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一开头便指出东汉末年致乱由：“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
“张让等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
话虽不多，却概括了东汉末年的政治斗争状况。显然，天下所以大乱，是由于汉灵帝宠信十常侍。因此，在桓、灵二帝统治时期，士族官僚集团与宦官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每次都以士族官僚集团失败告终，经过二次党锢之祸，士族官僚集团势力大为削弱，宦官集团权力达到了最高峰。
汉灵帝竟尊称张让为“阿父”，其对宦官宠敬可想而知。汉灵帝如此信任宦官，因此导致政治腐败，人民遭殃，被迫纷纷起义，耿直之臣议论朝政，想有所改革，以挽狂澜于既倒，汉灵帝不仅不听，却认为这是造反，对士族更加不信任。他以为只有宦官才是“心腹”，所以事事听从“阿父”张让等的话；而他的这些“心腹”都是以媚上利己为职业，只要能取悦上意，可将坏事说成好事，闹出乱子又瞒着他。而对于真正正直进谏者，不是驱逐，就是杀头。导致汉朝江山垂危。
首先向汉灵帝提出忠言的是议郎蔡邕。他借灾异为辞，上书指出“灾异”是“妇寺干政所致”。
所谓“妇”是指外戚，“寺”是指宦官，看了这一奏章，汉灵帝毫无悔悟，反听宦官以事陷蔡邕于罪，放归田里。
谏议大夫刘陶向贤帝揭露宦官的罪恶说：“四方盗贼并起，侵掠州郡，其祸都是由十常侍卖官害民、欺君罔上引起的。朝廷正人都去，祸在目前！”汉帝听了大动肝火，对刘陶说：“你家里也有近前侍候的人，为何容不下我呢？真是岂有此理！”呼武士推出斩首。司徒陈耽为救刘陶，以头撞阶而谏，指陈十常侍的罪恶。
汉帝命令与刘陶一同下狱，并纵容十常侍于狱中将他们杀掉。
汉灵帝之所以对别人揭发十常侍异常恼怒，是因为十常侍所干的祸国殃民罪行，大都是在他授意或纵容下酿成的。
汉帝为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授意宦官去设法捞钱，宦官们于是趁机上下联手，从中大捞一把。他们的私囊是无底的，所以其捞钱花样就日益翻新出奇。
宦官认为卖官捞钱最容易、最快、最多，便索性开了一个官员交易所，明码标出各种官价卖官：地方官油水多，其官价就比朝官高得多，而地方官及州郡肥瘦不等，于是就采取现在较为流行的投标的办法，谁肯出高价谁就走马上任，并且允许欠账，但限期加倍交还。
为增加卖官名额，卖出一官不久，又卖出一官去接任，有的州郡官一月内替换几次。买官的怕任期内收不回成本，一到任就拼命掠夺。仅是卖官所得还嫌不够多，又用各种名义，向州郡摊派，勒索财物，而负担最后都加在人民头上。
为保存家人性命，穷苦人家只好把仅存的一点点东西卖掉上缴赋税，因而最终出现了“寒不敢衣，饥不敢食”的惨状。人民的悲惨境地终于引爆了规模巨大的黄巾大起义，黄巾起义敲响了东汉王朝的丧钟。
汉灵帝晚期，黄巾起义被基本镇压后，朝中宦官与外戚的斗争仍旧持续不绝。而外戚又分为不同的派别，他们有的与宦官相互勾结利用，朝政斗争错综复杂。灵帝刘宏有两个儿子，皇子刘辩为何贵人所生，皇子刘协为王美人所生，后来何贵人鸩杀了王美人，刘协由刘宏之母董太后养育。灵帝刘宏病重时，与董太后及中常待蹇硕商议欲立爱子刘协为太子，但顾虑何太后之兄何进为大将军，执掌兵权，遂召何进入宫，欲秘诛之，却被何进知觉，双方的矛盾于是剑拔弩张。
何进归私宅召诸大臣商议尽诛宦官，议事未决，宫内知情人忽来密报：“皇帝驾崩。今蹇硕与十常侍商议，秘不发丧，矫诏宣何国舅入宫，欲绝后患，册立皇子协为帝。”
话刚说完不久，使命即到，宣召何进即速入宫，以定后事。紧急关头，何进与大臣策划了两项重大行动：
一、司隶校尉袁绍点御林军五千，全身披挂，护卫何进等三十余员大臣相继而入，就灵帝柩前，扶立11岁的皇子刘辩即位，接受百官呼拜仪式。
二、即遂入宫收诛蹇硕。灵帝曾认为蹇硕壮健而有武略，任命他为上军校尉，参与军权。何进一并将其追杀，收编其所领禁军。
袁绍率兵欲乘势尽诛宦官，宦官张让等情急之下去何太后处乞求怜悯。何家本是起身屠户，何太后悄悄对何进说：“我与你出身寒微，如不是张让等焉能享此富贵？”主张赦免宦官。
后来，何太后与董太后的矛盾公开化，何进贬黜董太后并使人鸩杀于驿庭，收缴董氏亲族之权，宦官又借机散布流言，诋毁何进，欲夺权柄。袁绍等再次提出尽诛宦官之议，何进去征求何太后意见，何太后明确反对说：“中官统领禁省，汉家故事。先帝新弃天下，尔欲诛杀旧臣，不是尊重宗庙。”
