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身边聚集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人才，有人说，他的成功靠的是人才。的确，曾国藩是一个用人的高手，他精于揣摩人性，会施展各种手段，能人尽其才，让人才为我所用。
选才应注意标准吾不如者，吾不与处，累我者也。与我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惟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贤者之可得与处也，礼之。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
——曾国藩对于人性的优点与弱点，曾国藩是深有研究的。他同时也知道，晚清政府腐败的根源在哪里，因而在选用人才方面他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除了廉明、智略才识外，曾国藩的用人标准有：
一是选用忠义血性之人。
他曾经说过：“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冲锋陷阵，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匮之，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农民起义军血战到底的精神。
此外，用“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起到表率作用，带动整个军队效忠朝廷，从而使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功能，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
二是注意选用那些“谆默朴实”之人。
曾国藩对于绿营兵的陋习也是认识深刻，他说：“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蔼然。”为了根治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当兵很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军官一律不用，用人就用那些“纯朴之人”，即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伪饰之人。这种做法极大地提高了湘军的战斗力。
三是选用能“坚忍耐劳”之人。
曾国藩说：“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震撼之际，每百折而回。”“坚忍”就是指在战斗中能够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曾国藩虽然是一介书生，对于治军最初没有经验积累，但他深知，打仗是一件十分艰苦的事情，要有矢志不移的勇气才行。
古代兵家论将、选将都讲究“才学”第一，而曾国藩则反其道而行之，将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大量提拔书生为将。在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人占百分之五十八。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一百四十五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十五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一百三十余万，两者之间差距悬殊。在曾国藩眼里，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低下，急于改变自己的现状，可是现实的社会告诉他们这条路很难达到目的，因此投笔从戎，一显身手，成了不错的选择。
按照这些标准选将练兵，处理将士关系，虽未必能达到他的“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人心”的目的，但确实使曾国藩建立了一支战斗力特别强的军队，同时也获得了皇帝的重用和将士僚属的拥护。
当然，除了这些明的标准之外，曾国藩还有一套只实行、不公开的暗的选将方法，具体做法是：
一是表现欲过强的人，不可久用。
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一个处处争强逞能的人，是不会给别人以施展才能的机会的，那么别人就会对他产生反感，一起合作共事就不会取得好的结果。
二是慎用有大才而性格偏激之人。
在曾国藩幕府里工作过的人有三四百之多，他们走出曾国藩幕府后任高官者也不下百余人。曾国藩与这些人的关系都是不错的。但只有少数几个人与曾国藩的关系不是很和谐，左宗棠就是其中之—。对于左宗棠的天才曾国藩非常欣赏，他曾经多次向清廷秘密保荐，但对于左宗棠在自己手下工作，曾国藩却表现得十分慎重。他认为左宗棠言大志高，个性刚强，难以驾驭，虽说谋略过人，但缺乏实战经验。当清政府命左宗棠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国藩却迟迟没有上奏表态。胡林翼致书曾国藩说：“左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且依仗季公，其功或成。”对此，曾国藩才不得不慎重考虑胡林翼的推荐。
三是有三种人不可举荐升官。
跟随曾国藩的人很多，尤其是幕僚和下属，都希望得到曾国藩的举荐而飞黄腾达。曾国藩对下属和幕僚确也不吝举荐，但他举荐人是有条件的，有三种人曾国藩不愿保奏，一是才高德薄名声不佳之人，二是才德平平迁升太快的人，三是不愿出仕者。
第一种人如周腾虎、金安清等，往往一经保举做官后，即遭他人弹劾，心欲爱之，实则害之。例如，周腾虎刚受到奏保，即连遭弹劾，遂致抑郁而死，使曾国藩大为伤感。曾国藩从此接受教训，其后屡遭弹劾、名声极坏的金安清在幕中为他出力效命之时，力排众议，坚持只用其策，不用其人。
第二种人如恽世临、郭嵩焘等，皆由曾国藩直接、间接推荐，在二年之内连升三级，由道员升至巡抚，最后又因名声不佳、升迁太快而被弹劾降职。曾国藩从此就谨记教训。
第三种人，本人不愿出仕或不愿受人恩德，受保之后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说来颇令曾国藩伤心。虽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但我们可以断定确有其事。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谈到：“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这可以说就是明证，同时也是经验教训。
跟曾国藩学一招为官者在任职期间，需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为国家举贤纳士。曾国藩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这些标准或许大悖于一般所谓“唯才是举”的说法，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益处的。
