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罗世俊并不知道，事情正在暗中进行着，这件事关乎着罗家全家人的命运，也关乎着父亲的命运。
我是看见了的，眼见为实。工作组长卫明哲已经召开了三次有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骨干分子参加的会议了。在第三次会议上，卫明哲再一次宣读了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规定“构成地主成分的时间从当地解放时为起点向上推算，连续过地主生活满三年者，即地主成分。”卫明哲说，在解放前三年内靠剥削过日子的这次都要补订为地主。卫明哲在会上宣布：这一次，松陵村要补订十几户地主富农。
有几个人一听，眼睛放着光，灰暗发皱的脸庞上洋溢着残秋午后挣扎般的光彩。坐在卫明哲旁边的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史天才，他将肥厚的舌头伸出来添了添嘴唇，嘴一咧，眼睛拉成了一条线，眼睛里的光芒仿佛是从石磨的磨口里流出来的，只有薄薄的一层“这次补订成分以后，还分不分浮财？”这是在场的大多数人所关注的，只不过由史天才说出来了。卫明哲当即表态“分。房屋和家产多于贫下中农的都要分。”卫明哲告诉贫下中农骨干，对于土改时没有分彻底的，这一次要二次“割韭菜”，要分他们的房屋、家具，包括箱柜、桌椅、农具，能分的都要分给贫下中农。有几个人一听，激动了，他们小声议论：解放才。15年，又要分浮财了，这真是托共产党的捅了。卫明哲回过头去对那几个人说：“有什么地方没听懂，大声说嘛。”那几个人缩头缩脑的，不敢说。史天才说：“我提一个意见。”卫明哲说：“你说。”史天才说：“上面为啥只给了松陵村十几户指标？我看再弄出它二三十户地主富农没问题。”卫明哲说：“这是政策规定，不能胡来，先把这十几户搞定再说。”贫农王志祥是一个年过五十的老汉，松陵村人都喊他王大。他咂了几口烟锅，将烟锅里的烟灰磕出来，仿佛是对着自己的烟锅说：“这么一弄，松陵村又得鸡狗不安然了。”卫明哲一听，脸立时拉下来了：
“不对，话不能那么说，阶级阵线不搞清，把阶级敌人不揪出来，我们贫下中农就不能过安然日子。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作为贫下中农的骨干，我们必须立场坚定！”史天才半开玩笑地说：“王大，还没分浮财哩，你就嫌多，得是？分给你的那一份你若不耍，给我，我耍。”王志祥说：“看把你美死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阵子，就开始讨论把这十几户地主富农订给谁家。
父亲至死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次的骨干分子会议上，罗家被圈定了。
开毕第三次骨干分子会议的当天晚上，卫明哲就在全大队的社员会上宣布：松陵村大队的四清领导小组解散，领导这次社教运动的一切权力交给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协会。
第二天，卫明哲将父亲叫去谈了一次话，卫明哲告诉父亲，他不能继续担任大队会计了，因为罗家的成分要重新确定。卫明哲叫父亲在三天之内交清手续。父亲看着卫明哲那张多肉的脸，看着那双细细的眼睛以及和脸庞不成比例的眼镜，脸上的吃惊像因为久病而没有刮的胡子那么旺，他结结巴巴地说：“卫组长，能不能，能不能……”还不等父亲把能不能怎么说出口，卫明哲手一挥，用手在空中画出来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那条线把父亲的话斩断了“不能！你现在就去准备交账。”父亲说：“我不是说当会计的事，我是说成分……”卫明哲说：“这不能由你说了算，有政策规定的，你等着三榜定案。”卫明哲手向外一挥，打发父亲走人。父亲在凳子上冷冷地坐了好一阵子才站起来走了。
