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我扛着那袋大枣赶往火车站，街上的人还稀疏可见，并无嘈杂之势，路过招待所的时候，我又看见那个因生活所迫满鬓霜白的老奶奶早早地在门口摆起了枣摊。由于实在找不到一个处理这袋大枣的方法，我决定把枣归还给她，她一看有人指向性的朝她走过来，脸上顿时泛发光彩，在辨别性别后，随即说到:“靓仔，买枣不咯？”她显然已经不认识我了，也许是昨晚灯光太暗没看清，也许对于这样的人来人往的顾客已经感到麻木。颇费苦心地解释原由之后，半晌她突然反应过来并笑到:“小伙子，你真是个好人那，买的枣又还给我，我怎么好意思啊”，说着便一边尽各种她平生能想到的褒义词塞给我，一边又利索地取下枣袋，然后就把我晾在一旁，吆喝着卖枣。我淡定过了头，不想自讨没趣，在撂下一句祝你生意兴隆之后，卸下负担的我往车站奔去，早上坐车的人不是很多，排队不用等那么久便轮到我买票了，售票员问买我去哪的，我吟思一会，然后说我买你们这能到的最远的地方的票。于是，我拿着一张目的地我自己都不认识的票进了候车室，门口还有几个没买票的人在和检票员争执着，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来，旁边一个穿着稍显寒酸的人横睡在他的粗麻袋上，显然昨晚是在这过夜的，姑且可以称之为工人。我点燃一根烟，打发着时间，片刻之后，门口的吵闹愈发地激烈起来，“凭什么别人没票能进去，我进不了！”一个看起来也像工人的人怒吼道，旁边体态臃肿的男检票员本来是一个地方的人此时却用别扭的普通话反驳道:“我们是依法办事，你没票，就不能进去”，然后在旁侧另外一个制服略显高档的人投来赞许的目光，检票员顿时又有了争辩的勇气。在一声乱骂中旁边睡死的工人因为吵闹声蓦地醒来，接着从布袋中拿出从自家带来的一大瓶水，漱口擦脸用手摸干之后，整个洗漱过程便结束了。他见旁边坐了人，便转过身来板着一张跟我湿脸搭话道:
“哈，本来一般进站是不查票的，今天因为有上级监视，才装做要检票的，只能说这家伙倒霉。”
“原来是这样啊，其实不买票本身就是他们的错嘛，应该说都有错。”
“我也没买票啊，到了下车的时候兴许能混过去吧。”
“那你去什么地方啊？”
“去南方咧，听我们村里人说在南方打工能挣不少呢，我想去那里去打工，但是昨天我来的时候那趟车已经走了，我就在这睡了一晚上。”
然后他问我:“你又去哪里啊？”
“我不知道。”我首先答到这句话，想了一会又说道，
“我要去很远的地方，那里比这更容易生活。”
“是吗？那一般工资多少啊？要是还不错的话我和你一块去，反正我没买票，去哪都行。”
“还是算了吧，我不是去打工的。”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关系啊，看不出来啊，这年头有关系的人可吃香呢。”
我已经又默默燃起一根烟，然后以微笑点头式地回答他接下来个人对于社会的种种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候车室挤满了越来越多的人，在满耳喧嚣中，列车终于带着有节奏的步调驶进车站，群人顿时骚动起来，争先恐后地蜂拥而上，对于列车员的命令丝毫不放在心上，我终于在万般艰难中找到了座位，也许是出于天生的习惯，我一直都喜欢坐靠窗的位置，那样可以看到窗外流动的风景。
车一直没动，看着两侧驶过的列车，我一节一节地数着，突然想起了家里的父亲，父亲近几年患上了严重的眼疾，行动很不便。小时候家住在铁路旁边，每天下午放学我都会跟一群泥娃去那里数过往的火车有多少节，那时候父亲总会来那里等着我们数完，并指出谁数的不对，然后略施惩罚以示大人的威严，最后便领着我回家。现在的他也许正坐在铁道旁，一群欢蹦的孩子数着过往火车的节数，只是那里面的孩子没有我，而他再也不能当裁判看清楚火车到底有多少节了。——半小时后，列车开动了，旁边的座位空着，也许在下一站，下下站，会有某个人来将它占据。
车上形成了严格的环境音律，最靠里的角落里听起来很热闹，三五个人吆喝着在一起打牌，声音粗犷而洪亮，对于周围人的感受丝毫不觉。而车厢里的其他地方都像我们这一样，每个人都保持着沉默，偶尔还稍有断续地婴儿哭啼声。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约摸四十来岁的领导干部，一身奢华的西装，表情严肃而镇定，咖啡色的公文包别在胸前，他时而望像窗外，时而呆呆的看向前方——但不是在看我，似乎周围没有任何东西能打乱他的内心，他也丝毫没有开口和谁说话的意思，我只能从那副淡漠的眼镜中体会到那种后天形成的自我优越感。在他旁边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她所有的焦点都是怀里的婴儿，一会唱歌哼小曲儿，一会又因为孩子哭个不停而叫骂，但是马上又作贤妻良母样耐心教导起来。她的行李是我们三人中最多的，座位底下，车厢顶都塞满了，还有一大堆杂物挤兑着我双脚的生存空间，旁边的领导虽然没有发表意见，但是离她远远的，行动上已经表示了厌恶。对此我不想指责什么，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虽然我也是。
