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和县以教育问世，设帐解惑、授业，桃李遍天下者，当称进士出身的任尚蕙。
任尚蕙，字兰台，号震山，西和青土坡即今汉源镇任河村人。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为书香门第。祖父任辉先“操行纯洁，急公奉上”，却不涉仕途，终身以教书为业。在祖父的熏陶下，任尚蕙笃志力学，嗜书不辍。乾隆十四年（1759），考中秀才。乾隆三十九年（1774），55岁的任尚蕙，乡试中举。中举归来后，奉知县邱大英之请，编纂《西和县志》。此后多次赴京会试，均未得中。乾隆五十二年（1787）中进士，授任兵部武库清吏主事。这时他已是68岁的白发老人，应聘在皇家宫廷授课。据载因教学严厉，不时对皇家子弟举动戒尺。皇帝闻听说：“教育太子，不必过分责咎。”任尚蕙随口答道：“打着教的尧舜帝，不打不教的桀纣帝。”皇帝默然不语。任尚蕙自知失口，深感懊悔，恐惧不安。此时，传来父亲病笃的消息，遂告假归里。一路上只带随从一人，御赐的职衔纱灯也遮盖不露，晓行夜宿，落脚骡马店。
辞归后，以暮年之望，舌耕笔播，献身教育。初，主讲兰州兰山书院，继又主讲秦州天水书院近十年之久。后继老归里，遨游山水，以著述吟诗自乐。据县志载：时地方差徭甚繁，每需脚骡，辄四出强拉，甚碍农事。他与民屯各里妥商，定为民帮民支，按照里分大小，分派日期，立有章程碑，以垂久远，以利地方。这是他为地方办的一件好事。终年之岁，以鹤老松古，有说他卒于80岁，有说他卒于84岁。已经到了嘉庆年间。
任尚蕙的著述和诗作应该较多，但留存者极少。见到他修纂的县志一部，所撰碑文二篇。只能依此捉摸他的人生轨迹和诗文大概。
任尚蕙中举是乾隆五十五年秋天的事。临行前儒学训导陈其忠吟诗二首，以为祝辞，曰《甲午秋间任生得荐漫书二律勖同学诸子》：“三秋丹桂发，莫但一人攀。执艺犹居肆，安禅尚闭关。功深曾透铁，至味非特为。功冀勤磨砺，书升咫尺间。”“简编涵至味，非特为功名。但作图南计，何惭累北情。锦标辉风藻，金石琢鸿石。道妙因文见，超腾世所荣。”
任尚蕙是被举荐赴西安乡试的。训导对他寄予厚望。第一首诗中用了“月中折桂”的典故，意在托言此去必然中举，并希冀能因此而带动诸子，共步蟾宫之望。第二首诗用了大鹏背负青天，涉翔南海的典故，意在告诫他，“但作南图计”，一心一意奔腾于万里鹏程，以实现终生为之奋斗的举试之劳，不要考虑会不会落榜。
此次乡试，任尚蕙果然获捷中举。归来后，奉西和知县邱大英之邀，纂修《西和县志》。据《西和县志》载：该志由知县邱大英领衔纂修。邑举人任尚蕙、邑廪生赵维元、邑廪生蒲全节汇纂。典史屠宗能、临生邱思永编次。邑廪生周恒、任良卿、何魁元、郝植英稽访。儒学训导陈其忠、董保赤分订。参与修志的人很多，但主编只有三人，以任尚蕙为首，其余二人为副主编，志书编纂者冠以“任尚蕙主编”者亦不为过。
邱大英在《西和县志》中，阐发了此次修志的动议，以见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价值。
邱氏曰：“问赏劝耕视获，周览山川，见崆峒高峙，汉水长流。为问前贤遗迹，而田夫野老指点，若信若疑，因以邑志，原无成书可考，用是瞿然访之，邑人士有出前令蓝君志稿一编相览者。余阅之，见其寥寥数纸，体裁草创，记载简略，并后之添注绩采，更多附会讹诈，爰为悉心纂订。建置沿革，忠孝节义，则稽之史传；舆图疆域，城守堡寨，则蹬之近岭。山川、名胜、古迹、寺庙采而博之；风俗、物产，询而志之；至于祀典、学校、丁徭、田赋一遵现在准则，无敢或异近代。节孝、隐逸定以乡评允协，记录唯真，诗文咏叹，以永其情。凡三月而稿成，按编次，付诸梨枣。”