知人知事，人才为宝凡天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之贵，众断之贵独。
——曾国藩曾国藩说：“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所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练而出耳。”可以看出，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问题。他认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他说：“观贤者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带兵打仗也是如此。他认为，人才问题已经关系到了国家兴衰，因此选拔、培养人才成了挽救晚清王朝统治的当务之急。
对人才的重要性，曾做过吏部侍郎的曾国藩认识非常透彻，他认为办天下事要用天下才，办的事越大需要的人才就越多。他向朋友和兄弟们反复说明“国家因为获得人才而强盛。人才存在才能政通人和。想要自强，必须以修明政事、谋求贤才为紧要任务”；“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国家大计，首重留心人才”。世上一切事情都是人干出来的，坏事如此，好事亦复如此。曾国藩“以荐举人为己任，疆吏阔帅，几遍海内”，看准了的人绝不放过，曾效仿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彭玉麟；他还嘱咐师友同僚，随时推荐各类人才；对于任何前来投奔的人才，他都礼遇有加，盛情接待。
正是这种求贤若渴的美名，让全国各地一流人才对这位“伯乐”趋之若鹜，甚至许多新科进士不愿履朝廷之任而愿意进入曾国藩的幕府。
容闳回忆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
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
曾国藩手下的这些人才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为曾国藩“治军事、涉危难、遇事赞划者”，如李鸿章、郭嵩焘、刘蓉、李元度、何应棋、邓辅纶、李鸿裔、钱应博、陈鼐、许振、向师埭、黎庶昌、吴汝纶等。第二类是以他事从曾国藩“邂逅入幕，或骤至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如左宗棠、彭玉鳞、李云麟、罗萱、李鹤章、李翰章、陈兰彬、李榕、王定安、陈士杰等。第三类是因学问渊博而在幕府中做宾客，如吴敏树、吴喜宾、张裕钊、俞樾、罗汝怀、复燮、曹耀湘、赵烈文、钱泰吉、方宗诚、李善兰、汪士铎、华衡芳、徐寿、戴望等。第四类是“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如冯俊光、程国熙、陈文坦、洪汝奎、刘世墀、何源等。这些幕府人物不少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有的在后来卓有成就，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戴望是著名的经学家；左宗棠是杰出的军事家，后来在捍卫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统一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郭嵩焘后来则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郭嵩焘和薛福成都是从洋务派分化出来的我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
曾国藩的一生在考察人才方面摸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用人三策折》中，曾国藩把具体考察人才的方法归纳为“询事”、“考言”、“奏折”、“诱迫”四法。他主张对人才宜“留心察看，分别贞邪”，相貌、言语、举止、行为……曾国藩无时无地不注意观察人才，并将其优缺点一一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参考使用。此外，曾国藩还经常设置不同的情境来考验对方，以找出真正沉稳内敛、德行佳的人才。当年，年轻气盛的李鸿章就在曾国藩的考验下碰过好几次钉子。
在选人时，曾国藩不喜欢用官气重、夸夸其谈的人，并以“德大于才”为用人第一要旨，对此他有过精辟的阐述：“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
曾国藩说：“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慎用”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
曾国藩以良药不适于病，梁丽之材用于窒穴，牦牛捕鼠、良马守门等比喻，批评用人不当，指出对于人才必须“器使而适宜”，使其特长得到充分发挥。用其所长，这正是领导者的用人艺术。
“慎用”另一方面的意思是“量才录用”。曾国藩对人才的使用极为谨慎。他认为，行政之要首在立法与用人二端；而他生当末世，主要使命是“扶危救难”，维护旧制度，基本上无“立法”之责，而其事业之成败利钝，也就主要在于用人得当与否，故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着力之处”。为用人得宜，不致因用人不当而愤事，曾国藩对人总是反复测试、考察。据说，每有赴军营投效者，曾国藩先发给少量薪资以安其心，然后亲自接见，一一观察：有胆气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谨慎者令其筹办粮饷，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讲习性理者采访忠义，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在幕中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使用，感到了解较深，确有把握时，再根据具体情况，保以官职，委以重任。
所以，为官者要取得成功，都必须善于发现人才，网罗人才，礼待人才，并且大胆使用，因才授职，尽其所长。多年来，幕僚们为曾国藩出谋划策、筹办粮饷、办理文案、处理军务、办理善后、兴办军工科技等，真是出尽了力，效尽了劳。可以说，曾国藩每走一步，每做一事，都离不开幕僚的支持和帮助。
跟曾国藩学一招一个领导人不可能包办一切，一定要大胆、充分地使用人才。知人之后，重要的是用人，因为发现人才，识别人才，选拔推荐人才，都是为了善用人才。因此，曾国藩告诉我们善用人才的标准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量才使用，才尽其用；明责授权，信任人才。
选贤举能不避亲仇选贤不避亲朋，举能不顾仇怨，此乃大将风范。
——曾国藩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县缺个县令，谁可以当任这个职务呢？”
祁黄羊回答说：“解狐可以去当。”平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回答说：“您问的是谁可以去当这个职务，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