父亲回到家中，不住地唉声叹气。祖母问他是咋回事，他只是摇头，一句话也不说。祖母说：“世俊，就是天大的事，你说出来，咱再想办法。”母亲用手报了报头发，身子背对着父亲“你呀，你就是那熊人了，屁大的事也会把你砸倒的，你怕啥？”父亲说：“屁大的事？你知道是屁大的事吗？人家要给咱补订成分哩。”母亲说：“补订叫他补订去。你不说话，人家就不补订了？”祖母说：“要是给咱家能补订上，松陵村有一半儿人就成地主富农了。不行，我去找老卫，看他咋说呀？”祖母抬起屁股就要走。父亲拦住了祖母：“你不要去惹事了，谁还和你讲道理？人家嘴里说出来的就是道理。”祖母说：“照你说，人家是石头上钉楔子，硬钉哩。”父亲说：“我看就是那样的。”祖母说：“你不要害怕，我去问问卫明哲，他想在石头上钉楔子，弄不成。”祖母推开了父亲，出了院门。
午后的街道沉寂而干燥，漠然的树阴下和粗糙的土墙角落里散发着一缕神秘莫测的、梦幻般的气息。祖母踩着初秋疲倦而凌乱的太阳，走到了街道的东头。
卫明哲住在村子东头的马林水家里。马林水的院子敞开着，没有院门，土墙上装着一副门框，门框发灰，萎靡不振，仿佛一张还处在解放前的脸面。站在街道上就可以对院子里一览无余：前院里堆着柴火、烂草，杂乱不堪；东边是四间半厦房，厦房亮出的橡头子有点黑，瓦楞上的茅草东倒西歪，瓦口里的青苔像人身上的垢价一样。整个院子是一副苦大仇深的穷苦模样。祖母向院子里面走的时候，几乎和扛着铁敏、低下头向院门外走的马林水撞了个满怀。马林水抬眼一看是祖母，眼睛瞪了瞪，一句话也没有说。
祖母的脚步声很重，迈出的步子坚定、坚实、坚毅，一院子里的荒芜仿佛被她踩倒在地上了。她一头闯进了老卫住的那间厦房。老卫半躺在炕头，他一条腿压在另一条腿上，双脚拥在炕边，许芳莲坐在他旁边，身子歪在他的右肩脚上，只是没有褪掉鞋子，样子散漫，两个人正在嘀咕着什么，猛不防，祖母进来了。许芳莲一看进来的是我的祖母，屁股离开了炕边，站在了脚地，有点局促，老卫的身子一动也没动。
“卫组长，我是罗世俊的娘。我来找你反映问题。”祖母不卑不亢。
卫明哲在炕上摆出的是一副傲慢的姿势，他慢悠悠地抬起肉身子，慢悠悠地坐在炕边，慢悠悠地将目光挪向了祖母——他的身体仿佛一辆转不过方向的、迟钝的木轴辘大车。许芳莲离开了土炕，坐在脚地那条柴木凳子上了。祖母似乎知道没人给她让座，她主动地挨着许芳莲坐下了。
“什么事？”
“我家不能补订地主。”
“谁说要给你们补订地主？”
卫明哲用右手扶了扶眼镜，将目光拢住，射向了祖母。
“我听人说的。”
“听谁说的？啊？”
“不管谁说，就是不能补订。”
卫明哲干笑一声“这事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祖母大概没有想到谁说了算，她一时噎住了。她抬头去看卫明哲，这个卫明哲卫组长，面部的五官似乎向一块儿游移，鼻子、眼睛、耳朵、嘴巴挤在了一起，仿佛握紧了的拳头好用来打人。
“我们没有剥削过谁，咋能订为地主？”祖母说得很委屈。
“不是你说不补订就不补订，够了条件就要补订，这事不用你多嘴。”
“我向你们反映一下，我们是有功劳的人。1948年我们给了北山游击队26石小麦，1949年初，又给了18石，游击队的孙队长给我们打了白条子，说解放后还我们。解放了，也没有人再提说，还有拿去我们的银元，我们就算贡献了。现在，给我们补订地主成分，不把我们冤死了？”
“你？你是来反攻倒算的，得是？”卫明哲的眼珠子几乎要从眼镜片后面戳过来。他离开了炕边，向祖母跟前走。
“我不是向政府要粮食要钱的。我说的全是实话。”
