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佛教得到迅猛发展。当时盛行的佛教宗派禅宗，倡佛性，重功德，主张富贵人家出资出财，造像建塔，以积功德，凿窟造像空前兴起。甘肃境内最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临夏炳灵寺石窟、安西榆林窟、肃南马蹄寺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肃北五个庙石窟、西和法镜寺石窟、武山木梯寺石窟、庆阳北石窟、泾川南石窟，都是从这时起开凿雕塑的。在甘肃最早营造的12个气势雄伟的石窟中，法镜寺石窟名列第九，曾经是甘肃佛教全盛时期的重要象征之一。
长道镇北恃祁山，南控塞峡，为西和县北大门，著名的法镜寺石窟开凿在塞峡。始建于北魏太和年间，陆续凿塑石窟佛像，延至唐代。造像规模宏大。现存南崖15窟，北崖16窟，造像13尊，为珍贵石雕艺术。
杜甫南下同谷路经塞峡时所写《法镜寺》诗，赞美了法镜寺的胜景。杜甫诗中描写的法镜寺是唐代窟前建筑。后移五台山。窟前山崖尚留石龛3处，雕有三世佛石像，居中的释迦牟尼像高约6米，和蔼可亲，庄重肃穆。
西和之南有八峰崖石窟。八峰崖由八座竞势争高的峰崖组成，峰峰入云，如群仙聚会。西峰，雄奇壮美，高岭横天，独立于八峰之间。峰腰有天然岩穴，有悬空栈道相连。八峰崖石窟就建造在西峰上。据残存遗迹及民间传说推知，石窟始建于魏晋南北朝的仇池国时期。西晋怀帝永嘉之乱后，北方出现了10多个相互割据的国家政权。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把佛教作为自己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而大力推崇。仇池国王杨茂搜信奉佛教，曾建寺于八峰崖下的寺湾村，后因大雨冲毁，佛寺便移至八峰崖岩穴中。南北朝是石窟造像极盛时期，石窟当建于北魏敦煌千佛洞石窟前后。后经唐朝增建，初具规模。宋、元、明、清各代连续扩建，遂成为规模较大的古代石窟建筑。
石窟为两层14龛，原有殿宇14间，造佛200余尊及部分壁画。这些造像形象生动，情趣盎然，其中佳作迭出，不减于名山大窟作品。上层十龛的弥勒佛，高4米，丰满、充实、魁伟，面掬笑容，脸挺坚毅，显示出一种内在的力量。三世佛及其泥塑，其造塑、神韵、服饰、绣花，不失为雕塑珍品。
小佛造像，多用佛家故事。每个故事造像，神态活泼，造型优美，情节生动，刀法熟练，栩栩如生，飘然欲动。“八仙过海”故事，其衣着、服饰、仪容、风姿，暗示出一种驱邪除恶的精神，气势不凡。正在捉迷藏的一对稚童，一个双手捂盖着另一个的眼睛，而另一个则一手扶膝，一手上举，似要挣开，天真活泼，稚趣盎然。窟中塑像，姿态千秋，表情各异，或站或坐，或伏或卧；或低头沉思，或昂首远眺；或孤心祈祷，或回首相应；或喜，或怒，或善，或恶；或动，或静，或智，或愚，每尊佛像，都好像在述说着自己的心事，纵观着凡间的沉浮，人世的祸福。透过历史烟云，透过宗教迷雾，让人们看到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艺术创造。
徽县佛爷崖石窟，位于水阳乡姚家山村。石窟之侧为南禅寺，后毁于天火。佛爷崖呈馒头状，石窟凿于北面石岩上，坐南面北。高4064米，宽8米，自东向西雕刻跌坐大佛4尊，小佛14尊。正壁大佛高1.92米，跌坐于圆莲坐上，面相丰腴，神态慈祥，微带笑容，体态自然。大佛左右上方，各有一浮雕跌坐小佛，高60厘米。右壁1号大佛高1.1米，2号大佛高1.41米，左壁大佛高1.1米，均跌坐于莲座上。这些石佛，或正目向前，或侧目前视，或举首遥望，或低眉俯视。形象生动，神韵各异，满壁风动。石窟略呈平顶，前檐立面上，东西两侧各有浮雕6尊跌坐小佛，高18厘米，风化严重。立面边缘有临空建筑遗迹，方形椽孔，历历可见。佛爷崖是古代白水路通道。据初步考证，石窟佛像具有南北朝北周造像特征，与邻近的天水麦积山石窟、武山水帘洞石窟及四川石窟造像较为一致。