晋平公称赞说：“好！”于是任命解狐为南阳县的县令，果然非常称职，老百姓都很称赞。过了一段时间，晋平公又问祁黄羊：“京城里缺个军尉，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呢？”祁黄羊回答说：“祁午可以。”平公说：
“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回答说：“您问的是谁可以担任军尉这个职务，不是问谁是我的儿子。”晋平公称赞说：“好！”于是又任命祁午为军尉，果然也很称职，大家都赞扬他。
有些人能够举贤荐能，但都觉人言可畏，不敢用亲；有些人出于私利，举贤不敢用仇。曾国藩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举贤不避亲仇，很多幕僚都得到了他的推荐就是很好的例子。
曾国藩一生荐举人才很多，其中绝大部分是他的幕僚。曾国藩的幕僚大约有四百余人，其中九成以上受过他的保举。可以说，凡是做过曾国藩的幕僚的人个个都有顶戴，即使不是实缺官员，也有候补、候选、记名之类，无顶戴者极少，成为凤毛麟角。而获得实任者，都是直接、间接地得益于曾国藩的荐举，幕僚中产生了二十六名督抚、堂官，五十名三品以上大员，至于道、府、州、县官员更是难以计数，他们大多数得到曾国藩的保举，有的还不只一次地荐举。
曾国藩荐举下属的目的，一是客观实际的需要，二是作为奖励部下激其奋进的方法。例如，湘军攻陷的地区，如安徽省，人人都不愿意去，因此曾国藩只有荐举自己的幕僚去进行治理。同时，曾国藩每到一处，就弹劾违法官吏，从整顿吏治的角度去考虑，也必须荐举自己信得过的下属。在直隶，从江南奏调大批幕僚北上，待机补缺，一次即达十一员之多，钱应溥、薛福成、吴汝纶、陈鼐、游智开、赵烈文、方宗诚等都是这次调去的，这既对改善直隶的吏治有所帮助，亦使追随多年的幕僚找到了出路。
人们追随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的目的不外乎两点：升官和发财。在那时军费十分紧张，除了前线士兵除口粮稍优外不可能再另外给予重金奖励，而幕僚等后方人员则连薪资亦很少。这些文案人员薪水来源于军费，标准甚低，仅能维持全家生活。他们之所以对曾国藩幕府趋之如鹜，主要是为了学点真实学问，混个一官半职。曾国藩利用幕府来训练与培养出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荐举高官，以至“荐贤满天下”。这样，保举也就成了曾国藩吸引人才、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曾国藩在一开始并不领会其中的玄机，不大量荐举下属，也舍不得花军费，结果没有人愿意投靠他。如咸丰四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咸丰五年和咸丰六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国藩不如投胡林翼，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服众，后来渐渐发觉其中原因主要是荐举太少，让下属看不到希望之所在。回首往事，亦甚感慨，觉得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下属们，他们长期社会地位低下，主要是源于自己荐举不力。后来，曾国藩改变了做法，人才蜂拥而至。
跟曾国藩学一招常言道：“英雄莫问出处。”选才也是如此，应当不避亲仇，唯才是用。曾国藩就做到了这一点，他利用幕府训练与培养出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保举高官，以至“荐贤满天下”。这样，保举也就成了曾国藩吸引人才、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用人应扬长避短欲成大事，须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
——曾国藩扬长避短，是用人的基本原则。对人，凡能避其短而用其长者，事业必兴旺发达；否则，不可能成就大事。那么，怎样才能扬长避短地用人呢？
首先要正确认识人的“长”与“短”。怎样看待人的长处与短处，是个思想方法问题。古人早就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长处和短处是客观存在于人身上的一对矛盾。因此，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
人的长处与短处总是相伴而存在的，有长必有所短，有短必有所长。例如，谦虚者，往往自尊心差；谨慎者，往往多疑心强；还有的人，当在某方面表现出十分优异的特长时，也同时会显露出某些比较严重的缺点。
所以，曾国藩对人才任用的成功之处得益于他能够看清楚人才的优点，比如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才很多：
谋略人才：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陈士杰、李鸿裔、薛福成等。
作战人才：彭玉麟、杨载福、唐训方、黄润昌等。
军需人才：李瀚章、甘晋、李兴锐等。
文书人才：罗萱、程鸿诏、向师棣、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倪文蔚、方宗诚等。
文教人才：吴敏树、莫友芝、陆艾、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刘寿曾等。
制造人才：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浚光、陈兰彬、容闳等。
在任用人才的时候，曾国藩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扬长避短。曾国藩认为，雄韬大略之人有其不足，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其优势。
同时，曾国藩也看到他们在任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不足之处：
1.“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王化之政，也就是以德行教化为主的政治。提倡以德为主的人，属于清节家一流的人才，他们适合做全面的统辖工作，而“以之治小则迂”。
2.“器能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精明强干，德、术、法都倡导，但主张与力度都不够强的人才，是独当一面的器能之才，他们有精力和智慧去开创局面，治繁理乱。
3.“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这种人多策善划，胸中有奇谋，最适合于乱世中生存发迹，如遇奇主，一拍即合，会策划出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来。乱世用奇，治世用正，就是指的这一类奇才。
4.“法家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法家之才用法制推动一切，富国强兵，用强硬手段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用同样严厉的方法来治理贫困地区，因手段残酷，反而搞得人心惶惶，民不堪命。