“你是说，要是给你们订地主，你们就要粮食要钱？”卫明哲逼到了祖母跟前，他嘴里喷出来的、带着还没有消化完的食物的气味播种在祖母的脸庞上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们是为人民政府作过贡献的农民。”祖母也圆睁了双眼，和卫明哲对视，她丝毫不畏怯。当年，宋连长的士兵用枪抵住她的胸脯她都没有畏怯过，她怎能畏怯卫明哲？在祖母的眼里，卫明哲是国家干部，不是兵匪，他能把她怎么样？
卫明哲向后退了一步，他给许芳莲说：“小许，把马闹娃说的这些话记下来。”许芳莲从那张漆色斑驳、两条腿高两条腿低的方桌子上拿起了笔记本，她坐在桌子跟前，埋头做笔记。我的祖母马闹娃静静地坐在那条凳子上，静静地注视着卫明哲那张愤怒的脸，静静地注视着许芳莲奋笔疾书的样子，她的神态半似一个漫不经心的观望者，半似一个受侮辱的少女正在说服自己咽下这苦果——她以静制动，卫明哲想滥施淫威也元法发泄。卫明哲不仅对祖母这么蛮横，他对好多人说话都不顺溜，言语常常横着从嘴里出来。他做供销社副主任时就出手打过他的下属；他做公社里的社民，两句话没说完就出口伤人，骂大队里的支书、大队长，骂公社里的干事，动不动就给他们吐老痰，或伸脚就踢。他像用鞭子和铁叉子制服骤子一样制服了他手下的每一个人。
他不那样做就坐卧不宁。他的心里好像塞进去了一大堆仇和恨，似乎他每天不发泄一些，就担心到死也发泄不完，似乎他只有将那仇和恨向外掏一掏，心里才好受一点。他就是对待女人也是命令式的。他想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和许芳莲干一回，就不管不顾许芳莲愿意不愿意而命令她。这许芳莲也像吃错了药似的，卫明哲越是粗暴，她越是离不开他。那天，就是我的哥哥罗大虎在麦地里撞见他两个的那天，本来许芳莲是和卫明哲一块儿去田地里走走的，走到麦田深处，卫明哲突然想日许芳莲，许芳莲也就没有钮饨，顺从了他。卫明哲做什么事从不替别人想想，干女人也是这样。对别人的苦难他视而不见，也不知道人的痛苦是怎么回事。
“算了算了，你回去吧，你说的事我们记下来了。”卫明哲向祖母摆摆手，叫她走。
祖母坐着没有动。她伸出右手报了报并不零乱的头发，一眼也没看卫明哲。“卫组长，你是说粮食银元的事算了？还是订成分的事算了？”
“你说呢？”
“我不知道，才问你哩。”
“啊？你？”卫明哲几乎要开口大骂了，他一看，许芳莲正在看他，就忍住了“你好大的胆，你去问问，松陵村哪个人敢和我这样说话？”“我这样说话有啥地方错了吗？”
“你？狗东西！”
卫明哲逼向祖母跟前，大概想一把抓住祖母把她提起来。谁料，他抓住祖母的胸脯以后却不松手了。祖母的奶头被他隔着衣服紧攥在手里。我看得清清楚楚，祖母的脸涨得通红，她的手臂动了动，大概想抽出手给卫明哲一耳光。卫明哲脸上的颜色飞快地变化着。许芳莲一看，说算了吧算了吧，她扳住卫明哲的肩膀使劲一扳，卫明哲松开了手。他面部的无耻多于粗暴，完全是一副无赖相。祖母喘了口气，拉了拉衣襟。卫明哲少气无力地摆了摆手说：“你走人，快走。”
许芳莲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用憎恶的目光瞅卫明哲一眼，卫明哲竟然当着她的面下流，卫明哲的举动看似没有用心，其实，那猥亵是逃不过任何人的目光的。卑鄙，太卑鄙了。如果我是许芳莲，心里早发凉了。在松陵村生活了一段时间，许芳莲已从别人的口中得知祖母的为人了。她今天第一天从祖母身上领略了她的从容、沉静、凛然。
她给祖母说：“补订成分的事不会胡来的，要三榜定案哩。你回去吧。”祖母这才走了。
祖母临走出房间时，弯下腰去，从炕边底下的脚地捡拾起了一枚比野菊花的花瓣还小的纽扣，放在了方桌上。许芳莲瞥了一眼那纽扣，脸腾地红了，她下意识地拉了拉自己的衣襟，掩饰似的将身子贴紧了桌子边沿，生怕祖母分辨出那纽扣是上衣上的还是裤子上的。
“嘿嘿！嘿嘿！”
祖母刚一出来，卫明哲就阴沉地笑了两声。
“你笑什么笑？”
许芳莲瞅了卫明哲一眼，转身要走。
卫明哲一把抱住了许芳莲。
“放开手！”
许芳莲压低声音叫道。
“我偏偏不放手。”
卫明哲抱着许芳莲向炕跟前挪。
