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国主义列强妄图肢解我国领土
鸦片战争后，列强用坚船利炮打碎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迷梦，强迫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疯狂掠夺资源，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外国势力的不断入侵，造成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各民族都面临生死存亡的命运。从中日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入侵，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一局势客观上要求各民族团结以抵抗外侮，拯救中华民族。
19世纪20年代以前，英俄为争夺中亚交锋于中国新疆地区，进而争夺中国西藏，各自培植代理人，这对中国“大一统”下形成的华夷秩序构成了威胁和挑战。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局剧变，以英法俄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采取各种侵略手段，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制造事端，挑拨国内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矛盾，唆使民族地区与中央政权分离，严重威胁中国主权。
武昌起义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乘机引诱扶植一小撮王公贵族发动叛乱，妄图肢解我国领土，蒙古、新疆和西藏都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危机。沙俄一面炮制“外蒙古独立”，策划内蒙古“自治”，还以武力非法强占中国外蒙古西北部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并悍然宣布该地区划归俄罗斯；又三路出兵新疆边城，唆使阿尔泰蒙古亲王宣布“独立”。英国则怂恿西藏噶厦政府中的亲英势力，宣布西藏“独立”，借口“扩商”派兵入侵拉萨。尽管边疆地区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联系受到自然条件和民族歧视政策等的种种限制，但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却是源远流长的，各民族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凝聚力也是帝国主义无法破坏的。
在边疆民族分裂危机的严峻形势面前，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分头发动了一场以拒英、拒法、拒俄为主要内容的民众反帝运动。有识之士大力提倡五族联合以挽危局，强调国家主权和国民意识。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指出：
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各族人民面临的共同命运和责任进一步加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推动着中华民族整合的进程。无论是边疆还是内地，都同样笼罩着被侵略的阴云，无论是汉族还是回、藏、蒙古、维吾尔等少数民族，都共同面临着被奴役的厄运。
外国列强通过侵略把中国由一个持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过程。积弱积贫的历史现状给先进的中国人以广阔的思索空间，他们为寻求救国方案，为维护国家民族的统一和实现民主、富强的目标而努力奋斗。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到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郭嵩焘、曾纪泽等人提出的“洋务自强”“强兵富民”的主张，以反对不平等条约，维护国家主权的思想，形成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救国思潮的前奏曲。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中国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为救亡图存，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派别，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所有维新派和革命派的爱国志士都大力提倡以民族主义救中国，试图用民族精神促进全国民众的觉醒，即必须以坚决的社会改革（维新或革命）为手段，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组成一个坚强的“命运共同体”，创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凌，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