5.“智意之才宜于治，以之治旧则虚”：智意之才宜于治理新局面，善于周旋调停，权智有余而公正不足，因此宜于开创新局面，在太平的形势下却做不出什么实绩来，有虚名而无实功。
6.“苛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这类人才公正无私，苛刻少恩，不讲情面，六亲不认，适于追奸查污，清理腐败和邪恶势力。如果去治理边疆或经济发达地区，则会因为苛刻而失民心，不是安民，而是扰民。
7.“威猛之政宜于过乱，以之治善则暴”：叛扰混杂的地方，一般是民智不十分开化、经济不十分发达的地区，这种地方的人心耿直，也易被人欺骗和煽动。这种地方必须派威猛有力的人去管理，而不宜用软弱书生。豪杰之才威猛刚强，处理问题大胆果断，敢于冒险，不怕困难和压力，适于征乱讨伐，如果来管理善良百姓，则太刚暴。
8.“伎俩之人宜于治富，以之治贫用劳而下困”：这类人才奇漏诡巧，急功近利，去治理富饶之地，由于智谋多变，能应付当地复杂多变的局面。富饶之地，由于民众有钱，生活不成问题了，就会把心思用到其他方面，社会就生出了许多问题。他们不仅自己生事，还想方设法打通关节，贿赂官员。治理这样的地方，如果智谋不够，反应不快，没有一定的处世方法，只以单纯地直来直去处理问题，不仅关系难处，而且会把自己弄得很被动，既不利于开展工作，更不利于治理政事。因此，这类地方对伎俩之才是最为适合的。
总之，曾国藩主张用人如器，即用他的长处，同时避开他的短处。
唯才是用，是用人的根本。世界事物有万种，做事之人也有万种。不论是贤才还是三教九流之徒，只要能为我所用，对号入座，就能派上用场。“天生我材必有用”，任何一个人再怎么无能也必有一点可取之处，集众人之长，采众人之优，则无所不能，百战百胜。
跟曾国藩学一招世上的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就需要我们在用人的时候，看到他的长处，忽视他的短处。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曾国藩认为，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才能成就大事业，即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利用价值。
重用吃苦耐劳的人吃苦如吃补，商道无平道。
——曾国藩曾国藩曾经说过：“立坚忍不拔之志，卒能练成劲旅……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断之处，持孤注以争命。当危震撼之际，每百折而回。”
曾国藩认为，领军打仗是一件很苦的差事，唯有能够吃苦耐劳的人才能担当大任。因此曾国藩喜欢任用能够吃苦耐劳之人。当曾国藩攻下安徽省后，人人都认为安徽是个险地，避之犹恐不及。这样，曾国藩就不得不保奏一批能够吃苦耐劳的人去任地方官员。
虽然说在战争期间可以用重奖去换取手下人的卖命，但是曾国藩利用幕府训练与培养出的大批人才确实能够吃客耐劳，能够委以重任。他们到了任上，能够像曾国藩那样勤苦工作，通过自己的功绩获取高官，让曾国藩获得了“荐贤满天下”的清誉。同时，保举吃苦耐劳之人也就成了曾国藩吸引人才、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之一。
但是，曾国藩奏保幕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艰难，不讲条件；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刘瀚清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刘瀚清是江苏武进人，原是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幕僚，负责草拟奏稿，很受胡林翼的器重。咸丰七年四月，太平军席卷苏、常，胡林翼病情日危，刘瀚清身当幕主及形势危殆之时，辞归乡里，引起胡林翼、曾国藩的不满。胡林翼于同年六月奏保十六人，刘瀚清不在其列。同治元年，刘瀚清进入曾国藩幕府，以后又随曾国藩北上镇压捻军。但移督直隶时，刘瀚涛又迟疑不肯随行。在曾国藩的眼里，刘瀚涛是不能任艰巨之事的人，因此虽敬其有才，但也不保举。
随着曾国藩渐握实权，门庭广大，尤其是出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后，曾国藩既有地盘又得清廷倚重，奏保候补官职自不待言，即请旨简放实缺，亦无不获准。这一时期，曾国藩奏保人数之多，官职之高，都是空前的。
此时，清政府对曾国藩等人的奏请几乎有求必应，以至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四年的五年之中，曾为曾国藩幕僚的五位道员皆被破格重用，分别超擢为江西、江苏、广东、湖南等省巡抚。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三人，论资格都不够，沈葆桢和李鸿章是由道员直升巡抚，是军兴以来超升中极为少有的例子；而左宗棠论出身只是个举人。三人任封疆大吏前，多属幕僚之类。恽世临半年两迁而至；郭嵩焘、李鸿章则两年之中连升三级，由道员位至巡抚。
曾国藩出身农村，从小就养就了吃苦耐劳、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每食只蔬菜一品，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时人以其每食具菜一品，因乎之为‘一品宰相’云”。曾国藩对自己、对家人同样都要求严格。作为湘军统帅，对待部下各湘军将领自然也是非常严格。咸丰三年，曾国藩奉命办团练，就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由此可见，吃苦耐劳的人才会获得曾国藩的赏识。
跟曾国藩学一招吃苦耐劳是一个人办事的根本，如果能任用一批吃苦耐劳的人，对你的事业和前途将会大有好处。所以，曾国藩在任用人才时，特意强调“吃苦耐劳”，并且让部下及朋友在为他举荐人才时，也要考察其是否有吃苦耐劳的好品质。
时时不忘求人自辅人生在世，个人不可成事也。
——曾国藩曾国藩说，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做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以今天来看，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
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之有关系的人物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把别人能力化为己用的最佳例子。
曾国藩曾对他弟弟说：“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
曾国藩在办团练伊始，就发布文书说：“我奉命协助帮理团练，稽查捉拿贼匪，接受任务以来，日夜忧心忡忡，唯恐有误，担心自己见识不广，考虑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乡的贤人不嫌弃我，肯慷慨前来光临相助，借此来广泛地采取众议，周密地听取意见，以求补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经常或是寄信请人出山，或是热情欢迎来宾，广招英雄豪杰，咨询高见妙法，这一片耿耿之心，希望能得到大家的体谅。我打算将点滴微弱力量聚集起来，来保障家乡的安全。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被克服呢？”
