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15日志摩与王文伯在上海登上了一艘英国远航轮，经日本横渡太平洋到美国。离美后志摩又横渡大西洋赴英，重访康桥，参观了恩厚之的农村开发基地达廷顿庄。后由英国到印度探望他朝思暮想的泰戈尔，参观了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及农村开发基地苏鲁，同年11月中旬回国。这次环球旅行，实质是他1925年春那次旅行的继续。
王文伯虽是银行家，但志摩说他身上没有铜臭味，为了保持自身的清白，他放过了好几次可以赚大钱的机会，而宁肯欠债，所以很得志摩敬重。志摩身穿米色丝绸长袍，外罩春仿坎肩；王文伯身穿艳色绸袍，两人宽袖大袍，风度翩翩，在英国远洋轮的甲板上缓缓而行，参观着船上的各种设施。
这是一艘设备很好的远航轮，船上有健身房，有图书室，有贮着碧水的游泳池，还有小孩子们的玩具室。在船上有音乐听，有电影看，有舞跳，还有可口的中西酒食。但这些尽是为那些在东方赚饱了大钱回国去享用的洋人而备的。志摩与王文伯气愤地称这些西方大亨是“retired burglars”（退休夜盗）。
当他们走进三等舱，他们所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赤脚裸身的中国劳工，有的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有的围着长方桌赌钱，庄家在碗下放一大把棋子，下注后由庄家揭开碗，用竹条四颗四颗地数子，数到最后几颗定输赢。他们乱发污面，眼中结满血丝，都是些在中国已无路可走，被迫出国谋工的劳苦大众。中间夹杂一些一叫就来或者不叫自来的广东女人。她们袒胸裸腿，为了生活，她们卖唱、卖笑、卖肉体。在同一艘轮船里，泾渭如此分明，上下两重天。志摩回到甲板上，凭栏远眺，平波大海，开拓了他的心胸神意，一度堵塞的诗眼，又开始了喷涌：
山，我不赞美你的壮健，
海，我不歌咏你的阔大，
风波，我不颂扬你威力的无边；
但那在雪地里挣扎的小草花，
路旁冥盲中无告的孤寡，
烧死在沙漠里想归去的雏燕，
给他们，给宇宙间一切无名的不幸，
我拜献，拜献我胸胁间的热，
管里的血，灵性里的光明；
我的诗歌——在歌声嘹亮的一俄顷，
天外的云彩为你们织造快乐，
起一座虹桥，
指点着永恒的逍遥，
在嘹亮的歌声里消纳了无穷的苦厄！
他不赞美壮健的山，不歌咏阔大的海，他对一切弱小的、可怜的、穷苦的、不幸的生物充满了博大的怜悯，他要向他们《拜献》。
志摩在上海时只是感到局促与匆忙，在轮船上休息下来，一觉睡下去，醒来就是10点多。他感到旅游真是一个最好的休息。6月17日傍晚轮船驶入日本内海：岛青、海绿、天蓝，五颜六色的渔帆在轻波软浪中浮游。这样的美景蜷居在上海时是无法看到的。他对王文伯说：“这是我第三次到日本了，日本的民族自有他的可爱之处，日本的景色也够迷人，可是那个政府实在可恨。”
王文伯闻言，感慨地说：“一个月前，日本出兵山东，强占济南，在他们眼里，哪里还有国家与主权。”
“且不说国家与主权，简直没有把我们当作人看待，哪里还谈得上体面的字眼，这还不是欺人太甚！有血性的谁能忍耐！”志摩说着，眼中充满了痛苦，他把半截香烟狠狠地掷向日本海面，隔了一会儿他又说：“但是反过来说，我国的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外交部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没有一件我们受人家侮辱的事，不可以追源到我们自己的昏庸。”
轮船要在日本停靠两天，志摩要上岸去游览，并去看看地震四年后的东京。日本的记者消息真灵，志摩一踏上神户码头，就有两名《神户报》记者来拍照采访。因志摩那时对日本恨得要死，所以他对慕名来访的日本记者没有好感，几句话就把那两名日本记者支使走了。
他在神户游览了著名的雌雄龙瀑布，当他一入山谷，就有一股熏人欲醉的清香扑入肺腑，顿时神清气爽。飞泉淙淙，在薄暮的空山中回响，像一曲音乐，像一首诗，妙不可言。他感到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谐和了冲突，止息了扰攘，枯涸的心头得到了滋润。当晚他从神户搭火车到东京，他在车上又想起了在上海过着松散生活的小曼，他就在火车上给小曼写信：“上海的生活想想真糟，陷在里面时，愈陷愈深，自己也不觉到最危险，跳出时就知道生活是不应该这样的。”他又告诫小曼：“一无事做是危险的，饱食暖衣，无所用心，决不是好事。”当时他俩合写的《卞昆岗》已经交《新月》付排，志摩在旅日途中又写了一段“小跋”，随信附寄给小曼，要她转给余上沅一起付印，并要小曼去参加《卞昆岗》的排演。如有可能要小曼再写一二个小戏。志摩对话剧有无穷愿望，他要小曼与他密切合作，他当然更企望通过写戏，让小曼从惰性的泥淖里挣出来。
