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兰挎着绿色书包醒目地站在站台边花坛的边沿上，眼睛锁定街对面的一个巨幅的地板广告，一个黄色的赤裸婴儿像只虫子一样在地上快乐地爬。我把她拉下来，只见她面色果冻般地凝重。我解释说：在学校里被一个找儿子的老太太看上了，所以耽搁了。杨兰并不计较在冷风中一个小时的伫立，一副幻想还没有被浇灭的样子问：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为防她临阵脱逃，我想也不想坚定地说：没有。并且招手叫了出租车。
车子开动了，杨兰无视出租车司机的存在，声音由微弱而清朗地开说了：这两天我看了一下反堕胎的资料，说是有美国某大学一个伦理学教授，不管天气多么恶劣，不管别人如何看待他，每周日都会举着一个醒目的标语牌，站在大学附近一个妇产医院的门口，牌子上写着反对堕胎。我已经拿定主意要让杨兰彻底绝望，堵死她思想和行为上的所有退路，把她逼上手术台。如果她在任何一道门前畏缩不前，我甚至可以扣死她的手腕，把她拖进去。于是我说：有些极端的宗教分子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把胎儿视作一个生命，但是法律上根本就不承认，法律上通常或者把露出母体或者把第一声啼哭或者把独立呼吸看作是生命的开始。我不希望你把流产等同于――杀人，这是一种愚蠢的不切实际的抒情。我把她想要表达而不忍表达的隐晦意思完全而突然地曝露，希望起到休克疗法的功效。
出租车遇交通堵塞停了下来，一脸横肉的出租车司机一句国骂之后，就开始以其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嗓门说话了：又是堵车，这个世界就不打算让人安稳一下。就拿那些交警来说，有些路面标志不清不楚的，他们不会重新油漆一下，而是在那儿守株待兔。前天，不，大前天，老子拐了一个弯，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一个交警，把我拦截了，他一边让我停车，一边招呼一个躲在暗处的同伙说，又抓了一个――其实你们这个事儿，跟我那个事儿是一样的。没有人告诉你们该怎么样做，就像路上的标志不明显。可你一不小心做了错事，就马上有一大批人跳出来了，家长说不要脸啊，学校说要开除啊――当时我被那俩孙子逮着了，扣了我两分，罚了我一笔。我也委屈的不得了，不是心存侥幸要去违章啊，实在是没看见，其实他们也就没打算让我看见。你们看我的块头五大三粗的，可又能把他们怎么着啊？揍他们一顿、进几天拘留所，然后就不跑车了？可我还有老婆孩子要吃饭啊！我说姑娘啊，你也就认了吧！杨兰羞赧而无声地一笑，还真有那么一点自认倒霉的意思。为了不让出租车司机在这个问题上再发议论，我打转了话题的方向盘说：我在报上看了一个类似新闻，说是两个便衣警察发现一老年嫖客与一舞厅小姐正在谈判出台价格，于是不动声色地监视着；等到嫖客与小姐谈妥了外出开房时，俩警察悄悄地尾随着；等到二人进了当地农民的简易出租屋后，后者就在外面不紧不慢地等了一个小时；但等到两人一边整理衣服一边从出租屋里出来时，那俩警察就从暗地里冲出来，上前抓了个人证物证俱全……出租车司机显然没有听出这则新闻与他的经历的相似性――为了罚款创收，警察有时无意于制止违法，甚至通过自己的消极不作为来纵容违法，而是把话题扯到不时爆出的大学女生卖淫的事情上了。出租车已经通过了因道路施工造成的交通堵塞地带，停在医院附近。
门诊部在望时，杨兰忽然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我发现小白跟我的情况恰好相反。我问：小白是谁？她站着不走了，盯着我生闷气。我在大脑中打开搜索引擎，输入关键字，等待，巨多项搜索结果，挨个打开查看，很多是网页链接不可用，要么就是相关系数太低。杨兰忍不住怪声怪气地说：你家的狗！我问：我家的狗怎么了？杨兰开始不管我是否能够抓住她的意思了：小白的故事是一个拯救的故事，我即将要做的事却是一桩谋杀。我反应过来并坚持己见：仅仅只是一次呕吐，持续时间十五分钟。杨兰说：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压抑住震惊说：如果你以前人流过，那么手术就不再神秘了，也就没什么好顾虑的。杨兰说：不是的，我是说我杀了我的高中同学，还是直接故意，你们刑法老师讲过的，而且还在诉讼期限之内。我发现杨兰的表情十分绝望，就像老太太说她儿子就住在她随手一指的那个寝室之时的神态，让人觉得在神智上她俩甚至可以相信任何虚妄的事物。一种与对老太太的相一致的愤怒，像是给我的舌头打了一针兴奋剂：从我帮你买验孕试纸开始，我已经投入了全部的心力，跟你一起对付这样的一个人生第一次，我们一再地抛弃杂念，终于走进了医院的大门，我非常的不希望，因为一个不合时宜的念头，一次对往事牵强附会的回忆，甚至是虚构一个故事的冲动，所有的事情又突然回到了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