后来，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饮差，更加注重时时网罗人才。
不仅自己如此，曾国藩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他在《致沅弟》
信中说：“成才大事的人，以多选助手为第一要义。满意的人选择不到，姑且选差一点，慢慢教育他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要时时注意笼人，不能因为没有十分中意的就不去用人。
而对于那些才华出众之人，曾国藩不论何时，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计笼纳过来，为己所用，如对郭意诚就是这样。
郭意诚，字昆寿，湘中名儒。因颇具文才，咸丰和同治年间，中兴诸老无不与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将他罗至自己幕下。但郭意诚极爱其妇，回不远离，故总是力辞不就。
曾国藩也最赏识郭意诚其才，为了把他引出来忠君救国，曾国藩寄书戏言郭意诚。书中云：“知公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
并皆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候。”郭意诚出自对曾国藩的信服，接书后立即赶至湘军营幕见曾国藩，但并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国藩又命他速归，并作书曰：“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
郭意诚得书，一笑置之，但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供职。
据说，郭意诚在曾国藩幕下是干得很好的，成为曾国藩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意诚之手。曾国藩亦对他关怀备至，或准他的假让其多回家，或命他将夫人接来不影响他们的夫妻生活。1858 年，郭意诚有一段时间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时归营，曾国藩曾连续发过几次信催其速归。曾国藩于1858 年6 月4 日，在《致沅弟》中说：“公犊私函意诚均可料理。”足见曾国藩对郭意诚的信任。
跟曾国藩学一招曾国藩说，官场如战场，时时刻刻都必须殚精竭虑，时时不忘求人自辅。只有时时不忘，才能抓住时机，笼人有术，把别人招纳不来的人才吸引过来，以佐事业之辉煌。一个人只有更多的人辅助你，你才会变得成功，做皇帝是这样，做官也是一样，做任何事都是如此。
学会以“貌”取人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曾国藩身在官场，不能识人辨人，只看到人的表面现象，而看不到人的本质，而交错人、用错人必将惹出祸乱。曾国藩以其独到的相人之术，明辨英才，结交贤哲，充实幕府，这成为他立足官场的坚实基础和强大的力量。
曾国藩颇精于相术，他所编写的《相人口诀》说：“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据《清史稿· 曾国藩传》记载，每逢选吏择将，他必先面试目测。审视对方的相貌、神态，附会印证相书上的话，同时又注意对方的谈吐行藏，二者结合，判断人物的吉凶祸福和人品才智。在他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着初识者的相貌特征和他对其人的评价。
《见闻琐录》中“曾文正知人”条则记载这样一件事：曾国藩善知人，预卜终身。任两江总督时，陈兰彬、刘锡鸿颇富文藻，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并负重名。有人推荐到幕府，接见后，曾国藩对人说：
“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不保令终。陈生沉实一些，官可至三四品，但不会有大作为。”
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西洋，两人意见不合，常常闹出笑话。刘锡鸿写信给清政府，说郭嵩焘带妾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辱国实甚”。郭嵩焘也写信说刘锡鸿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自然倾向于同为曾国藩门的郭嵩焘，将刘锡鸿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刘锡鸿为此十分怨恨，上疏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当时，清廷倚重李鸿章办外交，上疏留中不发，刘锡鸿气愤难平，常常出语不驯，同乡皆敬而远之。设席请客，无一人赴宴，不久忧郁而卒。陈兰彬于同治八年进入曾国藩幕府，并出使各国。其为人不肯随俗浮沉，但志端而气不勇，终无大建树。曾国藩善于相人，这里以其观神骨为例，他在《冰鉴》中写道：
“脱谷为糠，其髓斯存，神之谓也。山骞不崩，唯石为镇，骨之谓也。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他家兼论形骸，文人先观神骨。开门见山，此为第一。”
观神是相术中难度很高的一项技术，从何处入手呢？《冰鉴》说：
“一身精神，具乎两目。”可见观神是从观眼神入手的，这正应了俗话说的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冰鉴》关于骨相的说法则直接承自中国古代的骨相术、身相术等，这些相人的方术实际上都是从全息现象的角度，依据“天人感应”（或称之为“人体微观宇宙说”）这一基本理论，从局部看整体，对人的命运际会进行预断。从文化人类学方面来看，“微观宇宙说”或“天人感应”的理论有其文化上的意义，是我们了解古代中国人思维方式和心理世界的重要坐标，反映在各种相术上，其中也确实包括了不少古人认识自然、社会、人生的经验总结，具有某些合理的成分。
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身相术。例如，初次和陌生人打交道，或者是结交一个朋友，在见了一面之后，心里多少会有一种感觉：这人很忠实，很实在，这人很内向，很大方；或者是这人很能干，很开朗等。这些都是身相的一些萌芽形式，虽然大家都天生具有某种判别一个人性情品质的本领，但多半不太准确。例如，一个人初看起来很内向，但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们又发现他其实是个性情很开朗的人；又某人貌似忠诚，其实内心狡诈得很。因为这中间假象实在太多太多，就是那些天生绝顶聪明的大圣人、大智者也有可能出错。
