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县中学,本家伯父被斗得最惨。从他被揪回来后形销骨立的样子可以看得出来,他在那里吃了许多苦。他蓬头垢面,眼窝深陷,面容黝黑,唯一支撑他的还是他挺直的脊梁。村民和学生们闻讯赶来看热闹的时候,本家伯父已被勒令站在学校门口的石狮旁边。我站在远处悲哀地望着他。他也悲哀地望着我们。我发现,他的悲哀不是为了自己的屈辱,倒好象我们这些看客置于耻辱的不幸。好象我们受到了摧残和凌辱,他作为旁观者却显得无能为力。
本家伯父面容凄苦地站在火热的太阳光下,悲悯地注视着我们。有两个四五岁的调皮小儿,朝他砸石子,他眼睛眨也不眨,目光象看着两个病入膏肓的孩子一样。我从住校老师的窑里舀了一瓢凉水,举到他的嘴边,他感激地冲我点点头,然后便象在沙漠里跋涉了很久的老马一样,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猛然间,我手中的水瓢被夺了过去,残剩的水浇了我一头一脸。我回头去看,认出是我们村的贫协主席。他身后是几个穿着军装的红卫兵。贫协主席大声喝斥我说,你难道不知道,他是反革命,是黑帮分子。那几个红卫兵则过来捋我的头发,用脚尖踢我的腿。本家伯父立刻厉声道,你们放开他,他还是个孩子。
红卫兵们悚然一惊,放开了我,但他们还是迁怒于我,将我一巴推倒在地,本家伯父再一次厉声道,你们没有看见,他还是个孩子。那个本村考走的红卫兵扑过去猛地摔了他一个耳光,我看见一缕殷殷红血从本家伯父的嘴角沁了出来。我爬起来大声说,你们不能打人。那个红卫兵又打了本家伯父一个巴掌。我无助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那些日子,村里每天晚上都要开批斗会。斗争的对象除了本家伯父,还有一个也是我本家的远房爷爷。他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这个富农近几年连遭不幸,婆姨死了,女儿难产死了,儿子是残疾,他自己也已奄奄一息。所以人们批斗的主要目标还是本家伯父。村里的批斗会,照搬到今天,都是绝妙的引人发笑的小品。但在当时,批斗会都显得无比的庄严和冷酷。
我们村的支书和队长,那时还没有揪出来,他们还作为一级政府的代表,主持着批斗会场。他们都没有上过什么学,讲起话来词不达意,吭吭巴巴,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主宰这方土地的威望。他们疾言厉色地数落着本家伯父的罪行,一是反对毛主席,仇视共产党;二是毒害接班人,传播封、资、修;三是不结婚,对现实不满;四是不入群,独来独往搞破坏。他们说一句,本家伯父驳斥一句。他们显然不是本家伯父的争辩对手,理屈词穷时,便扑上去打他一个耳光。
批斗会成了村民每晚的必修课。每天吃罢晚饭,不用队长哟嗬,人们便早早聚集在我们学校的院子里。这是他们一天劳作之后,唯一开心的时刻和机会。后来,又成了村里妇女发泄满腹悲怨的场合。她们常常一手指着我的本家伯父,一手指着她们的形象萎琐的男人,不争气的儿子,拍着大腿和胸脯,数落自己的不幸。大队领导经常为她们这离题万里的批判大伤脑筋,不得不一会儿站起来纠正她们一下,她们脑子似乎都非常灵醒,一经指出,马上跳起脚来,骂我的本家伯父,都是你狗日的挑唆,我男人一个月也不上我的身。
村民们大笑。但他们很快明白,这样的批判也合情合理。本家伯父始终不肯结婚,这无疑在村里带了一个坏头,使得村里的男人不喜女色。
