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宗燧在《醒回篇》刊发《宗教进化论》一文中提出:“回回宗教之进化,不可不先开人智;欲开人智,不可不兴教育。”
黄镇磐在《醒回篇》刊发《回教之文明》一文中也说道,“采他邦公共教育之成规”,但绝不是照搬照抄,而是要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实际操作。
一个国家的强大,离不开教育来夯实基础。而当时的教育,对于中国,对于中华民族,对于回族而言,都是当务之急,为此必须开启“人智”,进行教育改革。这不仅关系到回族自身的发展和振兴,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强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留日回族学子在《醒回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普及国民教育的具体措施和办法,例如实施家庭教育,改良私塾,推行女子教育,募集教育基金,从而提高中国人的国民素质。清朝末年,致力于在祖国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制度,是回族先进青年和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共识之一,回族留日学子们对中国新教育制度的鼓呼和期盼,也是他们爱国情怀的一种表现。
《醒回篇》的不少文章在提出发展教育的同时要改良宗教。伊斯兰教深刻影响了回族人的宗教生活及其世俗生活,伊斯兰教在中国始终伴随着回族的发展进程。然而,在当时的中国,如何用时代的眼光来看待宗教问题,成为回族先进知识分子思考的重要内容。他们博览群书,游历海外,积极探寻着宗教改良的真理。
《醒回篇》诸多刊文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廷的黑暗,指明回教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提出宗教改良应与国家振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号召穆斯林在国家处于列强瓜分,危急存亡之时,应与各民族风雨同舟,担负起中国国民之责任,奋起图强,学习先进思想和文化,进而改良宗教。
此外,如何振兴回族和中华民族,也是《醒回篇》中考虑最多的问题。许多文章认为,回族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使命感的民族。伊斯兰文化更“为世界之师……为欧学继往开来之津梁,文化彪炳,照耀全欧”。“各省之回教,其数在八千万以上者也。自唐迄今,历时千五百年,而回教人数,万倍于昔,试问环球各国,有如是发达之民族乎?”
不少文章提出,中国大地上不分回汉各族,人人都是主人翁,应当各民族团结共赴国难:
“甲午战败,庚子再创,外国人入我国中者,未闻为我区别曰:‘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杀,同归于尽。盖同国如同舟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没,则其被难一也。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响。”
一些文章旗帜鲜明地认为:“中国今日之形势,四面皆敌,非协力同心,化除种族之界,化除宗教之界,化除疆域之界,合四百兆人之脑髓而为一大知识,合四百兆人之资产而为一大经济,合四百兆人之体力而为一大陆军。”
“(回族)良臣猛将不乏人……伟业丰功,真足以争光历史,流芳千古。”回族与中国之关系“非留居于中国之外国人可比”,不能“自弃自外……以退居于无国民责任之列”。
“北尽黑龙,西跨越天山,东南至海,期间一大帝国,昏蒙沉睡……”
“愿我教(回族)青年子弟、志士仁人,坐尔气,奋尔力,从学武备,负笈戎行……上而报效国家,下而以援拯苍生。”
这些慷慨之词都鲜明地阐述了回族与祖国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不离不弃的血肉关系。
如果从历史评价的视角分析,《醒回篇》是留日回族学子一片赤诚的爱国宣言。应该说,他们以犀利的文笔、积极进步的主张、响亮的时代强音,成为中国回族史上光辉的一页,被后人誉为“吹响了近代回民思想文化的号角”。这些文章,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他们那时的人生风采,更是回族先进知识分子敢于直面现实、直面民族、直面国家现状的勇气和精神。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这36名留日回族学子,看到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中国:一方面是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对于祖国的践踏、宰割。他们虽身处异国他乡,但不敢忘记回族的未来、祖国的未来,并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每天奔走、呼告。而这种直面和选择的背后,就是一个民族于国于家的担当。
《醒回篇》虽然只出版了一期,但其产生的时代意义与现实意义却是久远而重大的。近代回族先进知识分子阶层掀起的思潮,导致了近代回族政治、文化、宗教团体的蓬勃兴起,而近代回族各种社会团体的出现,又是回族觉醒、凝聚力增强的重要表现。后来的事实证明,回族以更大的激情关注于祖国的命运,这36名留日回族学子,他们言行一致,为振兴中华鞠躬尽瘁!