古人说：“相由心生。”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往往会通过他的言谈举止、外貌特征流露出来，只是看你能否细心观察和正确揣摩而已。这其实就是曾国藩的观人术，其中也有一定意义上的科学程度。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和掌握这样的观察方法，对我们无论是生活或事业上都是有帮助的。当然，它也不是绝对的，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求证；否则，也会像孔夫子一样最后感叹：“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可以说，曾国藩的观人之术也是他治政、治军、治学、治家全套智略中的一部分。《冰鉴》作为一部识人学的名著，重神而兼顾形，重常而辨别奇，重理而指导术，从整体出发就相论人，就神论人，从静态中把握人的本质，从动态中观察人的归宿。讲究均衡与对称，相称与相合，和谐与协调，主次与取舍等，不愧为识人的宝典。
跟曾国藩学一招曾国藩久经官场，曾说过这样一句心得体会：“我现在要看一个人，只需看一眼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其实，这并不是鼓吹，而是一种老练的鉴人智慧。无须通天本领，无须绞尽脑汁，就能洞察人性优劣，识别人心好坏，精明老练地用人，得心应手地管人。
注重人才培育观古今成大事者，无不有人相助相扶，力单者无以成大业。
——曾国藩曾国藩不仅重视选拔人才，而且还重视培养人才。“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磨砺而成”，这是曾国藩的培养人才观。他认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不可动辄说“天下无才”或“无人可用”。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原则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所谓“用仁”，就是视部属如子弟，教育他们努力上进，帮助其成才，成就事业；
所谓“用礼”，则是指对部属恪守礼法，持之以敬，临之以庄，保持尊严和得体，避免言行举止的失态。
曾国藩把各种人才招来以后，首先对各种人才进行考察，做到“权其材智长短器使之。各尽其用，人无弃材”。所以，除了一些人才直接使用以外，曾国藩将大部分人安置在自己的大本营内，让他们办理文稿、充当参谋等，让他们在实际中锻炼自己，以达到增长才干，获得经验，同时还对他们进行品行教育。这种教育、培养是以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言行来熏陶的。当然，他也对部属进行训诫式的谈话，慢慢将他们培养成才，并伺机荐任合适之职。
曾国藩曾在《原才论》中谈到他培养人才的方法：“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习气，严禁部下弄虚作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早晨早起，对部属要求做到的，首先他自己做到。无论是小事还是治军，曾国藩都以自己的信条、经验来严格要求部属，耐心训导他们。
曾国藩的幕府有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二是育人。幕府不仅是干事情的场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充当两种角色，既是军政长官，又是授业老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学习人员。这一点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得非常清楚：“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盲，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监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做法，自觉遵守各种规章，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
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寮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曾国藩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同样他要求每个幕僚也要做到。曾国藩根据自己的经验把部属应该学习的知识学问概括为四项内容，令每个幕僚自选一项进行学习，并将此列入条令——《劝诫委员四条》。他在第三条《勤学问以广才》中是这样说的：“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渭、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则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方法有三条：课读、历练、言传身教。
所谓课读，就是曾国藩要求所有部属、僚友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不但要求他们这样做，而且要求甚严，既布置任务，也要检查学习任务。
所谓历练，就是在环境较为安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曾国藩大营进驻安庆之后，他就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月两次，亲出题目，亲阅试卷，评定等次。在曾国藩与赵烈文的日记中，都有关于曾国藩考试幕僚的记载。曾国藩通过这种办法，既可督促幕僚读书学习，也可了解他们各自的情况与水平。
所谓言传身教，就是曾国藩自己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内容切合实际，形式生动活泼，使幕僚潜移默化增长学问，扩大眼界。
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怎么办呢？曾国藩就采用书信的方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育。曾国藩曾经说过：“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肯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于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士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这里说的是带兵将领，但对于幕僚亦与之相似。在曾国藩的“书札”与“批札”中至今保留不少文字，对其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总是谆谆嘱咐，既有鼓励、鞭策，也有告诫。对一些亲近幕僚的训诫更是不胜枚举，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带兵期间，李鸿章在主持江西赣州厘金局期间，曾国藩都连连写信，有察必批，有函必答，于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厌其烦，循循诱导。
所以，曾国藩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由此可见，大多数人才都是经过精心培养而成的。身为领导者，在培养人才时应该向曾国藩学习，讲究仁礼。一方面要努力创造出一个培育人才的良好环境，通过言传身教来提升下属的才能；另一方面要恪守礼法，严字当头，通过严格的制度来管理人才。只要这样做了，何愁没有人才可用？