此次修志，稽之史传，登之近岭，乘而博之，询而志之，“使前古近代，一二幽潜，不至连会远流，随风湮没。”
任尚蕙在《西和县志后序》中，对邱大英举废兴课之功大加颂扬，至于编纂志书，不敢贪功自重。
《西和县志后序》曰：“邑之志乘，犹国之有史。故古者輶轩采风，亦太史征信之端，至一邑之内，唯赖有实政。惠孚振兴废坠之贤，侯用以章表幽潜，上以昭治化之光，下以培敦庞之俗。仅侈清丽藻而已也。西和数百年，志无成书，实用缺典。邑侯邱老夫子下车之初，览山川风土，即有振兴厚意，但念瘠土贫民，教养为急，爰是殷勤抚恤，夏暯则洁斋祷雨，冬寒则捐资赈粥。重义学以训士子，助资斧以资省试。晓谕愚蒙，葬埋枯骨；招徕商旅，贸迁货财。数年百废俱兴，此其大概，可约略举也。继有整葺学宫及修志之意。又适以调拨金川军需，来往勤于经理，至今甲午秋，公余之暇，始因士民请命，邑人士搜罗旧稿，采访遗事，先后提纲次目，左图右史，翻阅稽考，于岁除而稿就，蕙捧而读之，考核精举，词旨简洁，各篇小序，皆按切西邑土地人民实志，不肯侈为浮靡。而古今人物事迹，见善必录，有美斯传。于以励人心而端风俗，岂不厚以重哉。老夫子江右名儒，淹雅索着，以实政传地方实录，教育深心溢于楮，自足以国史之传并垂不朽，因不自谫陋，而为之识于后。门生甲午科举人任尚蕙谨识。”
盛世修志，亦赖实政惠民之利，西和修志，正当知县“惠孚振兴废坠之贤”。任氏对知县邱大英振兴废坠之贤颇多笔墨，而对修志者的用心操持却数语带过，实为后人之憾事。“邑人士搜罗旧稿，采访遗事，先后提纲次目，左图右史，翻阅稽考，于岁除而稿就。”此乃修志者的程序也。“于岁除而稿就”，点出志成之时日。如此说来，修志于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开始，腊月三十日稿成，前后只两月有半，可谓神速。稿成后，作为总纂的他，“捧而读之，考核精举，词旨简洁，各篇小序，皆按切西邑土地人民实志，不肯侈为浮靡。”这是任氏对这部志书总的评价。至于人物志，“古今人物事迹见善必录，有美斯传”，以达到励人心而端风俗的目的。最后，作者誉称该志“足以国史之传并垂不朽”，寄望于永传也。
乾隆《西和县志》，今藏甘肃省博物馆、南京图书馆和旅大图书馆，皆为抄本。台湾《中国方志丛书》以影印本出版。
碑文《常太孺人九十有一寿序》，撰于乾隆四十四年。事因常太孺人九十一岁高寿而序。乾隆皇帝之70寿庆，颁令增级设科，“凡自七十以上，以迄九十百年者，加厚有差猗欤休哉。”对享有高龄的老人以加厚恩而称颂。适逢常太孺人91寿庆，有王元德、赵维元者，特请任尚蕙为其寿序。《常太孺人九十有一寿序》曰：
岁在庚子恭逢皇上七旬万寿，湛恩汪，爰有增级设科等项，万邦黎献恺弗权忻踊跃，惟兹养老一端，信极周至，以故通都大邑，山陬海筮间，凡自七十以上，以迄九十百年者，加厚有差猗欤哉！诚至渥也。夏五月既望，蕙兀然家居，友人王子、讳元德，赵子，讳维元，扣扉而属曰：“邑之东南，常太孺人者，有淑德，有遐福，生于康熙十五年十月初十日，寿已九十有一，亲谊等欲于设帨令辰，捧觞而祝愿一言，以志其实可乎？”蕙闻之，瞿然动俯而自思，特恐志郁学疏，不克阐扬懿范。