“你看你？来个人多难看？一点儿也不注意影响？”
“注意啥影响？我就是大开着门窗和你日X，看他谁敢放个屁？”
祖母没有回家去。她走出了村街，径直向村口那棵高大的白皮松走去了。田野上没有一丝风，能听见太阳光像猫喝水似的发出的声响。威严的白皮松默然无语地伫立在默然无语的午后。祖母抬起头来，目光穿过了树冠。从针叶间透出来的乱七八糟的天空仿佛被一把大手随意抓伤的脸庞：指印清晰，伤痕累累。祖母无可奈何地将目光收回来，不再注视树冠，也不去看脚下的草地。她略略抬起双眼，向东边的田地里望去，她排除了从双眸中流露出来的那一丝痛楚，目光中含着追忆、渴望，一点一点变得青春了——美好的往昔像画卷一样在她的眼前展示着。她定睛看时，东边的田地里不是热情奔放的小麦而是呆头呆脑的高梁，大片大片的高粱地、康子地似乎很空洞，她的视线里只有一片糊涂而干涩的绿色。当秋天接近尾声的时候，那衰败也像幕布一样很快地落下来了。祖母的身子背靠在松树的躯干上，泪水清然而下了。松树下曾经演绎的那悲壮而欢愉的一幕很快成为陈年往事了，祖母将她的年轻、漂亮、青春、活力给了三个男人，给了松陵村的土地，她用她那肉身子抚慰过的那三个男人早已魂飞魄散了，留下来了她，留下来的是她的孤单和无依无靠。留下来的生活也是灾难接着灾难，她大概从卫明哲的目光中已读得出，厄运是难免了——罗家将从农民群众中被划出去。虽然，祖号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她不像父亲那么恐惧和怯懦，可她心中的伤痛是没有人来抚一抚的，再艰难的日子她也得顶着过，再痛苦的事情她也得嚼碎咽下去，哪怕生活是一剂难以下咽的苦药。祖母揩了揩泪水，微微闭上了双眼，让往事从她的眼前一闪而过。
祖母睁开眼睛时，一张瓦刀脸瓦刀似的猛然向她砍过来了——村支书史天才站在她面前。四十六七岁的史天才干瘦干瘦的，像3亩地里的一棵高粱轩。史天才的一双眼睛木勺子般在祖母的身上苗，仿佛祖母是他家的一条河，他随时可以将手伸向那条清澈的河水。
史天才和工作组里一个叫做胡一平的年轻人去岐阳公社外调刚回来。所有的外调材料都是史天才派人搞回来的。这一次，调查罗家的事，他出马了。他把这件事看得很重，派谁去，他都不放心。走到县城，胡一平到他的女朋友那里去了，史天才一个人回到了松陵村。史天才和胡一平是昨天就到了岐阳公社的。两个人在岐阳公社的张村找到了1947年给罗家打过短工的张来娃，史天才和胡一平给张来娃做了大半天的工作，叫张来娃出具一张给罗家当过一年长工的证明，憨厚的张来娃说什么也不。这两个人说服不了张来娃就请来了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动员张来娃，张来娃一看那架势，反而躁了“叫我编着说瞎话？我不。我不能做损阴德的事，我给罗炳升只割了一料子麦，麦子碾进包里，我就回来了。我吃了人家湿的，拿了人家干的，罗家待我不薄，我不能吃谁家饭砸谁家锅，叫我现在给罗家屁子底下支砖头？那不行。”张来娃的口气不容置疑。尽管大队支书批评张来娃阶级觉悟不高，张来娃还是没有出具当长工的证明，他只写了一张给祖父干过三十六天短工的证明。
第二天临走时，史天才从胡一平手中要过证明一看，见署名是张来娃，他给胡一平说，叫张来娃另写一张证明。胡一平还不解其意，“那熊人理得很，他还能再写？”史天才说：“你忘记了？他们的支书把张来娃叫张成，那张成肯定是他的大名，咱就说，证明上要写大名，叫他另写一张，署上大名，一个短工不就变成两个短工了吗？”胡一平如院酬灌顶，这个年轻人不由得抬眼打量史天才：这个单薄得如同白纸一样的中年农民心眼儿却这么稠？他是不能小看这个农民支书的。
张来娃不知道人家给他当上，第二天，他又出具了一张证明，郑重其事地写上了大名张成。老实的农民不可能想到将署有张来娃的那张证明索要回来，因此，两张证明都叫史天才拿走了。有了两张证明，史天才和胡一平这一趟也算没白跑。