他们还把婆媳不睦,兄弟失和,父子反目,翁媳乱伦,都归罪于本家伯父,而且证据确凿。他们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某年某月某日,本家伯父指责某家人,父不父,子不子,致使他们父子失和。某年某月某日,本家伯父对某个男人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致使他们夫妻分居。而且,他们还言词凿凿地说,六儿的婆姨投井自尽,也是因为本家伯父对她的不轨横加指责,促使她走上自戕的道路。
我发现,大队干部批判本家伯父时,本家伯父还据理力争,但轮到村民们,尤其是我们邵氏家族的人批判他,他却缄口不语。他象心服口服似地低着头,接受人们唾沫四溅的声讨。以致我也开始反思,本家伯父是否真是罪不可赦的修正主义分子。
本家伯父晚上接受批斗,白天则挨家串户掏粪。他掏粪也象他教书一样一丝不苟。每个动作,每套程序都象事前设计好一样。我发现他进院子之前,总要咳嗽三声,装好粪以后,也要咳嗽三声。掏粪的时候,不急不躁,小心翼翼,绝不会在茅道和茅板上洒一滴一块。掏完之后,还要用条帚将茅厕里外清扫一遍。他的表情也一如既往,即使面对昨晚声讨他的婆姨媳妇现在灿烂如花朵的讨好笑容,他也一样面无表情,冷峻得看不出一点反应。他对任何人的招呼,均不作回答,包括我的奶奶。其实我的奶奶对他这个本家侄儿素无好感。这不倒是因为本家伯父在她面前着落和嘲笑过我的爷爷,说我的爷爷在日本人的指使下,烧了村里唯一的庙宇,有汉奸卖国奴的嫌疑。而是我的奶奶,一针见血地指明,我之所以行为怪涎,在村里惹事生非,概出于本家伯父的教化和影响。所以,我的奶奶也不失时机地在批斗会上,对他进行了声讨。尽管我的奶奶满嘴无牙,跑风漏气,说不清楚她的意思,村民们还是同情地颌首称赞。他们一致认为,我这个邵家最聪明的传人,已被他教唆成了一个顽劣不规的少年。
我沮丧地发现,本家伯父在村里几乎没有什么亲朋好友。如果说,过去大多数村民轻蔑他,现在则是全体村民都在仇视他。他已不仅仅是生错了年代,而且生错了地方。他与乡村格格不入,他与这些芸芸众生也格格不入。这是他真正的悲哀。
自从本家伯父从县中被揪回来之后,奶奶便不让我再去见他了。我过去还有借口,借书,问作业,现在什么借口也没有了。我只能托词说出去玩,偷偷地溜到他的土窑去看望他。最初一段时间,本家伯父关在大队的旧仓库里,有人看守。后来,大概觉得他不会逃跑,而且随着县城揪走资派的风声越来越紧,人们认为他已没有多少斗争和取乐的价值,就把他放了出来。开始几天,本家伯父把自己关在土窑里,不吃不喝也不开门。我几乎每晚都要爬到他窗户上看他,我敲窗户,他不应,我砸门,他也不理。我担心他会出什么事,又不敢大声喊他。后来,我透过玻璃看到他象和尚坐禅一样,面壁而坐,我就放心地知道他的生命还在继续着。终于有一天,他为我打开了门。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以后你再也别来这里了。我没应他,习惯地走到他的灶火旁,为他生火,烧水。他又回到炕上,面壁而坐,他默默地看着我,又说,你不该来的,合作。我还是没有说话。他又说,我被人监管着,你来会给你奶奶惹事的。我说,我不怕。我看见他摇了摇头。
