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瑞看到社会各界对儿子沉痛真诚的悼念时，感到十分宽慰，以为儿子虽然只活了56岁，但他为国为民，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耗尽了心血，他生前伟大、死后光荣。她曾自慰自解地说：“还好，这样子，儿子死得也不太冤枉。”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谢德铣：《周建人评传》，重庆出版社。
（2）绍兴鲁迅纪念馆：《鲁迅在绍踪迹掇拾》，杭州大学出版社。
（3）周遐寿：《鲁迅的故家》，人民文学出版社。
首著游记启国人——钱恂妻单士厘
单士厘（1858~1945），字受兹，清绍兴府萧山县城厢镇人，清外交官钱恂妻，“五四”时期著名学者钱玄同嫂，当代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伯母，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博览群书，善文能诗。婚后，常随夫出国，是我国最早走出国境并介绍西方世界的女子。终年88岁。
单士厘的丈夫钱恂是清朝外交官，先后到过英、法、德、俄、日本等国，后为驻荷兰、意大利公使。单士厘常随夫到国外，她曾在《抒怀》诗中写道：“女子有远行，辞亲心戚戚。暂归依膝下，日久还成别”，反映了她经常辞亲远行的情况。光绪二十五年（1899）起，她多次到日本探望丈夫，并学会了日语。广泛参加社交活动。她的这一举动，打破了当时的陈规陋习，开创了家庭妇女出国的先例。她还将两子一媳一婿带到日本读书。后又随夫去过俄国和西欧各国。
单士厘随夫出游数万里，历时10余年，大开眼界。她联系国内女界现状，感触良多，于是著书立说，希冀启迪中国女界民智，改善妇女地位。归国后，写出了《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两本书，向全国人民介绍日本和欧洲各国的文化、文明及中外交流史，起到了使读者打开眼界，扩充知识的作用。
所著《癸卯旅行记》，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一部中国女子出国游记。书中主要介绍了日本国情，指出“日本之所以立于当今世界，而跻于列强者，唯有教育故”。感叹“中华孩子生何厄，埋首芸窗学楚囚”，对中国封建教育制度摧残儿童身心进行了鞭笞。书中还记录了从海参威至圣彼得堡的见闻，对于沙俄的专制暴政有较为深刻的揭露。全书“‘以三万数千言’，记二万数千里之行程，得中国妇女所未曾有”，甚为可贵。
书中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国封建桎梏下，单士厘勇于阐述外国妇女“每以国民自任，且以为国本巩固，尤关妇女”，启迪中国妇女的国民意识；介绍日本、欧洲各国妇女从事实业、经商、参加社会活动的情况，直接冲击当时中国妇女囿于中馈的传统生活方式；抨击传统妇德观，倡导兼容传统女性道德和近代西方女学，涵德、智、体诸方面的女子教育。同时，身体力行，创建女界协赞会，动员女性亲友出洋留学，谆戒缠足等等，堪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驱秋瑾媲美。当然，她在介绍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仍推崇祖国的优秀传统道德，以为乃西方所不及。
单士厘还在著作中介绍外国的风士人情和古代神话故事，在《归潜记》一书中《章华庭四室》和《育新》两篇，系统地介绍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是最早把欧洲神话介绍到中国的文学作品。她的游记中还充满了反抗侵略和热爱祖国的精神。在写到沙俄士兵在我国东北杀人、强奸的罪恶行径时，呼吁人们“纵无器械”，也要与敌人搏斗，“岂能默然待死”。
