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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老房子挺过近百年，庇护了几代人，终于不堪重负。有一天听母亲说，厨房的屋梁上“喀嚓”响一声。我们都不能再进厨房。然后院子里又聚了很多的人，这些人把一根很粗的木头立在屋子当中，一头顶梁，一头顶地，算是支撑着了。东边的堂屋，已经不能用来祭奠祖宗，泥巴做的供桌上陈放着一些木头干草。屋顶和房檐下有几个窟窿，进去不是看见许多大小不同的探照灯光，就是听见风吹草动声响。堂屋的东墙更是摇摇欲坠，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外面有起了两个土台子，像老人的拐杖一样，支撑着它风雨飘摇的身子。早上起来，晴好的太阳，那个土台子的角落里，可以遮挡西北风，正是个晒太阳的好地方，但，母亲却用严厉的呵斥声不让我们靠近半步。
历史上，70年代末是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政治气氛好像不再有传说的那么紧张，政府开始鼓励农民改善居住条件。我们队里是计划分批改造搬迁的。我们和叔叔家的房屋最破，所以赶上了头一批。
毕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之后，人仍然不能太突出个性。新房的规划是整齐划一的，所有人家都在东西一条街上，分南北两排。一家连着一家，每家有单独的院落。每家的院子里又分前后两院子，前面的住人，后面圈养牲畜家禽。院子要一样大，房子要一样高。这些建筑风格，在民勤县的各个村落里，至今仍然保持着，象历史书的一页。这种建筑的特点之一就是藏不住秘密，不管谁家，大小有件事情，只几个妇女们在一起凑一凑，就像石子儿激起的涟漪，一层层扩散开来。
新房奠基的时候，母亲蒸了一筛子白面馒头，晚上，我跟她着她偷偷地去祭土神。母亲胆小，这种烧香祭神的事情，不做怕得罪了神，做了又怕挨“革命”批评。她喘着粗气，战战谨谨把十来个馒头摆成一个塔一样的形状，上了三炷香。我全然不知母亲的心情，只盼长白胡子的老头快点来拿馒头。老头最终都没来，我看见一个黄黄的月牙儿在天空里歪着。
大人们忙起来了。母亲的声音不高，但仍然象个牢固的绳子一样栓着我，一会儿得去抱些柴火来，一会儿又要塞进灶火里，我不能再去找小伙伴玩耍。盖新房子的地方很远，我提一壶茶给他们送去，路上要停下来歇几次。茶是刚开过的，我一走一晃，茶撒在裤腿上，裤子湿了，肉被烫得生痛。路上要经过一个水沟，水沟里没有水，但是我要翻过去不太容易。不过，就像我在以后所经历过的那些坎坷，每次我还是翻过去了，尽管壶里的茶少了很多，也不再烫人，我终究能送到他们的手里。
盖房子真不容易。我们家因为父亲做的房屋设计变化，那几千块土块（盖房子用的土胚），摞起来，搬下来，从东边挪到西边，又从西边挪到东边，辗转几次，让全家人为此多受了不少的劳苦。三哥每次只能搬动一块，我专门捡一些小的或者半截的搬，二哥能搬动两块，但他经常试着三块地搬。二哥一开始就是把劳动的好手。除了大嫂，全家人使劲干，有住新房的希望，心里都有劲。最后，土块搬停当了，我们的衣服前襟都磨破了。我公道地说，大嫂不是偷懒，她挺着大肚子，正在孕育着我的侄子。盖房子是最苦累的事情，老天睁着眼睛专门照顾大嫂，这个时候给我家送来了传宗接代的宝贝，她躲过这场空前的劳苦。
新房终于一砖一瓦盖的盖起来了，都说苦得脱了一层皮。老屋拆了，老屋的那扇窗当然也拆了，我的童话世界就消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