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党爱国一乡贤——爱国民主人士杜婉蓉
杜婉蓉（1897~1975），清绍兴府上虞县五夫小寺桥人，出生在一个旅外经商家庭。同村潘森甫继室。丈夫在武汉经商，早年去世，工商业兼地主。婉蓉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富有正义感，机智、勇敢、刚强，是绍兴一位受人称颂的乡贤。
赞助抗日
杜婉蓉自幼缠足，深度近视，只读过两年私塾。青少年时代，喜读进步书刊，从最初浏览岳飞等民族英雄传记和高尔基《母亲》等小说，到阅读《生活周刊》、《妇女周刊》等报刊，开拓了思想境界，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大事。
“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激起了千百万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杜婉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她钦佩东北义勇军、十九路军英勇抗敌的民族大义之举，数次捐款，托《生活周刊》社转交，慰劳抗日将士。在她的影响下，她的两个儿子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连在她身边长大的孙辈也走了革命道路。1937年，她的大儿子潘炯乐从上海动身去延安抗大学习，她得悉后，十分支持他的革命行动。1942年11月，潘炯乐因革命被捕，在敌伪监狱里关押两年多，出狱后刚回到家，她就鼓励儿子参加当地（浙东）的革命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响应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爱国活动。在上虞县委帮助下，她利用家中房屋，先后举办3期妇女识字班，亲自主讲抗日形势课。她还组织后援会，带头募捐献粮，慰劳伤病员。1939年秋，中共上虞县工委书记傅丹（志评）染上霍乱病，杜婉蓉立即挑选了年轻力壮的3名轿夫抬到25里外的驿亭大同医院，经过多方同旋，医院勉强同意收治，后抢救脱险，80元的医疗费用全部由她承担支付。
1941年，中共上虞地下党要在百官镇开设一家以做生意为掩护进行地下联络工作的女子百货商店，缺少开办资金，杜婉蓉闻讯后，立即出资100元，并算作当时党的领导之一赵平（女）的股金，以便她以股东名义常去商店走动。是年10月，上虞沦陷后，五夫唯一一所小学停办了。1942年春，她在上虞地下党同志的鼓励下，出面张罗，自己慷慨解囊，筹措经费，恢复五夫小学，并毅然出任校长。接纳党安排的革命同志及进步青年来校，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在她的教育鼓励下，五夫小学教师学生中，先后有10多人参加了革命队伍。1943年春，黎沙同志（即陈永珍，陈永修之妹）遭受敌伪恶势力的胁迫，她当即介绍她去参加三五支队（浙东新四军），支持她走上革命道路。
“卧底”探密
杜婉蓉在共产党抗日救国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积极配合和支持来五夫的县政工队同志开展活动，还为地下党和军队搜集传递情报，尤其是在她家驻有日伪军，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甘冒风险。
五夫在杭甬铁路沿线，是交通要隘，原有国民党驻军。沦陷后，又成为敌伪据点之一，同时也是革命同志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所以，1942春，中共上虞县工委欲在她家开设一家“卷烟公司”，作为秘密联络站。她主动让出房子，对同志们的到来视同亲人，热情接待，积极提供条件。期间，不仅县工委负责人傅志评、华俊和后来的周明、赵平、赵虞等同志常到她家，就是宁绍特委的杨思一、马青、朱学勉等领导也都在她家开过会，她同样热情接待，提供方便，精心掩护，还一度代为保管文件。
在杜家设立卷烟厂期间，五夫伪镇长领来一男一女，说男的是重庆方面派来的“特派员”，要暂住在杜家。在当时抗日部队与敌伪斗争错综复杂的局面下，杜婉蓉暂且答应他们住下后，后来与奉命打入汪伪上虞县政府做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杜福生等一起，经过周密划策，拔掉了这个“毒钉”。
沦陷期间，日军看中她家的房子和地理位置，曾轮番强占进驻。杜婉蓉不肯迁出他居，坚持留在后屋，意在窥探敌人动情。但她，处境非常危险，因此白天留家视察敌情，夜里回娘家居住。敌人看她是个文弱家庭妇女，眼睛深度近视，又是小脚，也不十分戒备，而她却不遗余力，刺探情报，及时向党的联系站报告。日寇撤走后，汪伪部队进驻，杜婉蓉的处境仍十分困难，但却给她提供了了解敌情的机会。1944年冬，一天，汪伪浙保的一个大队进驻杜家，杜婉蓉探听到该部欲于次日到虞北一带“扫荡”抗日部队的消息，立即设法将这个十万火急的重要情报送到虞北五车堰镇外永兴小学联络站。第二天拂晓，伪军果然大部出动，到达谢家塘附近时，突遭新四军猛烈伏击，毙伤数十人，其余有的被捕，有的逃散，连带队的梁副大队长也脱掉军服，伪装成老百姓，泅水过河，只身逃命。
跟党救友