一生著作甚多，除《癸卯旅行记》、《归行记》、《归潜记》外，尚有《受兹室诗稿》、《家政学》、《家之宜育儿简读》、《正始再续集》等，81岁高龄时，还完成《清闺秀艺文略》5卷，由于无力刻印，她抄写了许多份，分存在国内几个大图书馆中。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孟繁科：《中国妇女之最》，中国旅游出版社。
（2）王志邦、黄佩芳：《浙江妇女人物传略·单士厘》，团结出版社。
（3）裘士雄、杨旭：《绍兴的中国之最·第一部女子出国游记的撰写者》，浙江摄影出版社。
（4）《萧山县志·人物传·单士厘》，浙江人民出版社。
言传身教培壮苗——竺可桢母顾氏
顾氏（？~1908），清绍兴府会稽县东关（今属上虞市）竺嘉祥妻，竺可桢母，贤惠纯朴，为操持家务，养儿育女付出了全部精力。
竺可桢的父亲竺嘉祥，为人朴实，勤奋好学，在东关镇西头开了一家米行，取名“承茂米行”，还与人合开了一家“源泰烛淘”，整日在外经营生意，家中教养子女的任务主要落在顾氏的肩上。她一连生下二子三女，中年又得可桢一子。可桢从小生得很聪敏，肯动脑筋，又长得瘦小，所以受到顾氏的特别关爱。
顾氏从可桢半岁起，就教他听音辨色。1岁起，就教他学唱歌谣，手把手地教他写字。稍长，可桢常用火炭（木炭）在地上墙上乱涂乱划，母亲表扬他爱好学习的习惯。后来，可桢喜欢象父亲在米店里那样记账，母亲就从米店找来零星纸张，给他订了一本“账本”。可桢平时善于观察和思考，常常提出一些新奇的问题，母亲总是用简单的道理耐心地进行解答。一天，他见到天下雨时屋檐水总是滴在石头上的一个小洞里，感到很奇怪，便去问母亲，母亲对他说，很多年来，每次下雨时，屋檐水总是滴在石板的同一个地方。水滴久了，石块就滴出小洞来了。这叫“滴水穿石”。天长日久，滴水能穿透坚硬的石板，读书也一样，只要坚持刻苦努力，一定能获得好成绩。
顾氏在家庭经济状况逐渐改善的情况下，仍保持着勤俭持家、自奉简薄、宽于待人、急人之难的性格。这种性格，在竺可桢的童年心灵中，起到了身教的作用。可桢7岁那年，看到一位老人哭着要投河自尽。听老人说，因为借了地主家1斗米，到期无法偿还，家里老小五口已没有吃的，活不下去了。竺可桢听了后，心里十分难过，立即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慷慨地叫人从家里量出1斗米，还另外多给了一些，给老人家送去，老人连连叩头致谢。母亲救人之难的慈善胸怀，在他幼年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光绪三十一年（1905），竺可桢在镇上毓菁学堂毕业。五月，进绍兴东湖通艺学堂。半年后，启蒙老师章镜尘劝导可桢的父亲，要可桢到上海继续读书，并拿出自己的一笔积蓄作为资助。在章老师一片赤诚之心感动下，父母又借了一笔钱，决定送他去上海读书。
钱好不容易凑齐了，可顾氏却又犯起愁来了，她想，孩子快要走了，可听人说，上海是个花花世界，是只大染缸，人到了那里，一不小心就会变“颜色”，给孩子送到这陌生的外地，实在有点不放心。但她又想到，我们竺家有个传家宝，就是“勤俭”二字，它象一堵挡风墙，香风臭气刮不倒。想到这些，她吩咐竺可桢，到了上海，不管社会上多“繁华”，你可要保持勤俭本色，着娘做的衣衫，穿娘做的鞋，一心读好你的书。此时，竺可桢也想到了章老师对自己的教导。老师曾说，藕虽然埋没于污泥之中，但莲花亭亭玉立而不被污泥污染，藕本身也是洁白的，你要学习藕这种纯洁坚贞的品质，后来自己取名“藕舫”，就包含了记取章老师教诲的意思。于是，他向母亲表示，一定保持勤俭本色，走好自己的路，读好自己的书。顾氏看到儿子已是个十分懂事的英俊少年了，心也放下了。
动身前，母亲一连忙碌了几天几夜，为可桢赶制了一件长衫和一双布鞋。临别，再次叮嘱他到了上海要保持勤俭本色，好学上进，这样将来才能为国家、为人民做大事。
竺可桢从绍兴来到上海澄衷学堂读书。当时，上海已是东亚的一座著名城市，灯红酒绿，车水马龙，鱼龙混杂，社会昏暗，但竺可桢并没有被新奇烦杂的都市生活所迷惑。他牢记母亲教诲，仍然穿着离家前夕母亲连夜赶制的长衫和布鞋，像在家乡一样勤奋学习。由于他成绩优异，为人纯朴，当上了澄衷学堂的学生代表。
