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之所以能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而称为历史科学，主要在于编史的基本准则及评价史书价值标准的真实性。
中国人是世界上被公认为最富于历史感的民族，在几千年文明史发展长河中，中国有最正规的编史修志制度；中国史家辈出，代不乏人；中国留传下来的史籍之丰富为世界之最，不仅有一脉相传的官修史书，还有浩如烟海的民间野史。这都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在中国古代伴随着史书的产生，还产生了校勘学、版本学等辅助学科，它们的首要任务也在于考证、辨明史书记载的真伪，教导后人了解和分辨出哪些史籍可称为信史，哪些史籍属于不真实的伪书。所以，真实性原则可谓中国优秀史学传统之精髓。
新中国成立后，由周恩来总理所倡导的，以“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为特色的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至今已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在党中央、全国政协及地方各级政协的重视和支持下，通过一大批默默无闻的文史资料工作者们的勤奋耕耘，几十年来已征集出版了一大批涉及方面很广的文史资料，它为编写党史、国史提供了许多可贵的史料，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史资料将愈来愈大地发挥出它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所以，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应该看做是新中国历史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文史资料工作的生命之树之所以常青，关键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提出和强调了“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的特色和准则。“三亲”实际上也就是真实性原则，周恩来总理在50年代讲到文史资料工作时，曾多次强调“存真”“求实”的意见，不久前，李瑞环主席在讲到文史资料工作“大有可为”时，也特别强调指出：“要忠于历史事实。”所以，真实性原则同样是关系到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否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已出版和待出版的资料能否以“信史”留传后代的要害问题。
当前，征集、出版文史资料的重点已转移到1949年以后，这是文史资料工作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新的起跑点，1949年以后历史，就是我们所生活时代的当代史，距今虽不遥远，但在许多较敏感的问题上，可能人们的认识还不太一致，征集对象及编稿人也难免有所顾虑，所以要做到撰稿人秉笔直书、编稿人据实编书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需要我们各级党政领导、政协领导及文史资料征集工作者们都能不断地解放思想，提高认识，解除撰稿人的顾虑，才能征集到一批真实可信的资料，我认为出版的文史资料精品，首先应该是真品，即是不需后世再对其进行正误、辨伪的信史，才能永久留传于后世。
1996年8月，我以七届甘肃省政协常委及政协文史资料专委会兼职副主任身份去沈阳参加了全国政协主办的“建国后史料专题协作会”，本短文为我在这次会上的书面发言，刊登于《人民政协报》1996年9月12日文史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