跟曾国藩学一招曾国藩认为，一个为官者能做好官，不仅仅是自己把官做好就可以了，而且还需要培养下属的能力，要做到后继有人。因此培养人才是关键，要讲究仁礼两端，一方面要努力创造出一个培育人才的环境，通过言传身教来提升下属的才能；另一方面要恪守礼法，严字当头，通过严格的制度来管理人才。
曾国藩“相面”有绝活君子与小人斗，小人必胜。在君子唯有守正以俟命而已。故不可惧祸而误入小人之党，亦不可恃为君子而有与小人角胜之心。
——曾国藩“相面”即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能否与自己相处。曾国藩认为：
“选取用人的方法，应以有操守而没有官气，条理性强而少说大话最为重要。办事的方法，以五到作为重要标准。五到即为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所谓身到，就是作为官吏对命案、盗案必须亲自勘察现场，并亲自到乡村巡视民情；作为统军的将领，就必须亲自巡视军事营地，亲自察看敌情。心到，就是凡事无论巨细都必须认真地辨析他的大条理、小条理、开始时的条理、结束时的条理，理出它们的头绪，按类别区分，再根据类别综合出它们的共同之处。眼到，就是要认真细致地观察人，认真地读公文。手到，就是对人的优、缺点，对事情的关键之处，勤做笔记，以防止遗忘。口到，就是在让手下人做事时虽然有了公文，仍要苦口婆心地叮嘱。”
曾国藩认为，身居高位的人，应当以知人明事为天职，而且以他能否知人明事来衡量他是君子还是小人。用人是否得当，取决于是否真正地了解人；办事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对事物的理解程度。不了解人，便不能很好地任用人；不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便不可能把事情办好。如果使用的人不称职，所办的事措施不当，最终导致失败，即便当事人并无其他私心杂念，但于国于民的损失已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曾国藩提出了“取人之式，以有操守，多条理为主”的用人标准。
曾国藩向来看重人生气象，因此察人脸面，也非常注意脸面气象—— 一种“胸怀浩大”的精神。胸襟开阔需涵养淡泊宁静，表现出来便是平和空明。富有、显贵、功绩、声名，这些都是人世间虚浮的荣誉，只有心胸博大才算是真正的享受。
曾国藩对“情态”识人方面颇有研究，总结出了四种形态：弱态、疏懒态、狂态、周旋态，并给它们下了定义，作了对比和分析。文字虽然不多，但微言大义，言近意远，很值得借鉴。
弱态之人，情性温柔和善，平易近人，往往这类人爱多愁善感，缺乏刚阳果敢之气，有优柔寡断之嫌。即所谓的“多才惹得多愁，多情便有多忧，不重不轻正候，甘心消受，谁叫你会风流”之人。但这类人的优点和长处在于内心活动敏锐，感受深刻，情感丰富，如果从事文学艺术事业或宗教慈善事业，往往有可能做出一定的成就。这种人心事细密、做事周全，易叫人放心，但不太适合做开创性的工作。
周旋态之人，智慧极高而心机过人，待人则能应付自如，接物则能游刃有余，是交际应酬的行家里手。这种人是天生的外交家，做国家的外交官或大家豪门的外掌柜，任大公司的公关先生或公关小姐，都能圆满胜任。其办事能力也很强，往往能独当一面。假若在周旋中别有一种强悍豪雄之气，那么在外交场合更能建功立业。古人所谓“会盟之际，一言兴邦；使于四方，不辱廷命”，就是说的这种人。
然而，事物绝不会简单到仅以上四种类型就能概括一切，人之性态亦如此：弱态若带媚，则变为举迎谄媚之流，摇尾乞怜之辈，这是一种贱相。
狂态若带哗，则为喧嚷跳叫，无理取闹之流，暴戾粗野，卑俗下流之辈，这是一种妄相。
疏懒态若无真诚，则会一味狂妄自大，此实为招祸致灾之阶，殊不足取。这是一种做相。
周旋态若无促举，会由城府极深，亦近狡诈阴险和歹毒，这是一种险相。对这种人，应当时时警惕，处处提防，不能因一人之险生而乱了自己的阵脚，甚至败坏了自己的事业。
人的各态，各有所长，各有其短，作为用人者，应扬其长避其短。
在察看之时则应从细小处入手，方可明断其是非真假，正大者可成栋材，褊狭者会成败类，应善加区分。
曾国藩“容以七尺为期，貌合两仪而论”。这句话是说，容和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容是指人的整个身体及其表现出来的情态，貌则是指天庭至地阁之间的整个面部；容的范围限六尺之躯；貌的范围在两仪之间。
古代圣人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胸腹手足能接五行，耳目口鼻能通四气”是指人要与自然相互和谐。曾国藩认为，人是一个由身体各部位相互关联的整体，因此各个部位应当相辅相成，协调生动。即胸腹手足互相般配，耳目口鼻相互照应，只有这样，才符合自然之理，既表明身体健康，也表明相貌不凡。反之，“如背如凑，林林总总”，自然是说人体各部生拼硬凑，杂乱无序，不符合自然协调，均衡的标准，因此这样的相貌自然就最差，其命运就不值得一提了。
人的面部系各部位的灵气，贯通五脏六腑，主要表现在额、鼻、额三部分，通过面部则可以推断人一生的吉凶祸福。面部丰满、形貌端庄、神情静肃、内气和缓，这是富贵之相；如果歪斜下陷，形貌不端，神色昏暗等，这便是贫贱之相。
一个人头部圆阔，大都富贵发达，眼睛流露善意，心底必定慈悲；
眼睛横竖，性情刚烈；眼珠暴突，性情凶恶；眼睛斜视不语，心怀妒忌不满；近距离细看则神情深藏不露。鼻头尖薄，定是奸险孤贫之人，鼻头圆圆，好似截简定居高位。四字口，朱红唇，日月二角朝向天仓，此是公侯之相。眉毛高翘，两耳耸起，官运亨通。
在面部的五官中，眼睛最为重要，它是人体的信息接收和传送的器官，通过它摄取的信息，占人脑摄取信息总量的80％以上，人的精神气质，喜怒哀乐，很大程度上是由眼睛所表达出来的。如炯炯有神，眉开眼笑，眼睛是心灵的窗口等，都是形容眼睛的功用的。
鼻子之于脸面，犹如奇脉佳峰之于山。面相好坏与否，固然条件众多，但鼻子更是举足轻重。因此曾国藩说：“鼻者面之山，不高则不灵。”鼻子高是好面相的重要条件之一；鼻子不高，整个面部就丧失了灵气。然而，鼻子并不能一味追求高耸，若过于高耸，便成为孤峰独立，它还必须与东西南北四岳均衡、相顾相称才称得上为佳相。口是出纳官，其形状如广阔方正，就是容量，所以主食禄。古人认为，齿多是大贵之相，日后必食朝廷俸禄。
“眼角入鬓”，指的是两眼秀长直达鬓发之处，看上去面相威严，这种面相之人，大多无私正直，嫉恶如仇，意志坚强，富有魄力，处事坚毅果断，因而应该去主持司法机关，执掌生杀大权。
“顶见于面”说的是人到中年脱发谢顶，从而使额头与头顶连为一体。曾国藩认为这种面相的人，善于理财，有掌管钱财的能力。所以说，“终司钱谷”。
“舌脱”就是口吃，这种生理缺陷，自然影响一个人的事业前途命运，使人生道路上艰难坎坷，难成大业。“橘皮不显”是指一个人的脸面如同橘子皮一样粗糙难看。这种面相的人糊涂、懒散、消极、无进取心、无羞耻感，所以无法发达。“左目有伤，文星失陷”是说目主文星，若有缺陷、自然不吉。一个人如果面部这样显露的位置有伤痕，自然会导致心理失常、变态、自暴自弃，没有大的作为，也是在常理之中。
“鹰鼻”指鼻子的形状像鹰嘴，尖向下垂成钩状，看上去给人一种阴险凶暴的印象。所以曾国藩认为这种面相的人，攻击性强，动便食人，而且生性贪婪，从无满足的欲望。
虽然人的容貌举止是人的美丑善恶中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外在因素，但是根据容貌辨别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也是有它一定的道理的。这是古人通过无数人的面相总结出来的一些基本规律。曾国藩深通此道，而且把它当做用人的一条重要标准，此为曾氏内经。所谓老手，不在于露心，而在于藏心，以求防邪。