竺可桢成名后，仍保持着俭朴的生活。总爱按照当年母亲给他做的式样，嘱咐裁缝师傅做布质长衫，要鞋匠做布鞋。
母亲爱儿子，儿子爱母亲，1908年，竺可桢在上海学习，得知母亲因病去世的消息后，彻夜动身返乡，未进家门，一手抛开帽子，跪着进门，一头扑在母亲的灵柩前，哭得死去活来。从那以后，他每逢清明时节，总要千里迢迢赶回东关，给父母亲上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竺可桢身居高位，曾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等国家重要职务，成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著名教学家、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可他仍克己奉公，自奉甚俭，平易慈祥，从未因私事动用公车，多次将存款、房子和大量珍贵藏书捐给国家。1974年春节，竺可桢逝世前半个月，医院同意他回家过年，除夕团聚时，他嘱咐夫人陈汲，要注意对下一代的教育，并再三告诫：“不可溺爱子女，也不可留给他们非必需的钱。给他们多余的钱，等于给他们毒药！”1966年8月，他认为自己的工资收入太高，主动要求党组织给他减薪三分之一，在未被批准的情况下，他每月将工资的三分之一存入银行，已计11000余元，他嘱咐夫人，将这笔钱上交给党组织作党费。这种优秀品质与他少时母亲对他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绍兴市志·人物传·竺可桢》，浙江人民出版社。
（2）《竺可桢传》编辑组：《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
潜移默化铺“基石”——胡愈之母黄木兰
黄木兰，清绍兴府上虞县陈溪乡珍坑村人，胡庆皆妻，胡愈之母，聪明贤惠，是典型的“小家碧玉”，没上过学，靠刻苦自学，能看书读报，生育了学愚（愈之）、学志（仲持）、学愿、学惠和学恕五子。性格温柔而坚强，对丈夫关心体贴，对子女宠爱而严格，是一位贤妻良母。
胡愈之的家住在上虞丰惠（上虞县城，现改为丰惠镇），是城里有名的“书香门第”。祖父胡纯耀，为人正直，方正博学，清朝进士、翰林，做过京官御史。父亲胡庆皆，性格豪放，思想开朗，急公好义，热心公益事业。他出身官家，却平易近人，生活节俭，乐于解囊办学。他创办了县里第一所新式学堂——舜水学堂，还兴办了县里第一所女子学堂——舜水女子学堂。兴办孤老院、孤儿院，常施药、施棺、施棉衣，把自己的财产花在公益事业上。在民国初期的一段时间里，一度被选为县参议长，并担任县教育会会长，是本县维新派的首领。他教子有方，重家教，抓学业，鼓励儿子们阅读维新派书刊、古典文学作品，培养创办新闻报刊的兴趣。1946年，胡愈之在南洋主办《南侨日报》时，他撰写的《我的父亲》一文中曾说过：“至今对于我的品格和趣味影响最深最大的，依然是我的平凡的父亲。我的父亲做到了极平凡的伟大。我极渺小，我没有做到父亲的伟大，但我学到了我父亲的平凡。”
同样，母亲黄氏的言传身教，对胡愈之的健康成长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她对长辈敬重孝顺，对丈夫关心体贴，甚至毫无犹豫地变卖了自己心爱的嫁妆首饰给丈夫作办学经费；她对儿子们爱中有严，常常教育他们要自爱、自立、自强、奋发向上；她对穷人，特别是穷苦妇女富有诚挚、深沉的同情。她那开朗的性格和为人的品德，给予少年时期的胡愈之十分深刻的影响。
愈之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背诵许多首唐诗、宋词了。父亲见他背诵诗词，既流利，又准确，就开始教他识字。母亲特地给他买了个识字柳斗，在上面绣上含苞欲放的荷花，从此，愈之就把一张张字片放在小柳斗里，认真反复地进行阅读。