1945年7月初，上虞县城解放。8月，上虞县委调整，正式成立上虞县人民政府。其时百官尚未解放，五夫仍是敌伪据点，是一个新开辟不久的新区。为巩固和扩大人民政权，完成征收军粮等任务，邀请地方著名人士到区政府开会。被邀请的人员中，有的慑于敌、顽势力，持观望态度，不敢赴会。杜婉蓉接到通知后，非常高兴，因她是小脚不便行走，悄悄坐上轿子，赶到30余里外的区政府参加会议，并献计献策，慷慨输财，起到了很好的带头推动作用。
9月底，浙东军政人员奉命北撤，浙东主动部队也离绍北去，国民党政府还治上虞，在杜婉蓉家乡成立了五夫镇公所。他们为利用杜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委任她为副区长，她断然拒绝，退回了“委任书”，不屑参与国民党的政事。上虞沦陷时，国民党政府逃到南山躲了起来。1944年，竟派一个叫徐卓如的人避开伪军耳目，偷偷地来到五夫收田赋。他对杜婉蓉说：“政府要准备反攻了，你要带头缴田赋。”杜义正词严地说：“日本鬼子来了，国民党政府只管自己逃命，不管老百姓死活，现在你们倒记得收田赋，国民党中央政府不是登过报，说沦陷区田赋一律免税，你怎么又来收了呢？”徐哑口无言，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在此期间，地下党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她仍然给予了多方支持和帮助，并多次营救被捕同志。部队北撤，浙东区党委敌工委（城工委）的骨干袁啸吟因病滞留，未随部队同行。一天，他与战友吴正平在途中被五夫的汪伪浙保第五大队的哨兵扣留，押解到伪镇公所关押，把袁、吴二人当成新四军留下来的要员，听候发落。杜婉蓉通过向五大队队长郑奎说情，巧妙周旋，并以五夫小学校长和房东的双重身份担保，将他俩保释。新四军北撤后，当地的同志或他们的家属生活遇到困难，她尽力给予帮助照顾。原中共浙东区党委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担任地方联络工作的董鸣九（即肖东），曾与杜婉蓉相识。后来她奉名留在四明山区坚持斗争，一度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处境十分困难，不得已经常来杜婉蓉家暂蔽，杜家河对岸杜氏宗祠内国民党军队，虎视眈眈，但她不怕担风险。董为了寻找上级组织，不得不以做小买卖为由东奔西走，其所需资金及她的生活费全部由她提供。后来，董因叛徒出卖，受尽折磨，壮烈牺牲，她得噩耗后，如失亲人一样痛哭不止。
含冤昭雪
1948年，杜婉蓉看到全国解放在望，决心屏弃工商兼地主的帽子，将大部分田产廉价卖给佃户和其他农民，只留少量粮田。解放初，她将卖田所得上万元钱如数上缴到县人民政府，支援国家建设。
可是像她这样一位与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党外人士，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不能幸免于难，被非法批斗。含冤受屈。被迫只身从上海儿媳家遣反回老家独居，且住在终日不见阳光潮湿的偏屋里，双目基本失明，上街、过桥几近爬行。她不仅孤独寂寞，生活极端困难，还受到不了解她或者不理解她过去所作所为群众的歧视，或者为了划清界限，不理不睬，不予照顾。但对这些不公平的待遇，她都默默地挨着、忍着。当有人遇到机会告诉她：“了解你的老同志都在怀念你”的时候，她激动得热泪盈眶。1975年3月，她带着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深情厚爱，以及对“四人帮”的无比怨恨离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2年2月，中共上虞县委为她平反昭雪，追认她为爱国民主人士，补开追悼会纪念，重修坟墓，在墓前立碑。1997年6月25日，是杜婉蓉百岁诞辰，上虞市党和政府在当地为她举行隆重的纪念会。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中共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绍兴党史人物·杜婉蓉》，当代中国出版社。
（2）上虞乡贤文化研究会：《上虞乡贤文化·杜婉容的故事》。
终身耕耘为学子——教育家陶玄
陶玄（1898~1972），字孟晋，世居清绍兴县陶堰南野堂。祖父陶济阳，世称“济阳师爷”。父亲陶迺堃，毕业于北洋大学堂，曾在山西、奉天的高级学堂执教。陶玄先后任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校长、江苏省立南京女子中学校长，参与创办上海世界学校。曾任国民党政府参政员、国大代表。解放后，任江苏省政协委员和民革南京市委员会委员等。一生耕耘教育园地，终身未嫁，享年75岁。
陶玄，出生于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随父母至山西，曾入山西女子师范求学。1917年到北京，进北京女子师范国文专修科。1919年转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当时女子读大学的极少，乡人盛传“南野堂”出状元了。
1919年“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陶玄在李大钊等先进分子的影响下，全力投入了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被推为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会长，并兼任该会所办北京平民职业学校校长。为此，遭到北洋军阀逮捕，后经同学们多方营救出狱。