曾国藩以其独到的相人之术，明辨英才，并予以择取，是其变术的经典手段。网罗人才、交贤结哲，充实幕府，都是他立足变幻官场的强援支柱，这也是曾国藩的择人之术，因人而异，人皆英才，何愁仕途不畅？
跟曾国藩学一招识人是曾国藩谋人之术的一环。身处官场，不能识人辨人，为奸佞无能者所蒙蔽，只看到人的表面现象，而看不到人的本质，而知错人，用错人，必将惹出祸乱，于人于己都会祸害非浅。
危急时不可仰仗他人择友乃人生第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贤否，不可不慎也。
——曾国藩人是复杂的社会性的动物，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希望得到他人的帮助。但是，想获取别人的帮助的主动权要紧紧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果在危急时刻指望别人，主动权在别人的手中，后果将会十分危险的。
俗话说得好：“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后，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1862 年5 月，曾国荃率领军队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
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泅、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只见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易守难攻，以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痴人说梦。曾国荃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妄动，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围的李秀成内外夹攻，将他们一举歼灭。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修筑工事，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一面派人四处送信，敦促各路人马会师天京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却不见任何人马到来的迹象。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援之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军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入陕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与官文皆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的官文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让他追回多隆阿，仍让多隆阿赴南京之援。他在信中说，“闻入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 年9 月13 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
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至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给其他人的信中叶经常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
咸丰五年，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严峻。在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即加强自身军队建设，苦练士兵的基本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曾国藩给水师首领李元度的信中经常教他如何带兵、如何列阵打仗，在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兹特有数事叮嘱，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主计，但能使我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第二，哨探严明，离贼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击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
第三，禀报翔实，不可专好吉祥话，遇有小事不如意，辄讳言之。
第四，痛除客气，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之人也是如此，如果有了一些阅历，便自然觉得我军处处都是漏洞，无一可恃，也就不轻言战了。
在曾国藩感到心力交瘁、力不从心的时刻，太平军突然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他感到迷惑不解，后来他断定肯定发生了什么大事，很快，他从密探处得到消息，天京发生了内讧。
从求救到自救，再到天机的降临，曾国藩终于渡过了危难时刻。
曾国藩转危为安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启示：一是在危急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光知道抱怨是没有用的；二是在艰难时刻要做的最重要的不是求援，而是要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
为了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于湘军建设，他亲手把湘军打造成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
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战斗力迅速提高，逐步成为一支斗志旺盛、英勇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
跟曾国藩学一招一个要成大事的人，凡事都要艰苦经营，壮大自己的实力，这样就不至于在危急时刻去依靠别人，看别人的脸色，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人的手中。记住：别人都靠不住，只有自己靠得住，自己的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