我先给他烧好水,然后给他做了一锅我仅仅会做的玉茭面煮圪瘩。他说,我不饿,我不想吃。我说,你应该吃。他眼睛蓦然亮了一下,随即又暗淡下去。我听见他嘟哝了一句,这就是命运,这就是我这种人的命运。我没有听懂他的话。他突然又说,我小时候读书很好,先生总对我不以为然。先生说,有些人适宜读书,有些人不适宜读书。有些人读书,可以做官,光宗耀祖。有些人读书,却只会导致败家身亡。先生没有明确地指我,可是我看得出来他是在说我。因为我经常找他争辩。先生既喜欢我,又讨厌我。先生和村里的一个寡妇相好,那寡妇,是我的一个本家奶奶,人很漂亮。我有好几次坐在寡妇家院外的石头上,看着先生提着裤子出来。我不说话,先生却是很惭愧的。他知道我是故意的,他有一次就对我说,你读得书越多,可能遭得罪越大。我当时以为他是诅咒我,还不服,今天果然证实了。
我劝他几次,他才拿起筷子吃了一点。他一面小心地喝着汤,一面用眼睛悲悯地看着我,我发现他泪光闪闪。他放下碗筷,突然说,我在你的身上也看到了我自己。
我吓了一跳。感到有一股寒气透过脊梁钻入了我的心里。将近十年之后,我坐在监狱的马桶上突然想起了他的这句话,冷汗止不住地流进了马桶。
本家伯父又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他说,我们邵家人大多是我爹和你爷爷那种人。他们稀里糊涂地来到这个世界,又浑浑噩噩地走过他们的一生。他们从不想明白这个世界,他们只期盼着能活下去。那怕吃糠咽菜,那怕承受屈辱。他们不去招惹谁,别人招惹了他们,他们也默默无言地不争不怒,他们虽然不幸,但结局都很圆满,娶妻生子,繁衍着一代代的人。我是他们的异类。他们便容不得我。水至清无鱼,人至察则无徙。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也哀你之不幸,怒你之狂勃。
我不明白他的话,痴呆地望着他。他忽然苦笑了一声,说,合作,你以后别来看我了。你回矿上去吧。现在学校停了课,你也不必上什么学了。将来学一门手艺,养家糊口便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哩。
我感到浑身冰凉,牙齿已有些打颤。他的土窑并不是很冷,可我这时却觉得寒气逼人。
本家伯父朝我挥了挥手,说,你回去吧,我想说的话,已经都说了。我还想滞留一会。看他驱意坚决,只好战战兢兢地退了出来。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谈话。
第二天的傍晚,人们发现他时,他已悬挂在了后沟那棵柳树上了。那天傍晚的风很大。他的身子在风中飘飘悠悠,象一面哀悼的旗帜。
人们在他的土窑里只发现一张墨字的纸条,纸条上写着“士可杀而不可辱。”
人们不知道,他为什么选择在这棵柳树结束他的生命。人们象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相互嗟叹,村里最有文化的人死了。以后过年,找谁写对联呢。
我的奶奶也悲天悯人无限惋惜地说,要说,你三伯也是个好人哩。他不偷不抢,不嫖不赌,从没犯过什么事哩。我站在本家伯父的棺木前,对那些忙忙碌碌的人们说,他是你们害死的哩。人们就怒不可遏地看着我,斥责我说,你一个小孩家家的,竞敢这么胡说。我没有怯意,仍大声说,你们那一个没揭发他,批斗他?他们面面相觑,有一人突然醒悟过来,说,是领导让我们斗他哩。领导让我们斗谁,我们敢不斗谁?我说,领导也许明天就让斗你哩。那人一怔,忽然又嘿嘿地傻笑了起来,说,那就斗吧,谁让咱赶上啦。不过,斗归斗,我可不去上吊。好死还不如歹活着。
众人便笑。
本家伯父死了已近三十年。我现在还依稀记得他儒雅而又有些寒酸的模样。他定格在我记忆中的形象,是他上完课,一个人站在校门口的那尊石狮旁眺望丛山峻岭时的样子。他面容清癯,眉毛细长,鼻梁很高,左分头,身穿蓝布中山装,臂肘间夹着教科书,一只手凝重地横握在胸前。他茫然地在望着什么,他望见了什么呢,我不知道……
本家伯父的名字叫邵士昌。