1922年，陶玄从女高师毕业后，即任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校长。她同李大钊有深厚的师生情谊，李大钊因病住院，她常到医院探望。1926年，李大钊被军阀杀害后，陶玄与吴弱男前去收尸装殓，又为家属募集赡养费。
1927年，陶玄离开北京到达杭州，任浙江大学（时称第三中山大学）校长蒋梦麟的秘书。陶玄族叔陶履谦是国民政府内政部的代部长。不久，她就离开杭州去南京，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委员（连任三届），兼任江苏省立南京女子中学校长，她口才很好，是当时南京教育界的两名知名女校长之一。她还兼任浙江旅京小学名誉校长。小学成立时，原四象桥有四五亩面积的浙江同乡会房屋被计政学院占领。该院负责人程天放、张道藩借口无屋，迟迟不肯搬迁。陶玄会同立委楼桐荪，中大教授赵遒传、景季冶，朝报负责人王公弢等屡次向程、张交涉，迫使他们归还房屋。
陶玄从广西考察教育回到南京后，1936年又与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人一起，筹备创办上海世界学校，校址设在淮海路底。她以校董身份出任校长。学校精简课程，改革教材，以培养出国留学的预备生为宗旨。教师都是经严格挑选的大学毕业生或留学生。学生从小学一年级起即读英、法两国外语。语文课本自编自印，编选过程中与中华书局的舒新城等反复商讨。学生以住校为主，宿舍设备完备，清洁整齐，食堂采用分食制，教师与学生同吃同住。学生出入必须经校方许可。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有联系薄，学生返家和回校时，分别由家长和老师审阅。学校附设家政训练班，培养管理家务和生活的能力。学校聘有护士一名，又请陶清医生为校医，每周到校巡回诊疗一次。
上海世界学校的教学和管理方法，在当时的上海是绝无仅有的。“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上海租界即成孤岛，许多伤员和难胞进入了租界，陶玄出于爱国之心，会同妇女界的有识之士，在中国国际图书馆内设救护站，并经常率领学生，对难胞作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慰问。
抗日战争开始，陶玄离沪去重庆，以社会贤达身份当选为国民政府参政员。在四川犍为县创办清溪职业学校，实行半工半读或半耕半读。
抗战胜利后，陶玄回到上海，仍主持世界学校。1947年当选为国民党政府国大代表，参加过“行宪”会议。1949年5月拒绝去台湾，自此定居南京，1955年被选为江苏省政协委员和民革南京市委员会委员。
主要参考文献、史料：
（1）《绍兴县志·人物传·陶玄》，中华书局。
（2）朱顺佐、张能耿：《江南人才名镇——陶堰·陶玄》，浙江大学出版社。百折不挠心似金——绍兴女师进步学生金世桢
金世桢（1898~1977），清绍兴府诸暨县金家站人，13岁考入绍兴女师附属小学，1918年考入绍兴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绍兴学生联合会主席、绍兴妇女协进会创始人。长年以教书为掩护，丹心向阳，百折不挠，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党的优秀女儿。
“五四”闯将
金世桢是位具有男子性格的女学生，有一股倔强的脾气，她刚考入女师那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为了冲破封建礼教对女子的束缚，决定掀起一个剪辫运动，大家推她为领导者时，她带头剪下了蓄养多年的长辫子。后来，她为了表示决心和带动同学，干脆将头发全理光了。剪辫运动的开展，得到校内进步师生的支持，可校长却恼羞成怒，竟贴出布告，勒令金世桢退学。世桢毫无惧色，带领全班同学与校长据理力争。后来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校方不得不收回退学令。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金世桢积极投入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5月9日，金世桢带领全体学生上街游行。挥臂高呼：“拳打卖国贼！”“火烧曹家楼！”“誓死夺回青岛！”等口号。同日，她又组织参加“国耻纪念大会”，登台怒斥卖国贼的罪行。5月12日，金世桢与何赤华一起，代表绍兴学生专程出席在杭州召开的浙江省学生联合会。回绍后，她与何赤华一起，积极筹建绍兴学生联合会，并与何赤华、曾寿昌、董秋芳、金汝燕、俞芝华等绍地学生骨干联合各校，分头组织“国耻图雪会”、“日货检查队”、“提倡国货会”、“救国演讲团”等学生爱国团体，使“五四”爱国运动在绍兴蓬勃地开展起来。10月20日，为了深入进行反帝救国运动，绍兴学生联合会成立。
1920年4月12日，金世桢与何赤华以绍兴学生联合会全权代表的身份，赴杭参加浙江学生联合会各区代表会议，坚持支持杭地学生驱逐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翌日回绍后，立即联络绍兴各校学生罢课。并于4月16日向报界发表《绍兴学生联合会罢课宣言书》，坚持罢课两星期。1922年5月1日，金世桢联合绍兴学生停课一天，上街宣传纪念“五一”意义。
学生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