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中央政权的衰落，才使中国各民族第一次面临民族灭亡的共同命运，要求各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近代各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使中国各民族的内在联系空前加强，各民族联合拯救中国的趋势正式形成。共同历史、共同境遇、共同命运，促使中国各民族联结成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对立体。正是由此，中国各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各民族由自发向自觉联合，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回族精英在帝国主义列强妄图肢解我国领土的侵略中，挺身而出，主动担当，为国之疆土，为中华民族之觉醒，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二、马麒“拥护共和”后的卫藏功勋
（一）抵制英国人分裂西藏图谋
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藏、回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同时，孙中山先生也就武昌首义后十几个行省先后宣布独立，进行了颇为精辟的说明——“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动既一，绝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强调了各省的独立，不是独立的王国，而是摆脱清廷的一种联合行动，并对于西藏、蒙古等地方给予了特别说明。
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政治家，孙中山发表了自己对于西藏边疆的诸多观点。民国肇始，孙中山提出了修建一条通往西藏的铁路。他说：“此是吾铁路计划中之最后部分，其工程极为繁难，其费用亦甚是巨大，而以之比较其他在中国之一切铁路事业，其报酬亦为至微……”
我们不难看出孙中山先生对于西藏的关切，对于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渴求。
1912年5月9日，袁世凯以大总统的名义，任命前清驻藏将领钟颖为西藏办事长官。钟颖出生于1887年，是四川成都的正黄旗人，幼年时深得慈禧太后宠爱。22岁那年，率领2000多人组成的川军由川藏线进入拉萨。钟颖年轻气盛，在民族地区不讲民族与宗教政策，导致声名狼藉，严重影响了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1912年12月，西藏噶厦政府与驻藏的钟颖四川军队达成协议——噶厦政府出资，内地驻军经印度返回内地。
钟颖返回内地后，很快就被北洋政府缉拿入狱。迫于压力的袁世凯为了给国人一个交代，下令处死了钟颖。钟颖之死，让我们看到了民国建元后这位首任驻藏大臣的下场，也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对于西藏地方关注程度之高。
就在钟颖从西藏经印度返回内地的时候，一位回族将军却率领着自己的部队，踏上了青藏高原，开始了他对西藏的关注。
此人名叫马麒（1869~1931年），乳名尕七，字阁臣，甘肃省河州临夏县（今临夏回族自治州）人，马海晏长子。马麒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17岁随父步入军旅生涯，有45年军政经历。
民主革命时期，马麒为前陕甘总督升允效力，在辛亥革命中充当西北顽固派的打手，率队镇压宁夏各地军民，在宁夏府城、平罗县城等地对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和抢劫，使宁夏人民蒙受了一场浩劫。
1912年春天，43岁的马麒开始醒悟，公开“拥护共和”，于是被北洋政府任命为西宁镇总兵。
马麒在军中练就了一身搏杀术，后人评价其武人出身，语气迟缓，不甚懂文，但其对于文人士子另眼相待，极为尊重。
青海与西藏，同肢联体，马麒就任西宁镇总兵后，很快就面临着来自西藏的棘手事务。
其实，早在1903年，英国人就出兵西藏，经红河谷、日喀则到达拉萨，掠走了布达拉宫大量的绝世珍宝。辛亥革命后，英国殖民主义者加快了对西藏侵略步伐。于是，一场由英国人导演的“西藏独立”事件发生了。
1913年，英国政府利用篡夺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位置的袁世凯迫切要求得到各国外交承认和国际借款的心理，迫使北京政府参加英国政府提出的中、英、藏三方会议，即“西姆拉会议”。在英国的唆使下，西藏代表首次提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并提出“西藏疆域包括青海、理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等，当即遭到中国政府代表的拒绝。
在“西姆拉会议”上，与会的西藏当局代表在英国人授意下不仅公然提出“西藏独立”，还推出事先由英国炮制的所谓“西姆拉条约”和“西藏地图”。所谓“西藏地图”，不仅包括西藏，甚至还划进了青海、西康全部，以及甘肃、新疆、云南、四川部分地区，约为四分之一的中国领土。
当时的北洋政府不谙边疆政治，西藏当局又受人策动，不久，北洋政府屈从了英方所谓划分“内藏”“外藏”的要求，同意将“青海南部之地划入内藏地区”。
秉承北洋政府妥协退让旨意的四川经略使尹昌衡，当即就与西藏亲英势力私下协定，按图谋独立的“西藏地图”将川西大片土地拱手割让纳入西藏，进而以“内、外藏”划分范围，并以武装占领本属青海蒙番宣慰使管辖的玉树地区，于是，挑起了四川、青海（当时的青海尚属甘肃省管辖）两省争界事端。
这时，身处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边缘政治地位的马麒，在西南陆疆利益受损的关键时刻，走入了历史的视野，发挥了攸关国家领土完整的关键性作用。