第二天上午9时火车到了东京。这是他第三次到东京。前一次1924年随泰戈尔来东京时，正值东京大地震之后，那时东京简直是人间鬼窟，但仅相隔四年时间，一个新的东京又在废墟上站起来了。他恨日本军国主义的猖狂，但他不得不敬服日本民族的苦干精神。
东京市场上灵巧好玩的东西真多，看了使人不得不爱，他真想买几样寄给小曼。可是当他伸手去掏钱包的时候，济南惨案的血景又浮在眼前了。他咬了一咬牙，走过琳琅满目的东京市场。志摩回到轮船上，王文伯问他买了些什么好东西给小曼，志摩摇摇头，说：“买了有碍爱国了。”
轮船驶出日本内海，向太平洋东北方向行驶，过一天冷一天，一路上少见阳光，多见云雾。出国时所穿长袍已不能抵御北太平洋的风寒了，于是他与王文伯蹲在船舱里天南海北地谈天：国事、家事、政客、幕僚、学者、银行家，以及爱之花、潘奴、雅秋、亚仙这些有名女子，都成了他们的谈资。当然也谈到了小曼。
王文伯说：“你应该把小曼带出来，见见世面，你也不必心挂两头，天天给她写信了。”
志摩叹了口气：“我何尝不想她一起出来，可是她有种种借口，过不惯旅途生活啦，看不惯外国人啦，从去年夏天起她又缠绵病榻，靠鸦片烟来支撑日子，现在更走不动了。”
王文伯听到志摩谈到小曼吸鸦片，就联想到上海的社交场所的一些“窃窃私语”。他要志摩留神，不要太书生意气了。
志摩当然知道所谓“窃窃私语”指的什么，但志摩为人没有心计，也不知道他人会用心计，他说：“我爱小曼，我贴骨连心地爱她，有时我也怨她、恨她，但怨她、恨她，是出于更加爱她。夫妻间信任是第一义的，如果彼此猜疑起来，还成什么夫妻。”
拿破仑曾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为了这个题目，过去志摩与人争辩过：他认为结婚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爱情向更高境界发展的开始，因此结婚后仍要不断地向爱情投资。正是出于这样的见解，志摩旅途中仍坚持每天给小曼写信，表达他的思念与期望，真是语重心长，苦口婆心。
日子悠悠地过去，船过子午线，又转向西南行驶，过一天就暖和一天。他在船上吃饱睡足，精神又恢复了，面色又红润了，再不像在上海时那样一脸晦气。他与王文伯又走出船舱，到船头上去做“跑马”的游戏，到电影室去看电影，他感到心神安宁了。
7月初轮船在温哥华岛靠了岸，他与王文伯下了船，由这里再搭内港船到美国。这个岛当时只有七万人，景色幽美，气候宜人，住房掩映在繁花密林之中。临海远眺，水鸟奋飞，群岛浮沉，碧海柔波，蓝天白帆，犹如蓬莱仙境，在这样环境里他“尘俗之念，一时解化”。
温哥华岛也有华侨，大多是广东来的，他们看到祖国来了亲人，十分亲切，盛情邀请志摩与王文伯到北京楼餐馆去共进面食。女堂倌都是海南岛人，穿着粉红的绸衫、黑绸裙、白丝袜，腰间系一小方围巾，殷勤待客。在国内即使是亲人，由于利害冲突，有时反而成了仇人，出了国同胞相遇，不是亲人却胜过亲人。他感到人是善的。“人变兽”是由于恶浊时代给他们服了迷魂汤。
志摩与王文伯从温哥华岛的维多利亚搭小海轮到美国的西雅图，在西雅图办了入境手续，改搭电气火车经芝加哥到纽约。志摩住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礼文斯顿堂324室。他到美国时，正值美国共和纪念日，举国共贺，美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再一次作用于志摩。他感到中国内战白热化，使整个社会的结构都动摇了，他在纽约给泰戈尔的秘书安德鲁去信时说：“中国局势动荡……少数有勇气敢抗议的人简直是在荆棘丛中过生活，摸到脖子，就不禁因脑袋尚存而希奇了！”他盼望中国至少有个喘息的机会，他这次出国实质也想藉此喘息一下。
主张精神贵族化，物质平民化的志摩，过去对美国并无好感，认为美国至多只能造成一个感情作用的民主政治。这次他在纽约住了一个多月，又读了奥尼尔的《奇怪的插曲》一书之后，他对美国的认识“大大地改观了”。他认为美国是个包容性很大的、有创造性的文明国家。
那时泰戈尔的身体日趋衰弱，志摩爱他、敬他、想他，急欲与他相见。在欧洲的朋友狄更生、傅来义、罗素、恩厚之，又牵动着他，他于7月下旬离开美国，横渡大西洋到达英国伦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