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向孔子请教说：“先生，您讲的仁德、忠义都是极好的。人人相爱，以仁义待人，确实是一种美德。仁德我很想得到，但活在世界上也是我的欲望。假如仁德与生命两者发生了冲突，该怎样处理呢？”
孔子严肃地回答说：“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凡是真正的志士仁人，都不会因为贪生怕死而损害仁义，应该为了成全仁德，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
弟子恭敬地给孔子施礼，表示敬服。这时，学生子贡又问孔子说：“仁德一定是很难得到的吧？我们应当怎样去培养它呢？”
孔子回答说：“培养仁德可以从头做起。比如说，工匠要做好他的活计，必须先有得心应手的工具。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应该选择那些大夫中的贤者去敬奉他；对于自己来说，就应该挑选那些士人当中的仁者交朋友。这样，才会培养起仁德来。”
在做人上，杀身成仁，可以理解为处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的一种境界。《劝忍百箴》说：顾全大局的人，不拘泥于区区小节；要做大事的人，不追究一些细碎小事；观赏大玉圭的人，不细考察它的小疵；想得到良材的人，不在乎其上的蠹蛀。只为一点瑕疵就扔掉玉圭，就永远也得不到完美的宝玉；只为一点蠹蛀就扔掉木材，天下就没有完美的良材。
要做大事，须统观全局，不可纠缠在小事之中，摆脱不出。看到远处，才不会被眼前的景象所迷惑。许多很有潜力的人正是被一些次要、渺小的东西阻挡了前进之路，更有些人甚至因为斤斤计较而毁了自己的一生。
《淮南子》中的“九方皋相马”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秦穆公对伯乐说：“您的年纪大了，您的家里，有能去寻找千里马的人吗？”伯乐回答说：“好马可以从外貌、筋骨上看出来。但千里马很难捉摸，其特点若隐若现，若有若无，我的儿子们都是才能低下的人，我可以告诉他们什么是好马，但没有办法告诉他们什么是千里马。我有一个朋友，名字叫九方皋。他相马的本领，不比我差，请您召见他吧！”
于是，秦穆公召见了九方皋，派遣他去寻找千里马。
三个月之后，九方皋回来了，向秦穆公报告说：“千里马已经找到了，在沙丘那个地方。”秦穆公问他：“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九方皋回答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秦穆公派人去看，结果是一匹公马，而且是黑色的。秦穆公非常不高兴，于是将伯乐召来，对他说：“真是糟糕，你推荐的那个寻找千里马的人，连马的颜色和雌雄都分辨不出来，又怎么能知道那是千里马呢？”伯乐长叹一声说道：“他相马的本领竟然高到了这种程度！这正是他超过我的原因啊！他抓住了千里马的主要特征，而忽略了它的表面现象；注意到了它的本领，而忘记了它的外表。他看到他应该看到的，而没有看到不必要看到的；他观察到了他所要观察的，而放弃了他所不必观察的。像九方皋这样相马的人，才真正达到了最高的境界！”那匹马牵来了，果然是天下难得的千里马。
因此处理事情的时候，一味地强调细枝末节，以偏概全，就会抓不住要害问题而限制自己的范围。没有重点，头绪杂乱，就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而做不成任何事情。因此，无论是用人还是做事，都应注重主要方面，不要因为一点小事而妨碍了事业的发展。须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要用的是一个人的才能，不是他的过失，那为什么还总把眼光盯在他的过失上边呢？忍小节，就是不去纠缠于小节、小问题，要宽恕待人，用人之长。
一个人对于某事犹豫不决时，就会发生如上的迷惑或彷徨。这时候，如能针对自己的目的，抓住核心问题来研究，就可以发现一条排除迷惑的大道。
我们看问题应该把着眼点放在较大的目标上。这也是“慎独”的功夫。反这却是偏激与不及的，例如一个没有做成生意的售货员向经理说：“买卖没做成，但我和那位客人吵嘴赢了。”在销售中，重要的是做成生意，而不是分辨谁对谁错。
子夏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意思是在大节上不能超越界限，小节上有些出入是可以的。如果用部队里的术语来说，我们宁愿失去一场战斗而赢得一场战争；也不愿因赢得一场战斗而失去整个战争。
（十二）行己有耻——一经发现过错就要勇于改正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论语》
孔子提出了君子应当具有的品德，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庄重威严、认真学习、慎重交友、过而能改等项。作为具有理想人格的君子，从外表上应当给人以庄重大方、威严深沉的形象，使人感到稳重可靠，可以付之重托。他重视学习，不自我封闭，善于结交朋友，而且有错必改。以上所提四条原则是相当重要的。作为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过则勿惮改”，就是对待错误和过失的正确态度。可以说，这一思想闪烁着真理光辉，反映出孔子理想中的完美品德，对于研究和理解中庸思想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