五、丁竹园爱国情真笔伐时政
帝国主义的火枪利炮砸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华民族的苦难便伴随着入侵者的铁蹄逐步加深。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和此起彼伏的反帝爱国斗争,促进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积极投入到全国范围内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中。
开明回族知识分子丁竹园及其弟丁宝臣,是这一历史时期回族民众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代表。他们开始了我国早期的新闻事业,创办报纸,撰文立说,抨击时政,同时宣传回族的爱国思想。
丁竹园(1870~1935年),字子良,名国瑞,号竹园,北京德胜门外马甸人。兄弟四人皆有才名,竹园排行居长。他“幼学诗书,聪颖过人,立志高远”。受其叔父影响,青年时学习中医,并治病救人。
虽然医术精湛,救人无数,但丁竹园并不满足于“以医济人”,而是致力于“以言济世”。1895年,他来到天津,当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丁竹园痛感中国战败之耻辱,更目击时艰,深感内忧外患,认为中国救贫图强“非由助销土货,以白话报纸开通民智不可”。于是,他开始为北京、天津的一些报纸,如《大公报》《商报》《直报》《中外实报》《正宗爱国报》等撰写文章,抒发爱国之情。
丁竹园的文章议论国事切中要害,开导人心言辞恳切,以忧世忧民之苦心,阐发公理,规谏政府,忧时心切,救国情深。他的文章不拘一格,一变封建文人所惯用的八股文风,以群众白话见长,赋有新意,通俗易懂,言辞犀利,针砭时弊,宣传救国救民之思想。
丁竹园的爱国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在“御侮图存,强国富民”的主张。他认为作为中华一民众,不能对国家的安危漠不关心,要积极为中国在世界上谋一地位,不再受外人欺侮而献计献策。他提出开办工厂、购买国货的主张,号召民众齐心协力,先由多建工厂入手,好坏贵贱,家家购买国货。穿布的,高低必买爱国布;抽烟的,高低必抽叶子烟……总以助销国货为宗旨。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丁竹园颠沛在逃难的人群中,目睹了兵荒马乱,富者贫,贫者死,疾病恐惧、衣食匮乏的悲惨,深感亡国之忧。经此一劫,他豁出了身家性命,决意要唤醒民众,在《清内奸议》一文中,他痛心疾首地写道:“庚子年联军蹂躏内地的情形,奴隶百姓,像那样亡国的惨剧,岂堪再演第二回吗?”丁竹园在报纸上多次揭露外国人无视中国法律尊严,草菅人命的事实。当时的天津电车公司,外国资本家为了多赚钱,规定每趟车必须在27分钟内绕城一周,否则就扣车上职工的工钱,结果经常出车祸。丁竹园就此事发表议论,痛斥外国人“只顾了他多进钱,可就把中国人的性格,看成猪狗不如!”丁竹园这样的秉笔直书,大胆揭露,在当时无疑需要极大的胆识。
丁竹园撰文评论道,中国之土地,不为不广,人民,不为不众,物产丰富,形势天然,其受欺受侮的总病根子,在思想太卑,志气太弱。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培养民气。外患难免,或因之兴,或因之亡,越怕事,事越多,越退后,气越弱。关键在于民气的强弱、志向的高低。丁竹园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并把爱国图强作为《竹园白话报》宣传的主要思想,说明他已成为清末一名激进的爱国主义者。
丁竹园的爱国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他的反封建反专制上。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大选择。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从即将沦为亡国奴的痛苦经历中,从回天乏力的无奈感叹中,开始转向对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的思考,对封建制度的再认识成为当时新闻界、文化界心照不宣的主题。丁竹园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创办了《竹园白话报》,他已经意识到了旧制度的落后与腐朽,他认为,在这种制度下“官贵民贱,做官的自命不凡,把士农工商都看成土芥一样,有的是刮地皮来的钱,胡吃阔吃,大闹一气,因贪而富,因富而骄,擅作威富,以强压弱,不必通文识字,亦不必勤政爱民,只要把上司应酬好了,就不难官至一品”。
丁竹园还撰写了大量深刻的白话演说,善于和敢于用通俗的文字,激烈的言词,揭露和抨击黑暗腐朽的社会,指出人民的疾苦正是官府“百方剥削,任意苛派”的结果。“今日各省百姓的流离困苦,其罪过皆在官绅士大夫身上,偏用这般官绅当权在位,其罪过实在政府”,“政府就是明火(强盗)大头目,督抚司道就是明火二头目,府厅州县就是明火小头目,衙役门丁就是上道儿的明火,驰驿的大臣就是游行强盗,到一处抢一处”,总而言之,“凡是明火,全都奉旨!”
丁竹园非常同情人民的疾苦,对于专制时代官贵民贱的现实极其不满。他悲愤地写道:“全球最不公最不平的事情,莫过于中国的政治”,“天下最惨最苦的境遇,莫过于专制国的国民”。这种抨击,真正称得上是痛快淋漓,入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