土改那一年，史天才就想将我的祖父罗炳升置于死地。可是，他没有办到，因为有乡长孙锁娃在前边顶着，作为农会主席的史天才是执拗不过乡长的。那时候的政策界限很严，要胡来也不容易。
史天才的一口冤气一直没有机会吐。
解放的前两年，史天才也跟着北山游击队干过一阵子。老百姓之所以把游击队叫做“屁红子”，就是因为在游击队里有史天才这样的人。史天才用游击队的名义给罗家下过两次麦条子，祖母不知端底，就按条子上所说的将小麦叫人驮到了横水镇。史天才收到小麦后，给罗家打了个条子，就在粮食集上将小麦祟了，他拿上祟粮食得到的钱去了陈村的赌场，没黑没明地赌，直到把手中的钱输光后才走人。本来还算殷实的史天才将祖上留下来的土地卖得只剩下能糊口的2亩多了。他没有赌资，就去骗人。第三次给罗家下麦条子，祖母多了一个心眼，她拿上条子去找孙锁娃。孙锁娃一看条子气得直骂娘，他叫罗家驮上麦子再次去了横水，自己带了两个弟兄埋伏在史天才指定的地点周围。当史天才叫人将粮食弄下驴背后，从小巷中钻出来的孙锁娃将史天才堵住了，他下了史天才的枪，将史天才带到了横水镇西边的一块苗宿地里。孙锁娃命令史天才跪下，史天才连哭带喊，求孙锁娃饶命。孙锁娃拉动了扳机，史天才瘫倒在了首宿地，缩成了一团。
孙锁娃一声不吭，举枪瞄准了史天才，就在他句动扳机的那一瞬间，枪口向上抬高了一点，枪响之后，子弹从史天才的头顶上飞过去了。孙锁娃收起了枪，离开了茵稽地。史天才吓得扁了一裤裆，他在茵宿地里昏睡到了半下午，从此，结束了他的游击队生活。
史天才当然知道，这是祖母马闹娃给孙锁娃报了信的。他对祖母咬牙切齿，却毫无办法。镇压反革命那一年，机会来了，当他知道上面要收拾孙锁娃之后，史天才用三个不同的名字出具了孙锁娃当土匪抢人的证明，将孙锁娃送上了断头台，他才长出了一口气。
祖母一看是史天才，拧身就要走。
史天才说：“河南担，你不要走，我有话给你说。”
我的祖母站住了，她看了一眼史天才“你说。”
史天才看着东边的一大片高粱地，这高粱是早熟品种，阴历的七月初就红了，高粱地里仿佛燃烧着一片红云，干枯的叶子元力地从高粱轩上垂吊下去。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从高粱地深处飞过来，散落在高粱秤上，它们一边啄食，一边扑跳，旁若无人，肆无忌惮。突然，它们一齐又飞走了，叫声如石头一样干硬。史天才将视线挪向了我的祖母“我是说，这高粱地和麦地里一样的受活，你不想试试？”
祖母知道史天才的话中是什么意思，她盯了史天才一眼“你？你不要胡说。”史天才做了一个要将祖母扛上肩头的动作，咧嘴一笑，露出了几只黄牙，祖母气得用双眼瞪住史天才。
“哈哈！哈哈！”史天才大笑不止。
祖母抬脚就要走，史天才横在了她的前面，拦住了她“你不要走嘛，我确实有话要给你说。”
祖母将目光迈向了一边，没吭声。
史天才说：“有人吵吵着要给罗家一顶地主帽子。我看这帽子是戴定了，罗炳升死了，这帽子给谁戴上合适，你想过没有？”
祖母说：“你想给谁戴，就给谁戴，松陵村还不是你说了算？”
史天才说：“这话你算说对了。你年轻轻的，戴地主帽子怕不合适吧？你就不想，一戴上帽子就成敌人了，那苦可不好受呀，你看你，细皮嫩肉的……不过，你不想戴，那好办呀，日自现在就商量。”史天才皮笑肉不笑的，他一看，祖母不吭声，就用眼睛向高粱地里戳了戳：“这会儿地里没有人。就是有人看见也只能眼馋。”
“驴，你是头驴！”
祖母骂了一声，拔腿就走了。
“哈哈！哈哈！”史天才抖动着身子，又是大笑不止。祖母听见，史天才在身后吆喝着：“河南扭，你等着吧。”