然二君学行索着，余所敬惮，孺人之德、之福、之寿。又值皇仁赐贲之年，其可不忘，其固陋而为一阐扬耶。遂唯唯而不敢辞。王子于是从容讲述曰：“孺人王姓，族多伟士，十五于归，侍祖母、舅姑及继姑皆以孝闻，其叔之读书者供给之，最稚者乳哺育成之。乾隆二十一年，常太翁荣与乡饮，固其德行风俗，不愧宾贤孺人以塞渊温慎，辅相其间。盖内助之功居多云。生子五，长子天培入庠，女二孙六，第四谦入庠。曾孙四，俱幼。至辰岁，太翁捐馆，孺人年已八旬，朝夕劬劳，戒谕子孙，期以亢忝乃祖风。至今已逾九旬，凡纺绩训子，靡不从初，宜其少子等暨诸孙皆方正，庄雅雍雍，济济于庭，除未尝遇佚前人光乎！此其懿范之大略也。”赵子言亦如之，蕙初闻时，正襟危坐，已而悚然起立，喟然而叹曰：“贤哉孺人也！”因念人生世上，身列鬓眉者，孝友不着于里闬，坊表不馨于苗裔，维其间亦有寿臻耄耋，不过虚干支耳。以视孺人之懿范，其贤不肖何如也？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秦晋冀豫数州，足迹几遍，见见闻闻，亦云甚众，如孺人之德、之福、之寿，兼目明神健，不异前时，卒未易数覩，可不谓福履绥之寿考维祺者乎？贤哉孺人也！孺人之居，前有竣山，厥名“云雾”，其势翠峰，孺人之行协，与此山共高；山下有潭，厥名“跃鲤”，波通江汉，孺人之福，与其流共远。且寿迩期颐，鹤箕其量，又王姓也，于归常则，云峰曷不拟“仓岗”，仙潭曷不拟“星海”。西望瑶池，相传为王母者，亦何不能嗣徽音？亘古今而有常也。与言未既，二君幸以为然。愿即余之所陈，书之帛，捧觞以祝之。若夫适值万寿庆典，又为孺人之福、之德、之寿，隆于际会也。
夫是为叙。
乾隆四十四年
碑文旨在赞美常太孺人之福、之德、之寿，以阐扬其懿范。其一曰：“侍祖母、舅姑及继姑皆以孝闻，其叔之读书者供给之，最稚者乳哺育成之。”其二曰“常太翁荣与乡饮，固其德行风俗，不愧宾贤孺人以塞渊温慎，辅相其间。”此乃内助之功也。其三曰：“太翁捐馆，孺人年已八旬，朝夕劬劳，戒谕子孙，期以无忝乃祖风。至今已逾九旬，凡纺绩训子，靡不从初，宜其少子等暨诸孙皆方正，庄雅雍雍，济济于庭。”捐馆，旧时以为人死亡的讳辞。
笔者闻其懿范之大，深为感动，“正襟危坐，已而悚然立”，赞叹之不绝于口。“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秦晋冀豫数州，足迹凡遍，见见闻闻，亦云甚众，如孺人之德、之福、之寿，兼目明神健，不异前时，卒未易数覩，可不谓福履绥之寿考维祺者乎。”笔者盛赞孺人之贤，且以所居之山潭及族家王姓之常则相比，可谓言尽意切，感叹之深。“前有竣山，厥名‘云雾’，其势翠峰，孺人之德，与此山共高”；“山下有潭，厥名‘跃鲤’，波通江汉，孺人之福，与其流共迹。”“寿迩期颐，鹤箕其量，又王姓也，于归常则。”且以翠峰比之为昆仑，以鲤潭比之为星海，以太孺之嗣德比之为西王母之“能嗣徽音”。其赞誉之极未能过之。任氏中举后曾几次进京会试，“西至崆峒，北过涿鹿。秦晋冀豫数州，足迹几遍。”又以“见见闻闻，亦云甚众”比之太孺之德、之福、之寿之“未易数睹。”
西和县又有一位饱学之师名王兑山，乾隆恩贡进士，其学识德行享誉乡里，课士孜孜不倦，多有英才俊士登门论学。乾隆五十五年（1790）任尚蕙为其撰文立碑以颂其德。