黄氏平时乐于送些旧衣服、粮食给穷乡亲。受母亲的影响，愈之念小学时，同贫苦的同学和睦相处，还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坐在教室角落里有位叫胡阿牛的同学，家庭贫困，常常饿着肚子上学，愈之非常同情他，时常从家里带点食物来给他充饥。在一个风雪天的早晨，他看到阿牛穿着单薄，冷得瑟瑟发抖，连忙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袄让他穿上。
胡家世居的丰惠镇，人杰地灵，人文渊薮，自唐长庆二年（822）至1954年为县治驻地。当年，相距愈之家不远的地方是县衙门，衙门里常常骂声、吓唬声、鞭打声响成一片，喊冤声、啼哭声、惨叫声撕心裂肺，年幼的愈之问母亲：“监狱里关的是什么人？”
“关押的是交不起租，还不上债的穷百姓”，母亲回答说。
愈之又问：“衙门为什么不给老百姓办事呢？”
“衙门是财主老爷豢养的一只鹰犬”，母亲愤愤地作了回答。
母亲还对他说：“你长大了，要多为百姓着想办事，铲除人间不平。”母亲的话在愈之幼小的心田里刻下了一道难以抹去的印记。
1911年，胡愈之高小毕业了，父亲对他说：“你去报考绍兴府中学堂吧，这是所绍兴所属的山阴、会稽、余姚、上虞、嵊县、新昌、诸暨、萧山几县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在全省也有相当的地位和名气。”愈之当然同意到那里去求学。可在报考文科一年级还是实科二年级的问题上，父子的意见产生了分歧。
原来，清末虽废科举，但对学校毕业生，仍给予功名出身。小学毕业为秀才，中学毕业为举人，但必须从头修完功课者，方授予功名出身，中途插班者不给。愈之对功名出身不放在眼里，决意报考实科二年级。而父亲要他报考文科一年级。此时，愈之对父亲说：“我要报考实科二年级，我对数理化格外有兴趣，还可少读一年书。”父亲没办法，用愈之叔父和祖母的话来说服儿子：“你叔父在三天中来了两封长信，一定要你报考文科一年级，他说，我们家‘累世书香’十余代，‘读书种子’断不能‘弃文求实’，究竟是功名出身要紧，多读一年书，不算什么。并且说如进二年级，捐弃功名，祖母也极不以为然。”
在争执不定的情况下，黄氏对丈夫说：“书是儿子读的，读什么科就让儿子自己定吧！”丈夫同意了妻子的意见。
就这样，愈之在这年农历正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绍兴府中学堂二年级。那年，鲁迅正在府中学堂任学监兼博物教员，还在愈之班里每周授1小时生理卫生课，正是黄氏的一个主见，才使愈之有机遇直接授他的教导。鲁迅早年就接触了“科学”、民主和达尔文的进化论，萌发了反封建的思想。胡愈之在小学念书时，也已受爱国民主思想的熏陶。他们有着一颗共同的爱国爱民、追求革命真理之心。下半年，愈之因患伤寒病，休学回家养病。但在这短暂的半年时间里，愈之和鲁迅结下了真挚深厚的师生之谊。他在晚年所写的生平自述中说过：“鲁迅是我最尊敬的师长。”
后来，胡愈之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越成就的革命学者。曾任新中国首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一位文化界公认的德才兼备的伟人，他的高尚风范，是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学习楷模。愈之二弟仲持博学多才，会用英、俄、日、德、印度梵文、世界语等多种文字，是一位进步的记者和编辑、著名翻译家。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与父母对他们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教育、影响是分不开的，是父母在潜移默化中为他们铺下了人生第一块“基石”。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朱顺佐、金普森：《胡愈之传》，杭州大学出版社。
（2）于友：《胡愈之传》，新华出版社。
妯娌精心育伟男——周恩来生母万氏、嗣母陈三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