鉴于宦党乱朝而太后又反对诛灭，袁绍向何进策划说：“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此时事急，不容太后不从。”主簿陈琳认为：“将军仗皇威，掌兵要，龙骧虎步，高下在心。若欲诛宦官，如鼓洪炉燎毛发耳。但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建议当机立断，就地诛灭。
当时任典军校尉的曹操认为：“宦官之祸，古今皆有。若欲治罪，当除元恶，只须交一狱吏办理就够了。”何进最终却采纳了袁绍的意见，他暗差使者，赶赴外镇召兵入京师。
张让等宦官知外兵将至，决定先行下手。他们安排刀斧手五十人藏于太后所居的长乐宫门内，一面入告太后，请垂怜赐救。何太后不知张让等阴谋，遂宣何进入宫，欲为宦官请赦。
何进得诏欲行，陈琳谏道：“太后此诏，必是十常侍之谋，切不可去，去必有祸。”曹操提议：“先召十常侍出，然后可入。”袁绍提议：“今谋已泄，事已露。公必欲去，我等引甲士护从，以防不测。”经过一番策划，由袁绍之弟袁术带精兵千余，布于宫外，袁绍与曹操带剑护送何进至长乐宫前。黄门传懿旨：“太后特宣大将军，余人不许辄入。”于是何进只身昂然入宫，被事先埋伏的刀斧手斩杀。袁绍等人闻变，率兵杀进宫中，起事宦官大部被杀，部分宦官乱中劫拥少帝刘辩及陈留王刘协避走北邙山荒野之地。
何进谋诛宦官，不仅自身被杀，少帝被劫，朝中一时大乱，而且凉州刺史董卓带甲二十万入京，后来擅行废立、独霸朝政，客观上加速了东汉王朝的没落。可以说，何进诛宦官是一次不顾客观实际、肆意妄行的失败的政治策划。
陈琳
其一，召兵入京，其事必泄。陈琳对何进说：“俗云：‘掩目而捕燕雀’，是自欺。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况国家大事呢？”
在宦官势力极广的情况下，四方之兵入京的大事，宦官不可能无所听闻，所谓“暗召外兵”，只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之谈。而董卓奉诏入京时，为达到名正言顺的出兵目的，甚至公开上表，除宦官之事已经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其二，尚未除宦，而除宦官之名已经坐实，这就是“授人以柄”，何进还没动手，即促成了宦官先下手为强，因此，何进可谓愚不可及。
其三，召诸侯带兵进京，在当时王朝衰弱、众心不一的情况下，豪强聚京，必然会演出一场觊觎神器的争斗之剧，这就不是召兵者所能控制得了的。董卓后来在京师的所为正说明了这一点。正是陈琳所说，“英雄聚会、心怀异志”。
可以认为，何进即使不被宦官所杀，也定会为后来拥兵入京的董卓所难容。
何进手握重权，又有众位大臣相助，剪除几个宦官首恶，本来易如反掌，他召外兵除宦，大概是因为何太后保护宦官，以外官名义除宦，带点“逼宫”的意思，剪灭宦官之举，所维护的其实主要是何氏外戚集团的政治利益，这一政治大计尚不能争取到妹妹何太后的理解和支持，所召外兵之将董卓又非何氏亲信，且贪如豺狼，难受控制，可见何进并不是个聪明的人。
在众位大臣的策划中何进选取了这一方案，表明了其政治水平的低劣。他在长乐宫死于宦官之谋，本来也是可以避免的，但他身居高位，不能驾驭江河日下的王朝中激烈冲突的各种复杂政治势力，身败名裂，却是必定的。是“权有余而智不足”的自然结果。
袁绍提出“召外兵”诛尽宦官，陈琳认为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曹操则主张除元恶，只用“一狱吏足矣！”二人的话高下之见是非分明，而何进却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大赞袁绍高见，说陈琳是“懦夫之见”，对曹操的金玉良言，却怀疑有“私意”（曹家祖上是宦官）。由于何进召外兵，后来董卓起兵入朝夺权，暴虐胡为，天下大乱。何进做错事，还自鸣得意，不知祸之将至；而曹操则已预见：“乱天下者，必进也。”
何进召外兵已错，而错上加错的，是让“临犯京阙”的外兵纷纷公开声言定为诛宦官而来。如果因力量不足而召外兵“清君侧”，则应该急、密，使对手措手不及；而何进有足够力量可诛宦官。他之所以大肆张扬，是为造成诸侯要诛宦官的强大声势，以迫使“太后不得不从”而已。
真是弄巧成拙，要杀人还要预告，使宦官能及早做好准备，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反扑。而且何进手握天下兵权，不把十常侍放在眼里，毫无防备，一点警惕性也没有，这等于自己完全解除了武装，任由人为。何进之愚，没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