我一直看着窗外，我不知道我在看什么，我只是期望着也许在某个时候能看到引起我兴趣的风景，来舒缓目前的僵局给我带来的压抑。突然，就在在不远处的山丘上，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带着自己的孙子目送一趟趟驶过的列车，小男孩欢蹦着朝火车上的人大声的喊到:“远方的客人，你—们—好……”那声音一直在后方不断响起，拨动着车上每一个如我一样的人的心。我顿时回想起小时候家里开了个小赌场，我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因此各种牌都略知一二，但那时没人陪我玩，这是被禁止的不良行为，于是我只能看着那群大人一天天在那里不断的做出各种大人骗小孩的不良行为。也许是在六年级的时候，有个张大爷搬到了我们家附近，他因为儿女都在城里工作，自己不愿给他们添麻烦才来到这老房子里住的，起初他每天都来我们家看别人打牌，但他自己从不玩，后来我忍不住问他：“你为什么不自己玩啊？老看别人打。”他用神秘的微笑回答：“我可我玩不起那么大的呢。”“那你可以跟我玩啊。”“不行，我也不玩不要钱的。”最后我们终于以几角钱的筹码达成了协议，那时我这点零用钱还是有的，此后每当周末我就和他一直玩整个下午，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消遣方式了，他也是的。我们已经俨然成了忘年交，就这样一直过了几年，他的儿女从来只是在过年回家看他或者接他出去住几天，其余时间都是和我进行所谓的赌博，不知不觉中，他来的时候身旁多了根拐杖，腿脚愈发不利索了，出牌的反应也越来越慢，有时候还要我提醒他。我调侃他说：“老张，你这样和别人玩和容易被出老千的。”我一般都这么叫他的，他也并没有多少长辈的架子。他还是用那神秘的微笑说：“我只要能赢你就行了。”事实如此，我跟他玩一般都是我输多赢少。可是后来，他突然没来了，我明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我跑去问父亲，才知道他突然患了重病被儿女接到城里去治疗了，我突然很担心，但还是以为就像平常生病一样马上就会好起来的，只是这几天没人陪我玩罢了。事实上我低估了病魔的可怕，直到他的儿女有一天开车回老家收拾东西的时候，我突然迎来一个晴天霹雳，老张去世了。
我第一次意识到死亡是如此的可怕，有的人说没了就没了，当你习惯了某个人一直存在并以为生活就这会这么一直继续下去的时候，上帝突然带走了他，留下一段漫长的记忆来埋葬，可是悲伤就这么一直残留着，无论何时只要想起了，他就会在那里，仿佛在和你开一个略为重大的玩笑。他儿女来的那天，父亲交给我一封信，说是张大爷给我的，我打开里面是十二元三角钱和一张纸条，那纸条上写着：“小子，这是我以前赢你的钱，我可一直保存着咧，我可不想被人说我骗小孩钱。这么久了，我很感谢你一直陪我度过这些日子，但是以后，我恐怕就不能再和你打牌了，打牌不是个好东西，你还是要读好书，将来才有个好去处。”，我反复地看了好久好久，我感觉胸口仿佛被狠狠撕裂了一般，那由一张张一角组成的十二元三角钱伴随着泪水一滴滴滑落，那天下午，我带着我们一直玩的那副已经掉色了的牌和那封信，跑遍了附近所有大街小巷的赌场，我想或许他会在那里，只是跟我开一个玩笑，我会去告诉他，谁要你还什么钱啊，输了就是输了，没什么不服气的，别把我当小孩子。我找不到，就越来越着急，最后我终于跑累了，就蹲在他家老房子的门口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把那副牌和十二元三角钱一张张地焚化，算是对他幼稚的祭奠仪式，直到很晚才被家人拖拽着回家。此后，我对牌这东西都有或多或少的厌恶情绪，只是在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在他家门前，为他再送去一副新的牌。——列车停住了，我旁边的座位也迎来了它的第一个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