王兑山为恩贡进士。其祖宗皆恪守科读，敦善积行。其父王国潘“视行世笃雅过之，举乡饮宾，生平怜贫救急，宽厚超人。”王兑山“生而聪颖，详究濂洛关闽之学，为文洒洒千言，操纸笔立就，而清越昌明，曳然独步。”其才学可谓超群。教书育人堪称楷模，“诲人射亹亹不倦，务绝难涩陋习。”交游门下者，无论兰仓、水南，济济多英俊士。所谓学问根柢，师友渊源，真有大过人者乎。至于道德为人，评价也是很高的。“一切解携之际，难色清色，顿尔胥融，议论风旨，浩浩落落，不假修饰，更不骄纵房刻意，此为忠厚长者也。”
任尚蕙还借助碑文，传递了他自己笔耕一生，登科授职之事。“余年五十有五游艺庠序，登甲午乡榜，丁未成进士，旋沐皇恩，钦授兵部武库清吏司主事。”并说明自己未能北上供职的缘由：“余既乞假旋归，发初曾欲北上供职，缘囊空未决，近仅优谕度于秦州天水书院。”七十多岁的任尚蕙，北上供职却有诸多不便，而授徒书院则正是炉火纯青之时。如前碑所言，作者又提及他数十年间足迹几遍宇内的所见所闻，其荣耀之情溢于言表。“所遇自村里族党，及大邑通都，凡硕彦巨儒，固为所在，多有其间。”可见作者为了登进士第，终身为之奋斗不止，赶赴乡试会试，次数之多，经历之广。
蒙颁赐为礼县主讲，德教一生，恩泽一世。辞世十年，学子们为其立碑记之。
《蒙颁赐德教碑》记载了蒙颁赐德教之恩。礼县进士梁士选撰文，进士焦志贤书丹。蒙颁赐“家世儒素，自高曾以来，以正直着乡里。至先生而聪颖绝伦。”出身拔贡。二十出头时，因外值兵燹，专意于文学，以尽其志，乃襄笔西游，应聘于西固、阶州、成县各幕中。久之，遂渐通刊名家言，下至卜医之书无不涉猎，以为应酬。“出而应试，乃文场坎坷，连不得志，于有司爰设帐授徒，专立于讲学一事，以化育人才。”丧乱后，茂草荒落，不识经史为何物，往往滥邀一极，其流弊不止。先生主讲十余年，乃一切以清真雅正矫正之，文风为之一变。光绪十六年，署理海城训导。二十二年，部铨华亭教谕。“先生垂老忘倦，方锐意秉锋，思为边城一破其盹蒙，不图抵任未及，旬日而逝，识者惜之。”蒙颁赐在老家礼县主讲10余年，梁士选、焦志贤皆为蒙颁赐的学生，颇得教益，两人又皆考中进士，面对师长蒙颁赐的栽培之恩，二人“自愧鄙陋不足，仰赞高深”，故而于蒙颁赐逝世十年之后的光绪三十四年，为其撰文书丹，立碑记之。
礼县进士李应紫、梁士选、焦志贤，皆为礼县教育事业作出贡献。李应紫中进士后，曾主师秦州天水书院，门下被泽甚多，翰林张世英是其高足弟子。梁士选从紫阳知县任上归来，于宣统六年任礼县劝学所长兼劝学总董，百姓为其教学品德所敬佩。着有《紫阳遗书》《守拙堂遗稿》。焦志贤曾主讲礼县书院、西和漾源书院，“阅奉州诗卷，持论精严，堪资启发，成就后进者甚多。”
有吕锦者，礼县红河人，自幼英敏善断，习武练功，不顾农事。康熙十八年由广东塘厅任满，四川总督杨茂勋知其才，荐为四川督标右营游击，升四川督标副将，在进剿吴三桂的战头中屡立军功。康熙二十年平乱后，被裁缺调补，旋即疾归故里。康熙二十三年病逝家中。赠骁勇将军，加镇国将军。礼县又有杨体元、王廷极、何济舟、王揆一者，皆为一时之贤才。杨体元，随靖逆侯勇征临巩，继又从勇略将军赵廷栋征四川，在征讨吴三桂的战斗中屡立战功，擢升甘宁抚标营守备。王廷极，贡生，选任贵州普安知县，调河南确山知县。轻科徭，扶孤寡，除强暴，确山人为之立生祠。何济舟，嘉庆举人，官山东临清州州同，历新泰、高苑、嘉祥等县知县。高苑士民赠匾曰“泽被群生”。王揆一，附贡生。初任江西建昌府同知，历署云南嵩明、昆阳知州。有善政。士人赠“望隆闾党”“乐善可风”等匾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