我知道，史天才就是这德行，他只是为了羞辱祖母，并不想把祖母扛进高粱地去胡来。从年轻时他就好赌，却不好色。他经常是口出粗言，脏话长淌。走在女人堆中，他尻子一拧，一串响屁，招致的是女人的谩骂或狂笑；在地里劳动时，他不避女人，掏出他的玩意儿就尿，惹得女人们不是大骂，就是抓一把土给他扬过去；忙天里，在大场里碾麦，他将女人压倒在麦草垛子跟前，抓一把麦糠，硬向女人的裤裆里塞，一场里人围着看热闹，他却拍拍手，哈哈大笑。他虽然言语粗，手脚粗，可从来没有上过谁家女人的炕，也没有和任何女人胡来过。他用嬉闹、用粗言粗语掩盖自己的阴暗心理，他极力向村里人表示，他是一个嘻嘻哈哈的开朗之人。他看似粗俗不堪，确实心细得如绣花针一样，他装做很粗野很粗矿的样子，装做一个缺少心计之人，其实却寓阴毒于爽朗之中。他那张瓦刀脸不是常常阴沉着，而是经常挂着一缕捉摸不透的笑意，即使和自己的婆娘、和自己的儿女生了气，出院门时，那一缕捉摸不透的笑也要像出台的戏子挂上胡须一样戴在脸上。松陵村大多数人对他是摸透了的，他这么不阴不阳地笑着，只能表明他心里并不好受。他是农民中不好对付的那一种，他所具有的并不是好多农民所具有的小狡猾，那种小狡猾还有些可爱之处，而他的阴暗往往是牌桌上失利之后掏了腰包的那种无可奈何又缺少资金用来报复的刻毒、狭隘。史天才一看，受了辱的祖母落荒而逃了，他对着天空吆喝“马闹娃，我日死你！马闹娃，我日死你！”
祖母回到家中时，父亲正在训斥哥哥罗大虎。眼前头一片黑暗的哥哥去后院里解手，不知怎么的，一只脚踩在了喂猪的铁盆上，铁盆被他踩破了。对于这一家人来说，要买一只喂猪的铁盆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花费，尽管一只铁盆只要一块多钱。哥哥知道自己错了，蹲在铁盆跟前，用双手将流淌出来的猪食向铁盆里掬。猪食弄得哥哥身上满到处都是，满腹心事的父亲借此训斥哥哥。进了院门的祖母一看蹲在猪食盆跟前的哥哥，一把将他拉起来了。祖母给哥哥打来了一盆清水，她用毛巾将哥哥身上的猪食擦净了。哥哥的双手在清水里洗了洗，他握了握自己的拳头，要捶自己的眼窝，祖母拉住了他。祖母说：
“大虎呀，你爹心里有事，你大了，要体谅他。”哥哥一听，伏在祖母身上哭了，他哽咽着“我知道的，家里发生的事我都知道。”哥哥变得敏感而脆弱。不要说父亲训斥他几句，就是父亲说话的声音大一点，粗一点，他都能从中捕捉到父亲的情绪变化。家里稍微有点响动，哪怕是那只老母鸡扇动一下翅膀，或者几枝柴火被母亲遗落在院子里，我的哥哥罗大虎都是能听见的。不要说吹风下雨了，就是太阳照在北墙上，星星又落了几颗，他同样是能听见的，一丝儿声息都能使他心灵震动，引起警觉，引起不安。他的这种变化，我的祖母马闹娃最清楚不过了。这也是祖母最担心的，把什么事情都装在心里倒腾，是最折磨人也最伤害人的。哥哥说不出来，也无法说，这才是他的痛！
轻言轻语地责备了哥哥几句，祖母又去宽慰父亲了。父亲瘦了，他坐在脚地的凳子上，身上的粗布褂子显得相当宽松。他的面庞上挂着几丝浅谈的暗影，身体呈现出的是一种纤细，宛如霜杀了的高粱轩。
我猜测，父亲的心情可能犹如怀里抱着一颗定时炸弹，却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也许，一旦爆炸了，他反而会安定一些。现在，一秒、一分、一小时、一天……时间成了他的敌人、他和时间在较量。
祖母叫了一声世俊，父亲抬起了头。
“大虎灵得很，你少说他几句，娃还小，受不了剌激。”祖母从孙子说起。
“还小！我像他这年龄，犁地、扬场、拉粪拉土，啥活儿不干？”父亲说。
“你心里不宽展，我知道。你有话就向我身上倒。”
“人家给咱脖子上架刀哩，口自总不能装做看不见。”
“就是架刀，也没啥害怕的。”祖母实话实说，“我见到史天才了。”
“他是咋说的？”
“也没说啥。我能看出来，他非给咱订上不可。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害怕，就是戴帽子，也会给我戴上的。松陵村的地主、富农不是谁一个。”
“这太冤枉了。”
祖母淡然一笑“世上不公平的事多着哩。你想开一点。”
父亲看了祖母一眼，低下了头，一句话也不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