佛寺的盛行，吸引着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来陇南拜佛作画。
东汉时，武都郡太守马融曾在今成县的广化村设降帐台，授徒众生。唐代，在降帐台故址修建佛寺。佛寺右侧有灵穴仙窟，吴道子在仙窟中留下一幅观音画像，成为佛家至宝。宋代有人将吴道子观音画像刻在石碑上。清《成县新志》载：“唐吴道子画碑断两截，中伤其手，自前明传来仅存上截。国初，有儒童肄业于寺，乃从砌石中寻出下截。”保存下来的画碑合为一碑，后人或摄影，或临摹，成了吴道子珍贵的传世佳作。
吴道子是唐代鼎盛时期最著名的画家之一，后世称“画圣”“画祖”。漫游至洛阳时，玄宗闻其名，任以内教博士，改名道玄，在宫廷作画。擅画佛道人物，笔迹磊落，势状雄峻，生动而有立体感。曾在长安、洛阳寺观中作佛道宗教壁画三百余间。苏东坡评价说：“道玄画人物如灯取影，逆来顺往，傍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语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有余，运斤成风，古今一人而已。”吴道子观音画碑，头束云髻，面部圆润，神态安静慈祥，衣纹线条简单流畅，栩栩如生。
西和又有佛孔寺，在西和东边的佛孔村。佛孔寺依金鼎山而建，为丹霞地貌，高约四百余米，形似魏晋名窟“麦积山”，有“小麦积山”之称。崖上大小石窟十余处，主峰凿有上下四层石窟，排列各路神仙。底窟尤深，殿宇森严。窟前依势建庙，错落有致。唐代石窟，有两当的董真庵石窟，窟长约30米，宽25米，窟内有佛道雕像数十尊。董真人用大半生开凿而成，其间食盐就吃了三石二斗。黄花寺石窟为两当摩崖石刻文化，在黄花县遗址灵官峡中。建于隋末唐初，为两层楼式建筑，规模宏大，僧侣曾达300多人。寺中碑文载：“年食盐100担，粟3万担”。是甘肃东南及陕南的佛教活动中心。
佛教在陇南的传播和盛行，使陇南文化发生了些许改变。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陇南文化的统治思想。佛寺的兴起，佛学思想直接或间接地渗入儒家思想之中，儒家思想唯我独尊的统治地位受到冲击。陇南文化随之增加了新的成分。佛寺的兴建，使建筑艺术发生了些许改变。许多寺院造型独特，建筑壮丽，装饰华美，具有庄重感和神秘感，对陇南的建筑艺术是有影响的。石窟造像的兴起，雕琢上增加了新成分。雕琢佛像是一种新艺术，有用铁铸成的，有用石凿成的，有用石灰胶成的，有用木雕成的，其雕琢之精，装饰之美，工艺之复杂，是前所未有的。绘画上的影响是明显的。寺壁都要绘画，或在墙壁上画，或在木门上画，或在纸上画，皆为佛像或佛家故事，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非同一般的中国画。对文学方面的影响也不能低估，特别是大量佛教故事的传播，不仅对文人的文学创作有影响，尤其对民间的传说、故事以及口头文学影响较多。随之产生了一批寺院的建筑者、雕琢者、绘画者，以适应不断兴起的寺院建筑和石窟造像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