此时的马麒，刚刚就任甘边宁海军镇守使。中央政府沿袭清朝旧制另设青海蒙番宣慰使管理青海全境藏族、蒙古族事务，亦命由马麒兼任。由甘边宁海镇守职分加青海蒙番宣慰使职分，其统辖和管理范围，在地域上只包括了今青海省一市、一地、六州行政区划。马麒就任伊始，即看到青海南部果洛、玉树地区毗连西藏、四川，尤其玉树为内地与西藏交通枢纽，遂立意经营玉树、果洛为稳定青海蒙藏各部的当务。但是，因当时青海尚未建立行省，仅日月山以东地区历来以西宁府为甘肃行省地方，民国初年，甘边宁海镇守使仍归甘肃都督属下。
1914年主持甘肃军政事务的护理都督张炳华，指令马麒放弃玉树由四川管辖，阻止甘边宁海镇守使署派驻军队。马麒当即据理力争，在电函中说：“前清对于蒙古、西藏，徒取政策，义务既放弃，权利因以损失。外蒙、西藏皆系前车。青海全境尚系我国之势力范围，若不未雨绸缪，必致有后事之追悔。”
对此，甘肃护理都督张炳华置若罔闻。而北洋政府就显得更为荒唐，将玉树翻译为两个名称——在甘肃行文中称为“曩谦”，四川行文中称为“隆庆”，将玉树同时许给了四川与甘肃两行省。
面对中央政府之失察和甘肃护理都督张炳华之私利行径，马麒颇为恼火。庆幸的是，当时的甘肃护理都督易人，安徽人张广建主政甘肃，马麒又电告张广建，并呈电中央政府，提出指派人员实地勘察。随后，北洋政府批准由中央组织勘察，发现并纠正了一地二称之误，旋于1915年3月批复玉树仍沿用前清旧制隶甘肃归甘边——青海蒙番宣慰使管辖，盘踞玉树一年有余的川军始行撤离。这场由川、藏当局蓄意为分裂势力争界引发的事端，在马麒采取有理、有利的政治军事策略下，智慧平息。
争界事端基本平息后，时任甘边宁海军镇守使的马麒在玉树设置理事员，设立防区，派其弟马麟任玉树防务支队司令，驻玉树结古镇；并从西宁至玉树沿途建立交通驿站，实行有效的辖管措施。
玉树地区自此完成了青海与西藏、四川行政区划的分界，为实现整个青南的稳定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使川、藏地方当局迎合英国侵略意图割川西、占玉树以造成事实上的“内藏”分裂活动宣告破产，抵制并粉碎了帝国主义搬用内、外蒙模式提出所谓划分“内、外藏”以肢解中国的政治恶意。
（二）发“艳电”表达“最有价值的反声”
在中国近现代交替的历史舞台上，围绕统一和分裂，演出了一幕幕沉痛惨烈的历史剧。
甘边宁海军镇守使马麒，一直坚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人无暇东顾，所谓的“西姆拉会议”协议未及实施。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中国领土再度面临任人宰割的危险。之后，就西藏边疆问题，马麒与英国殖民主义者打了一场拉锯战。
当然，英国人分裂西藏的图谋一刻都没有停息。英国殖民主义者煽动西藏地方武装于1917年9月在川边特别行政区昌都以西地区，与川军发生冲突，川军溃败，致使川属金沙江一带12县大片土地被藏军占领。幕后的策划者——英国政府为了避免藏军孤军深入难以为继，于是开始与北京政府谈判。他们加大砝码，除提出西藏独立之外，还将昆仑山以南，唐古拉山以北等洪荒之地划入内藏地区，中国不设官不派兵。
北洋政府迫于全国舆论，又畏惧英帝国主义带来的压力，遂将英方所提出的划分“内外藏”方案和关于“内藏”所有地区不让“中国”驻兵等条款，于1919年9月5日通电，征求西藏毗邻地区驻军的意见。
此时，青海驻军最高行政长官、回族人马麒也接到了电报。马麒并非是甘肃省的第一军政长官，他的职务只是驻守青海的甘边宁海镇守使。久居青藏高原的马麒，对于这片辽阔的土地充满了感情，从高原发出一纸电文，从青藏高原地理、历史沿革等深层次角度分析阐述利弊，说得英国人也无法回辩。
及时将这一纸电报发向全国后，很快得到了国人的肯定和响应。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北洋政府不敢造次。至此，英国人蓄谋多年分割西藏的阴谋终成泡影。
这饱含深情、掷地有声的2000多字的“艳电”，后来被称之为“最有价值的反声”。
马麒所发出的“艳电”全文如下：
马麒的“艳电”，援引历史和地理上的正确理据，反对将玉树地方划为内藏，不但可以使中央为之惶谢，即使英人阅之，亦当无辞复争。正因如此，滇、甘等省各界和国内民间团体纷纷通电响应，产生了巨大反响，从而迫使一度有所游移的北洋政府放弃原来拟议按英方所提划分内、外藏的初衷，作为对全国人民的“惶谢”。当时的中央政府由原来所发“歌电”立场立刻转向马麒“艳电”立场，不能不说这显然被“艳电”这一“最有价值的反声”所折服，促进了北京政府在维护祖国统一大业上同人民的愿望趋于一致。
在这种情形下，马麒并没有放松对于西藏的关注。1919年秋天，他上书甘肃督军张广建，提议并敦促其呈请北洋政府，采取会谈的方式，在政治上争取十三世达赖喇嘛内向祖国，维护国家统一。
张广建经呈请中央政府批准同意，遂授命马麒实施和谈方案，就近组织一支中央政务代表团进藏。
消息传来，马麒大受鼓舞。几经商议，他决定派出甘边宁海军镇守使署参军朱绣、咨议李忠连，以及青海藏区著名活佛古狼仓、拉卜尖贡仓等人组成代表团，前往拉萨。
1919年12月，中央政务代表团携带张广建、马麒送给达赖的信函、礼品，由西宁取道玉树进藏。
经过4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朱绣等人到达拉萨，面见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大师，以及三大寺活佛，广泛拜会西藏上层人士，开诚相见，劝导说服拥护中央，维护统一，息兵言和，使得达赖等西藏上层代表人士态度转变，接受了张广建、马麒等人的和谈方案。
面对中央政务代表团，十三世达赖喇嘛公开表示，要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维护祖国统一，并亲交汉藏合璧正式公文称：“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